古籍索引与古籍整理遐思

冯先思

（复旦大学古籍所   上海   200433）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新整理本，没有附录索引，此前梅原郁[①]和裴汝诚先生[②]分别编制的两部索引都没法利用了。我们是否需要再编制一个配合新整理本的索引？事实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新整理本，仍然算不上尽善尽美，如早期的钞本仍未利用。随之的联想是，以后是否还会有新的整理本？是否会再编一个与之配合的索引？每出现一次整理本都淘汰一个索引，无疑是对学术工作者精力和时间的巨大浪费。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新的方法，来减少新整理本的出现对其索引的淘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古籍索引，还是古籍整理？

众所周知，古籍索引的编制和古籍整理的是密不可分的。哈佛燕京学社编辑了数十种古籍引得，但是这些引得现在已经很少为学界利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所依据的古籍版本，现在多数已经不再流行。索引的编制必须依托一部书的固定版本，这个版本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那就是完善、易得，对于读者来说，这两点缺一不可。如果索引依据的版本被后来新的版本取代，那么这个索引也就只好束之高阁。

现在是文献大发展的时代，很多古籍善本、稿本都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个图书馆化身千百，影印出版，有些图书馆还推出了电子本，供网上免费阅览。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材料层出不穷，催生了很大一批古籍的重新整理。新整理本的诸多优点，肯定有取代已往版本的趋势。即以二十四史为例，大家最为易得的标准本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但是随着近几年新修订本的陆续出版，相信在一段时间之后，旧有版本会逐渐淘汰，那与之配套的诸多人名索引也就随之失去了实用价值，还得编制新的人名索引来与之配套。

索引一般是对应一部书的页码，这是洪业先生在编纂引得时所特别强调的。他认为编纂引得最低的两个条件是“一，学者得了引得之钥，不可叫他再花好些工夫去找目。二，录末之数，应以页码为单位。”这固然是为读者的方便着想，当读者所使用的书与引得的版本不同，引得的页码仍然是不精确的。洪业的解决这一麻烦的办法是在引得之中附录推算表，按照不同版本之间页码的比例，来推算不同版本之间的页码。但是洪业所依据古籍的页码和今天通行本之间的页码已非同一概念，推算起来更为麻烦。如果索引编得更为合理便捷，那读者就不必苦于作数学运算了。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呢？那就是索引的目标不单单是对应页码，而对应文本内部的层次。比如周祖谟先生的《方言校笺》所附录的《通检》（《索引》）就是如此。此书的索引有两版，一个为吴晓玲先生编纂的《方言校笺通检》，内容较繁。一为郭雅莉编纂的《方言校笺索引》，内容较简。这个索引的编码是和正文的分节相照应。因为《方言》的主体部分可以切分条目，每个条目对应了一个编号，所以此书的《索引》不仅仅对应了页码，还对应了条目编号。故而这个索引就具备了很强的生命力。华学诚的《方言校释汇证》所附录的索引也继承了这一优点，并且增补了更多的索引项，虽然是两部书的索引，实际上是相通的。比如王宝刚的《方言简注》，也袭用了周祖谟的条目编号，所以上述两种索引也可以用于此书。与此类似的还有杨伯峻先生注释的三部书：《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先生为这三部书都编制了词典，他的词典词条都附载出处，故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词汇索引。与《方言校笺》类似，杨伯峻注释的上述三书都为每个章节标示编码，他编纂的词典不仅仅可以用于他所注释的版本，还可以用于其他各种标示编码的版本[③]。

这种基于文章内部层次的称引方式于古有征。前人称引经书往往可不用卷数。比如称引《周易》，往往是可以直接引卦名，甚至“易传”。《诗经》本身有《风》、《雅》、《颂》，《风》下分国别，国别下有诗题，称引时可以案顺序标示。《尚书》、《仪礼》《礼记》则可以直引篇题。《周礼》的层次也如《诗经》那样，分为三层，可以逐层称引。《春秋三传》则可以先列春秋十二公名，然后是某年，之后说明是经或某传。这种称引方式形成的习惯，至今仍然行用。如果我们将这种方式，推而广之，在索引编制过程中充分利用文本内容的层次结构，那就可以事半功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了。

但是要编制这样的索引，需要和古籍整理相配合，即对古籍的分层、编号，编号要尽可能简单、统一。像杨伯峻、周祖谟那样，为所注释的古籍分层编号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新整理的古籍最好在能给文本内容分层编号，一来也方便称引检索，一来还有助于索引的编制。这种给古籍内容编号的形式，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些品种已经有了不少例子，如《孟子正义》、《尔雅译注》、《世说新语校笺》、《白居易诗集校注》等书，此外还有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等丛书部分早期出版的品种，如《清波杂志校注》、《西溪丛语》、《管城硕记》《学林》《订讹类编》等书。但是这也只是少数，大部分的古籍是没有编号的。这固然是因为有些书不容易分段编号，但是有些特别适合编号的典籍，如小学类书[④]、书目题跋等文本内容层次分明的书也都是很少有编号的。

此外还有别的办法。比如模仿外文译本在段落旁边标注原文页码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古籍整理本中标注底本的页码。这样可以使得以前的旧索引也能起死回生。就以修订本二十四史来说，由于文本的内容没有本质上大范围的改动，新修订本还可以在页眉或者页脚，标注旧本的页码，这样新的版本还隐约可见旧本的样子。旧本被替代之后，将来的读者读以前的论文之时，覆核原文也就不必为找不到旧本而烦恼了。这种烦恼我们文史学界的已经出现，特别是民国学人或者早期港台学者的文章中的引文往往和现今的版本不同，想要覆核殊为不易。如果这样添加旧页码的方式，可以使得过去文章中引文的页码，在今后的日子中仍然能起到作用。特别是旧的人名索引，也大可不必重编。这种标注旧页码的方式，特别适合文史哲基本典籍的新整理本，文本的传承不仅仅是文字内容，还有应该有版式。后人肯定会比今人有更为切身的体会。

若从保存旧本版式这一思路去思考，还可以发现，我们的近几十年的古籍整理，除了影印之外，很少注意传承古籍版式的。新的古籍版本大多不再保存底本版式，这固然是因为印刷技术的不同，笔者以为其实更多的是人们的观念认为这个不重要。如果把汉代校刻石经、唐人校订《五经正义》、五代宋人校刊经史也算是古籍整理的话，或许我们就发现，其实保存原本款式是多么地重要。后世学人依据汉石经碑图复原经书文本面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复原，其实也牵涉到很多文本内容的讨论。宋人勘定官本之后，往往会颁发各地方，许其覆刻。这成为宋代善本古籍刊本流布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实这种覆刻延续时间很长，今天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南宋覆刻北宋官本，往往就保存了旧本版式，这比新刊的版本更为受人重视。元明以来，覆刻的旧本，往往见重于读书人，以至于在清代有覆刻宋元本的潮流，这种潮流到民国还传承。图片印刷技术发达之后，影印成为覆刻事业的继承者。所以古籍整理的一个很重要部分即为影印。但是影印的技术仍然还有一些缺陷，比如有些底本模糊，读者的阅读体验并不好。《四部丛刊》影印本的描润虽然受到版本学者的批评，但是他确实在保存旧本面貌和提升阅读体验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可惜的是描润在近来的影印中已经很少见到。

按照旧本版式排印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方式。台湾学者林庆彰校订，叶纯芳、乔秀岩编辑的《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就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这种古籍整理的方式严格按照底本的行款来排印，做到每页每行都可以和原书相对应。古人覆刻旧本，保存了文本旧貌也延续了旧式行款，我们的新本完全也可以有一批典籍采用这种方式排印，特别是一种版本系统比较简单的重要典籍。如果有文本的校订，也可以排印在在天头或者附入卷后，这在电子排版技术发达的现在，都是十分容易办到的。

中国古典学的重建，自然应该是从最基础的典籍文本的校勘做起，在构建基本文本的时候，最大可能地保存历史信息，是很重要的环节。一些重要的典籍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文本面貌，一个是严格的学术校勘本，一个是基于校勘的笺注本，还有就是日常读本。其中的校勘本和笺注本作为最为基础的文本，实在可以适当保存底本的款式，这样的统一效果，既利于大家覆核，或许也将成为新的引用规范。如果有这样的规范能实施于每部典籍，那么与之相应的索引，也就可以不必仅仅对于一个特定的版本，而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