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译著作索引编制的实践与思考
——以《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英文版）》为例
任小玫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00089）
摘 要 为了提高文化外译著作的品质而同国际学术惯例接轨，索引编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英文版）》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翻译领域的索引编制与核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以该著正文后的英文索引及相关的双语专有名词分类表为例，介绍对译著索引标准作业程序的优化实践，并提出自己的思考看法，建议业界同人不妨直视以索引为指征的内容管理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索引 标准作业程序优化 出版 文化外译 内容管理
一、 文化外译著作索引编制的意旨
众所周知，索引是揭示图书文献内容存在形式的一种方法与手段，以达到指引终端读者以便捷的途径准确、完整、快速地查阅到需要信息的目的。索引旧称“韵编”“串珠”或“备检”，是属于目录学范畴的检索工具。[1] 但具体到编制索引动作而言，它却是一种综合性的复杂劳动，关涉目录学、文献学、图书学、分类学、检索学、逻辑学、编辑学、语言文字学、计算机语言学多种学科知识。
计算机辅助乃至自动编制索引是信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身处信息社会，信息资源的共贮、共知、共享，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大课题。我国传统文化类著作是源远流长、体大思精的中华文明的信息载体。按照信息论的观点，一部真正实用的、有价值的文化类作品，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丰富的信源（即信息来源，可理解为作品所含的信息资料），二是合理的存贮（即信息组织，可理解为作品体例结构），三是畅通的信道（即信息传输通道）。也就是说，一部内容丰富、编排科学、检索方便的文化著作，才是一部完整的、有实用价值的著作，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类著作目前在信源和合理存贮方面都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信息传输渠道还比较单一，难以实现快捷、准确、有效的检索目的。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加强，中国文化的翻译出版传布逐渐提上了日程，如何有助于大多停留在言语识字初级阶段的海外汉语学习者对博大精深的文化有所系统化了解，是个新的挑战。而从实践的世纪情况看，虽然图情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作者们都认为“普及内容索引刻不容缓”，但我国内容索引工作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内书后索引编制现状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技术发展而得到改善，编有书后索引的图书所占比例仍然甚少”。①有鉴于此，如下拟通过《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英文版）》（Biographies & Notes: Chinese Music 20th Century & Beyond，以下简称《音乐笔谈》）索引自动编制的实践个案，并辅以近现代音乐领域的双语专名分类表的同步作业实例，介绍对译著索引标准作业程序的优化实践，并提出自己的思考看法，建议业界同人不妨直视以索引为指征的内容管理的积极意义。
二、 《音乐笔谈》项目索引工作背景介绍
《音乐笔谈》是外研社与圣智学习出版公司（CENGAGE Learning）2012年1月联合推出的，是两社第一部在海外合作出版发行的、用英文介绍中国的社科作品。
心怀“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理想和责任，外研社以语言为桥梁，积极实践“走出去”之路，在社科图书出版领域确立了全球热点问题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国别文化研究、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等四大方向，相继出版了《为了13亿人的教育——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林语堂英文作品集”等优秀作品向世界介绍中国。圣智学习出版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之一，非常重视中国项目，积极参与中国图书“走出去”计划，计划选取读者感兴趣的主题，邀请不同领域的权威作者撰写书稿，以国际化的视野和出版标准，出版一批内容涵盖中国商业、经济、教育、历史与文化等主题的图书，将这些优秀的中国主题图书推介给全球读者，以促进中西沟通。正是在“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共识基础上，近年两家出版社计划加大合作力度，针对海外市场合作出版一批英文版的学术精品图书。《音乐笔谈》签约与编辑出版过程虽曲折，这两年来却带动了其后一批中国主题图书的成功输出，如梁思成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和《中国园林》以及《中国雕塑》、《中国古都》等等。
国际出版的合作模式历来因项目而异，版权、翻译、编辑、设计、排版、成本、利润分账等细不一而足。具体到《音乐笔谈》一书而言，就不能不考虑其具体构成细节，尤其是先有中文版问世的事实，以探索何谓最佳实践方案（best practice）：在《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中文版）》（高教社2009年版）中，作者凭着对音乐独到的眼光，以亲切朴素的叙述方式、丰富详尽的史实、生动有趣的轶事及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其中很多属于首次公开性质），着重描绘了18位辉映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星空的、杰出的音乐家的丰富人生和鲜活生动的故事，再现了他们历经艰辛走向成功的曲折音乐历程，并揭示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黄河颂》、《送别》等经典作品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还通过38篇专文札记与文内互见的方式，简要介绍了相关的70多位音乐家或文化名人,展示了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生动和辉煌。英译版决定由中国本土出身的汉英翻译力量担纲主阵，有自己人译述而无需介绍熟稔国情的优势，虽然从英语语言文字、音乐专业术语以及中国历史表述的角度几经修改完善仍是必须的，正文的最终定稿仍需一个漫长的、包括对方合作公司文字认可的过程。如前所言，由于书中涉及大量的、与中国近现代音乐乃至世界音乐有关的专业表述与专有名词，为了便于海外读者整体把握，“索引”经分析属于刚性需求，中文版中也无此项前例可援。至于索引的编制环节，按一般情况是在书稿印刷清样出来后、印刷成书前的那一段时间节点集中进行的，但是由于时间要求紧，完美完成度压力大，且可能涉及与合作公司的推敲打磨与协调规范，编写制作与审核调整理应适度前移为宜。
三、 《音乐笔谈》项目索引编制过程的优化探索
所谓“最佳实践”是一个管理学概念，认为存在某种技术、方法、过程、活动或机制可以使生产或管理实践的结果达到最优，并减少出错的可能。中国索引学会的会刊《中国索引》在“索引与数据库知识之窗”一栏中详尽提供了“图书索引编制的一般过程”，共计9个步骤，已在别处产生显著效果并且能够适用于此处的优秀实践的基础，便于缩短新进人员面对不熟练且复杂的学习时间，只要按照步骤指示就能避免失误与疏忽。②但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也可能产生若干问题，反而阻碍目标的实现。理据有三：（1）标准作业程序常会抗拒变迁，无法因应特殊环境需要而适时调整。（2）它的执行可能会延误时机，无法满足多数人的需求。（3）标准作业程序往往造成“新政策”与“旧实务”之间的矛盾，较难推动改革。 ③
翻译图书的整体制作要复杂于原语图书，索引环节开始的节点适度前移，意味着更多的动态协调。以《英美编目条例》(即AACR )第二版及其索引（由英国索引员学会主席K. G. B贝克韦尔编制）为参照，经事前分析与事中探索，以《音乐笔谈》个案为例示，就译版或双语版图书索引如何关口前移、多方参与并电子操作，建议如下（含同为附录的、相关专业术语表的同步制作）：
实施阶段：译前准备——核红定稿
操作步骤：
A. 译前阶段
1．项目编辑浏览《音乐笔谈》原语图书了解概况，在确定索引的规模与深度的基础上，制订专业术语分类表（双语）编制计划与索引（单语）编制计划，并将其合二为一。
2. 编辑（或助理）边细读《音乐笔谈》（原版）边标划，草拟具有检索意义的款目。无须参照或页码。
3. 本着字面标引为主、概念标引为辅的原则，将索引款目按原版页码顺序输入计算机。无须打印。
4. 添补目的语对应译法后，提交译者以供参考。
B. 翻译阶段
5．《音乐笔谈》译者随翻译过程动态增删修改。
6. 译本审定者在定稿时完善，随译本定稿返回出版社；
C. 编校阶段
7．《音乐笔谈》译文编校流程中，编辑随时检查修改。
8. 正文通读样由译者（或/与）编辑定稿的同时，专业术语兼索引大表做最后的内容完善，并逐一添加页码，建立参照关系（语义交叉或相关的如旧名和新名、俗名和学名，或互为反义项的等）。
10A. (专业术语分类表）按主题分类项自动排序，将原语条目（仅选取有关的）与目的语主题词译词两栏另做excel列表，然后作必要的条目合并、格式转换与排版整理。[2]
10B. (索引）按音序原则，将目的语主题词译词（全部选取）、页码与参照互见三栏另做excel列表，然后手工作必要的条目合并、格式转换与排版整理。
11. 专人校验复核（并送外方审核）后，分别打印正式稿，完成作业。
实施者：编辑（或助理）+ 译者 + 译本审定者 + 编辑及/或索引员
为提高效率，如选择团队分工同时作业，手持的格式（如计算机所用的软件版本、设定的分类项等）务必保持一致，否则版本错乱后患无穷，查找与修改起来都很麻烦。因篇幅所限，音乐史领域的索引注意事项另专文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四、 关于以索引为指征的内容管理的体会与思考
顾名思义，索引之所以有“引得”（音译）“通检”（意译）之称，就在于它在治学与获取信息过程中的工具性（即平实的学术阶石），否则的话，如需要同时查阅几部甚至十几部著作时靠传统的基于“线性通读”的方式来来标记，恐怕就难以应付自如了。美国律师、政治家和学者H.宾尼有过“有价值之书籍而无索引,则其为用消失一半”的精辟论述，南京农大信息科技学院侯汉清教授也认为“缺少书后索引的图书实际上是不完整的”④，而索引的生命力在于质量。通过编制索引可以检查一部著作使用价值的大小，通过索引数据对比可以智能地看出著作实际性质资料的深度（又称穷举度）及其均匀程度：
编制索引时，经各参与方积极互动，根据如上程序梳理发现：全书共涉及中国近现代音乐领域的1736个知识点，其中音乐艺术家550名、声乐作品687部、音乐出版物213本、音乐术语112条、音乐机构/团体/院校167所及音乐事件7个，并将其全部囊括在双语专业术语分类表中。而索引产品涵盖更广语义场的（如文人的表字别号、诗词曲牌等），则达2284个之多。书后索引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感兴趣的外国学生、研究人员和英语学习者阅读，索引更直观、更快捷地显示出，正文是用《史记》的“纪传体”的写作方法、以文字“素描大师”的手法书写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再加上个人评述的叙述手法，用一腔“野”心筑一世良心，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追寻中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根与魂、以音乐人文为脉折射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努力。史海茫茫, 航渡不易!通过探察，越发佩服年逾古稀的作者的古道热肠、溯源寻本与踵事增华！
索引对比方面，以备受西方推崇的《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梅文诗和蔡金冬合著）一书的索引为参照物进行构成分析，发现了《音乐笔谈》在实际性质资料的深度及均匀度上的优势。⑤中国近现代音乐本在我国音乐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可以说是我国音乐的“文艺复兴”，使我国的音乐从此走上了一条既吸收其他民族先进音乐文化成果又富有中华文化内涵和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红色狂想曲》的索引款目显示，其研究地域局限于北京、上海与延安，重庆（抗战时的“陪都”）及其“中华交响乐团”索引地址甚少，一笔带过。而即便是中国新音乐方面陆续出现了很多“零的突破”，作者对北京、上海古典音乐发展情况的研究也不是非常充分，譬如说对“学堂乐歌”代表人物之一的曾志忞成立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并由中国人训练、指挥的管弦乐队）、萧友梅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设立的“音乐传习所”里组织的管弦乐队（中国人自己组成的第一个具有专业性质的西洋管弦乐队）等都是只字不提或只偶然提及。从而欣慰地反证了《音乐笔谈》的选题价值，也提供了出版前自我审视的新视角，如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学科交叉程度及对本领域内相关专著的借鉴和超越程度。[3]
当然了，编制索引也为提高著作质量提供了最后的机会，使之能够细心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正文中前后年代数字不一致或事实不符的问题，抓住出版前的最后一刻来消除排印中的差错。索引员（有时同为编辑）默默无闻地助力，为“他人做嫁衣”的伟大在此体现。
五、 结语：景清意明的索引编制愿景
综上，此次“勘靠灯”（concordance）实践操作得到了上下内外的鼓励与肯定，尤其是放在“海外图书推广计划”的大语境中时，被认为这代表了外宣出版物的价值取向，并可消弭海外所持的国内出版界对“引得”重视不够的偏见。欣慰的是，最近，2013年 8月22日第十二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评奖结果揭晓，《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英文版）入选“输出版优秀图书”。该评选活动由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参考杂志社自2001年联合发起，每年举办一次。活动的宗旨是通过评选的导向作用，鼓励引进国外优秀读物，促进输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面向海内外推出时，圣智将该书归类为图书馆参考书，硬壳精装，其电子版归入盖尔数字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圣智旗下的盖尔公司（Gale Library & Reference）是全球最大的图书馆参考书出版公司，它提供各图书馆所需的参考书籍及数据库。在美国的馆供图书出版市场，圣智拥有3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圣智学习拥有全球化的运营网络，能及时满足世界各地读者不断增长的对中国内容的需求。这又引发了我们进行项目出版总结时的进一步思考：如有条件再做电子索引时能实现多级标引（即细列下位概念词及相关概念词，呈阶梯网状结构），甚至再做一个既与索引目相呼应又能起将正文中散落各处的知识点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来、再辅以世界音乐发展时间轴引导读者阅读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大事年表” [4]，作为索引的一种延伸、一种补充，则可能更加功德圆满，因为索引事实上就是一本书的“知识地图”，而我国著名情报语言学家、《中国索引》名誉主编张琪玉教授早就本世纪初就预言“现代的索引就是数据库，现代的索引工作者就是数据库建造者”。⑥
国际化是外研社的既有标签，迄今为止的很多项目都是从国际上引进或者和国际合作伙伴联合开发的。通过长期和国外公司的诚挚合作，所积累起来的对海外目标读者的需求了解是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尤其是从战略转型的角度考虑双语的特色及双语的出版定位（即既立足本土、服务于本土教育同时兼顾聚焦服务于海外的市场）以出版梦助力国际传播的“中国梦”时。以知识挖掘与搜索优化为中心，以图书为表现形式，使出版工作与电子数据库能够走向良性循环，当是我们今后以索引为指征的内容管理努力的方向。
注释
[1] 《辞海》注释为：“将图书、报刊、资料中的各种事物名称（如字、词、人名、书名、刊名、篇名、内容主题等）分别摘录，或加注释，说明出处页数，按字顺或分类排列，附在一书之后，或单独编辑成册，称为索引，是检寻图书资料的一种工具。”
[2] 与能依据字段和域进行简单排序的Word相比，Excel同属美国微软公司办公套装软件Office，但此电子表格编辑软件的统计与排序功能强大，编辑也较灵活快捷，中文界面稍经指导即可轻易掌握。且其排序结果经过编辑整理比较容易转成专业书版软件和Word所能接受的以txt为扩展名的文本文件，特此说明。
[3] 如万一发现实质意义资料含量低，则可采取措施补齐资料，从而起到提高正文质量。
[4] 即基于索引旧称“串珠”的二次创新开发，活化索引单元的工具书地位。乾嘉学者章学诚在《校摊通义》中提到:“宜 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遇有疑似之处，即名……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弹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儿席之间，非校摊之良法欤?”这既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忠谋良策，也是现代学者所必依循之道，更是发挥书籍功能最应重视的出版指南以及数字增值服务平台的数据接口。
参考文献
1 中国索引学会秘书处.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谈书后索引.中国索引，2012(2): 2-5.
2 竹林.图书索引编制法.中国索引，2004(3):44.
3 http://zh.wikipedia.org/wiki/SOP.
4 侯汉清.索引法教程.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
5 Sheila Melvin，Jindong Cai. Rhapsody in Red: How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Became Chinese.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04.
6 张琪玉.现代的索引就是数据库.图书馆杂志，2001（12）：8-9.
任小玫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