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译著索引的制作逻辑：基于信息系统建设的观察

——以《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的待优化路径为例

任小玫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00089）

摘  要  “信息孤岛”和“信息竖井”二者都是信息被分割的形象表达，虽然赖以存在的基础的颗粒度有所不同。在书后索引与著作正文之间，尤其是各语种版本转换传布的过程当中，信息系统建设思路的重要性更是昭然若揭。鉴于陈弱水教授的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是“英语学界第一本以思想史的立场对作为中唐重要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柳宗元展开综合而深入研究的著作”，本文将以这一鸿篇巨制的索引中译为个案调查对象，辅之以上下游数据信息（如内文、参考文献、注释等）的参照体系，详细说明索引在本地化过程中由于理解与体现而导致消解与变形的可能性。并着重从数据共享和联结的业务安排的（即“门道”）技术层面，彰显索引在超越信息孤岛与信息竖井中的应有之义（即“道义”）；并顺带指明索引对正文制作的反拨作用，以期索引事业为不同译介提供基于历史文化认知的视阈融合可能性。

关键词  索引   本地化译制   信息系统建设

顾名思义，所谓“译著索引的制作逻辑”即书后索引的本地化译制，是译著的制作逻辑与索引的制作逻辑的叠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著作的书后索引与正文之间，尤其是各语种版本转换传布的过程当中，信息孤岛或信息竖井之憾并不少见，信息系统建设思路的重要性昭然若揭。只有时刻本着“用户友好”（user-friendly）的原则，把握索引的本义，才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英国著名作家、艺术批评家和社会思想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曾说：“搞出一份索引，就如同用零头碎布捆扎一个拖把，容易之极；但编制出扎实严谨、能够将整本书的角落旮旯都彻底清理的一份索引，就不那么简单了。（It is easy enough to make an index, as it is to make a broom of odds and ends, as rough as oat straw; but to make an index tied up tight, and that will seep well into the corners, isn't so easy.）” 鉴于陈弱水教授的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773-819 ^[1]是“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柳宗元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其中文译本《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以下简称为“《中译本》”）自问世以来却因译工译事而颇多诟病，本文将择以这一鸿篇巨制的索引中译为个案调查对象，通过其待优化路径着重说明索引只“译”不“作”导致的消解与变形的可能性，并顺带指明索引内容对正文译制的反拨作用，以期立定在历史信息的本原上进行剖析研究与索引事业建构。^[2]

一、理论框架：信息系统建设视角阈下的索引及其译事

    所谓“信息系统建设”是一个管理概念，认为通过规划项目信息系统的外部结构与功能，尤其是正确建立项目信息源的总体结构与处理流程，可以使生产或管理实践的结果持续优化，从而实现组织“面向未来”的系统发展愿景。作为系统生命周期中的第一个阶段、同时也是系统开发过程的第一步的“信息系统规划”，则是将目标、支持目标所必需的信息、提供这些必需信息的信息系统，以及这些信息系统的实施等诸要素集成的信息系统方案，其质量直接影响着系统开发的成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信息集成相对的，信息孤岛和信息竖井（亦称信息烟囱）二者都是信息被分割的表现形式，虽然赖以存在的基础的颗粒度有所不同：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垂直化的部门管理使得部门之间横向协作和交流的义务变得薄弱，信息孤岛通常是部门级及其以上的隔离问题；而信息竖井还要涉及部门内部的隔离问题，这一现象是在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通常是信息化向纵深的根源，是信息系统升级的推动因素。

对专业工作者而言，索引虽然只揭示内容出处或文献线索而并不直接提供事实、资料本身，但也意味着可信赖的信息集成，因为其组成的基本单位是索引款目，款目一般至少包括索引词、说明或注释语、出处三项内容，而所有索引款目都实现了有序化编排，从而很好地体现出索引既是一个单独的、物理的数据库结构，又是一个跨专业、面向技术和管理等多个层面、注重将工程化的方法和人的主观分析方法相结合的一门学科。如果把一部著作看成一个项目，书后索引无疑是这一信息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它可以为人们准确、迅速地获得文献资料提供线索性指引。

循此“工业”的思维方式，indexing是过程，而index是产品、是结果。按此信息系统规划的战略性意旨，具体到编辑出版而言，翻译图书的整体制作要复杂于原语图书，而译著的索引制作显然包括但又不局限于著作索引的翻译。或者更确切地说，译著的索引制作从来就不是把一个原语的书后文本转化成另外一个语言的文本，而是要经过思考把它放入另外一个语境当中，让它能有很好的存在价值，即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其利用价值，否则这一“索引产品”就无法归化或曰本地化，无法在二次信息系统建设中发挥作用，不再是一个完美的、“某个表中一列或若干列值的集合和相应的指向表中物理标识这些值的数据页的逻辑指针清单”。

关于如上所提译本，继陈引驰教授2010年4月发文严厉批评并指出错误之后，又有某学者在其基础上给这个译本挑过错。所举错误涉及类型，多为正文文内前后不一致或与中国历史事实不一致两大类。本文所举示例，将局限在索引本身及与其相关的上下游数据信息（如内文、参考文献、注释等）的参照体系。所举事例仅为例证之需，特此说明。

二、《中译本》索引中的条目排序优化

《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一书中，文后索引所占篇幅为7页(全书的2.8%),其中主条目249个，其中带分级条目的为17个。通览全篇，不难发现：

（1）凡是原文索引以音序排列条目的，一对一的翻译完成后，也应有重新排序的工序以进行二次整理，否则凌乱无解。

从翻译的标准作业程序看，似无可厚非。殊不知，译后条目顺序已然全乱。如《中译本》索引第一页（第236页）共列35个条目[①]，而真正按拼音顺序排列的仅11个，其余24条则均应后置散列其位。[因篇幅关系，图略]

所谓“译制”，最早地以及最广泛地应用于电影业：广义的译制片是指将原版影片的对白或解说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以该种语言配音混录或叠加字幕后的影片，狭义的译制片单纯指的是配音混录后的影片。[②] 至于歌曲的译制，其实就是“译配”，有音乐性的要求，就更非翻译一了百了了。牵涉到相关的索引情境，笔者认为有必要考虑如何把业务流与管理流结合起来，以使用者为核心而不再围绕原作者运作，即内容是基础，服务为王，需充分考虑目标使用者的习惯。并有必要在综合类词典尤其是翻译类的工具书中将“译制”的中文释义适当调整与扩展，以避免旧瓶装新酒的矛盾，推动索引译制的改革。

（2）凡是主条目下有缩进的分条目的，处理原则同上，否则无序可循。

 因传主“柳宗元”条目下的分列内容太多[示略]，仅以“古文运动”为例：

 古文运动

     早期古文运动 前言4，24，52

     中晚唐时期的古文运动 129，131，137

     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 129-130，137

     古文运动的根源 25，134（另见“儒学复兴”、“韩愈”、“柳宗元”）

 如按音序排，“古文运动”条下依次为：“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 à “古文运动的根源” à“早期古文运动”à“中晚唐时期的古文运动”。最理想的，则是按逻辑关系（如时间顺序）排列：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根源 25，134（另见“儒学复兴”、“韩愈”、“柳宗元”）

     早期[唐时期的]古文运动 前言4，24，52

     中晚唐时期的古文运动 129，131，137

     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 129-130，137

（3）如希保留原条目顺序，变通处理方法是做成双语的索引呈现方式，原语在先而译入语在后。

当然了，索引中所注页码，应统一查核并改为中文译本的对应页码。此外，前言等处的页码则最好与正文有所区别，如用大小写罗马字母等。

说明：这类的信息竖井现象，是信息化建设到了一定程度出现的问题。根源有三个：一是项目因素，二是管理因素，三是新的潜在需求。往往需要在现实基础上，问题才能慢慢凸显出来。（套用在多语种索引中，典型的就是音序大排队与页码需重做两大问题。）

正如国际标准化组织继1975年公布索引编制标准、1996年发布修订版本之后修订版的正式中文翻译却迟滞了整整10年^[3]，双语时代的双语索引编制标准有待探讨^[4]。

三、《中译本》索引中的翻译优化与关联问题 [③]

与翻译相关的有：

（1）对于原来在魏妥玛氏系统中同音异义的人名，因所用汉字本身有别，括号中的原区分性文字，译后应删除。如：

程异（王叔文集团成员） 76，79

 程颐（宋代哲学家） 150

（2）直译表述无实质信息的，应替换或补充。

如“宪宗的父亲”条目。（“宣宗”之乱，另见下节。）

（3）说明明显多余的，应作删除。

如“李建（柳宗元的朋友）”、“柳镇（柳宗元的父亲）”中括号内的内容，不属于款目中必需的说明或注释语。

此外，应注意与正文或其他现有辅文之间的上下游业务关联：

（1）如“词汇表”部分与“索引”部分之间的关系不甚明了，似应为从属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④]

（2）又如世面上首先质疑难的文章，即以“‘柳河东诗’何以被译成了‘六和通史’”为题——原来这就是丁秀慧1974年的台湾大学硕士论文《柳河东诗系年集释》^[5]。这在参考书目（第229页倒数第6-7行）中列得很清楚。原文正文中，仅以魏妥玛氏音标列了简称“柳河东诗”[⑤]，却被译者回译成汉语后变成了《六和通史》（第180页）。译者自承在中国史及柳宗元研究方面，“从学术上讲就是‘门外汉’”（第199页）。可是这样的谦逊却无法全然解释得清如此低级而有损翻译品质的错误。至于在索引中查不到这一事实，则无疑使其失去了一次通过互见来检查的机会，无法借此增信释怨。

（3）从参照完整性的视角考量，注释与图片等[⑥]似乎也同参考文献一样，尤其是关于柳宗元研究的研究的学者与著作，都应纳入索引否，似也可探讨，操作的可行性如何倒在其次。因为当下是读图时代与物联网时代，而通过可持续的随缘应化与勇猛精进，成为数据的大本营，容纳、发出更丰富的声音和形象，推动思想的正向流动，毕竟才是索引事业存在与发展的理据。

说明：（1）本来“信息孤岛”差不多已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当下信息化建设中都不算严重。但两位译者之间，“信息差”与“信息冗余”都有所存在。团队虽小也是团队，统稿之任重大，应受到充分重视并得到解决。（2）另外，在一个系统当中，如果数据处理和使用得很好，可是缺乏与上下游或者临近专业领域信息系统的沟通和交流共享，就会仍然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作用。因此，为了解决如上缺陷，需要扩展现有索引系统，增加数据采集的范围，扩大对实体更多属性的关注，从而推动应用升级。

四、索引内容对《中译本》正文译制的反拨作用

虽为二次开发整理得来的副产品，但索引之所以能名副其实地成为“索引”，之所以能有“引得”（音译）“通检”（意译）之称，就在于它在治学与获取信息过程中的工具性，即“平实的学术阶石”。^[6]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又是独立存在而自成体系的产品。而根据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惯例，索引方面更多地遵循的是比照翻译的原则，即对原语索引负责，这更造就了它的温暖睿智而独立自主的气质^[7]。仅举一例，如书后索引中第240页右栏明确显示（顺带说一句：音序排列有误，原因同前所述）：

陆贽 59，71，78

陆淳 24，25-26，55-56，65，68，68，76，89，137，139，145

翻检回正文，就会蓦然发现其中荒谬的翻译混乱，及其所体现出的、言语背后思想线团的纠结。学界一致认为，本书为“英语学界第一本以思想史的立场对作为中唐重要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柳宗元展开综合而深入研究的著作”^[8]。陈弱水先生在自述《思想、社会、文化：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探索》里，开门见山就是：“过去15年间，我同时在进行三项比较大规模的研究。基本上，我是个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首要的研究课题则是唐代中晚期的思想变迁。这个问题涉及了中国史的一个关键转折：‘唐宋变革’或‘唐宋转型’。这个变局的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了在帝制晚期成为文化正统的理学。我的研究关注唐宋之际思想变化的前期。我的基本结论是，大约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少数提倡儒家复兴的文学家，认为人生与社会的所有面相都应该以儒家为依归。这是一个对中古思想秩序的激烈挑战。中古士大夫固然大都接受儒学应当是家庭生活与社会秩序的指导原则，但也普遍相信佛教、道教、道家思想在个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新的挑战则坚持，价值世界应当是一元性的。随着这个挑战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思想格局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的研究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希望藉此掌握一个重大变化的成因、性质与动态历程。”^[9] 而对柳宗元接触中唐新“春秋学”至关重要的陆淳，书里有如下的注语：“《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陆淳都被称为陆质，805年，他生前的最后一年，王叔文集团控制下的朝廷任命他为后来成为玄宗皇帝的太子的老师，宣宗皇帝原名李淳（被立为太子后改名李纯），为了避讳，陆淳不得不改名。”（第56页注释2）不难看出，错误至少有三：首先，因音近而导致的人名还原错误（“陆质”应改为“陆贽”）。其次，此“陆淳”应非彼“陆贽”，虽然同为唐朝人。第三，难道“玄宗”和“宣宗”是一个人？即便不查史书记载，即便不知作者在耶鲁大学（美国人文学界的核心）是跟余英时和史景迁两位先生读中国史的，“万事只因不放心”，瞻前顾后一下就会看到此章对永贞年前后发生的事立定在历史信息的本原上有很清楚的交代（第68页）——原来此“玄宗”与此“宣宗”都应作“宪宗”。

话回正题，有言道“找到对的，从改变错的自己开始”：头两点说明译者似乎尚未了解索引在翻译汉学著作时所能提供的相当的帮助，第三点的错误如留意索引信息也可避免。这一反例也正说明了作为附件之一的索引对正文译制的反拨作用，在“小”、“微”而“泛在”的信息碎片化与标注方面的作为，以及广泛意义上以索引为指征的内容管理的意义——索引并不是一个纯粹“出世”才能有成就的体系，而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与正文内容互相勾联而卓有成就的体系！

五、余论：书后索引译制的操作路径

考虑到图书的未来与知识的公共化，出版单位转型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信息服务提供商，而不是数字内容提供商。要实现这一愿景，必须将物流与信息流、线上与线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而从用户的角度看，在数字化已然——实属幻象——实现的当下，若要探究迫使迄今为止的读书体验发生改变的因子，恐怕要说是从庞大资料中“检索”的有效性了。

综上所述，基于信息系统建设角度的观察，索引的专业性与制作培训的必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在中译索引有无的必要性这一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之后，我们有否必要学习西方出版同仁的做法，将译制索引看成是可以独立外包的、服务采购型的项目呢？人走得多了，才了有所谓的路。总需要有人努力先行，树立起一口口如灯塔般——遵“勘靠灯”concordance本义——高高耸立的“信息竖井”，然后以此为标杆对正文有所纠偏。遵循国际惯例，“索引员”本身也是一份正当的、专业的、有尊严的与技术含量高的职业。通过不同人员的作业，尤其是独立第三方的交叉参照作用，在质疑的基础上有所勾联，方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出版物的品质得以大幅提升与精进。

在译著出版方兴未艾的当下，让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了什么出发”，尤其不要忘记最初时候立下的“一切为了读者、为了读者的一切”的目标，矢志不移，大气宽容，有始有终地坚持下去，以深厚的学养底蕴、高超的传播能力和专业的索引制作能力，全力展示索引所具备的那种真实而丰富的、如《金刚经》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第五品的偈子）所揭示的内涵与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