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索引早期在中国的传播研究
平保兴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97）
文 摘 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西方索引。1642年，葡萄牙人阳玛诺《圣经直解》中的《圣经直解杂事之目录》, 开创了中文书后索引之先河。后在两百多年中，西方索引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启蒙期，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局面才被彻底打破。考察西方索引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了解其中不被我们熟知的有价值的信息，对于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现代索引史，探索和建设科学的中国索引史之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西方索引 早期在中国的传播 文化思考
传播（Communication），是指信息的传递。作为信息的索引，是本文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那么作为信息的索引最初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中国传递和接受的呢？索引在中国的传递隐含着怎样的时空环境、心理因素和文化背景呢？这是考察西方索引在中国传播和研究中国现代索引史的重要问题之一。
应当说，西方索引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是伴随西方宗教活动而展开的。“马丁•路德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了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窦玛、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1]在此书“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中,梁启超列出了明清之际在中国的65位耶稣教士,包括他们的原名、译名、国籍、东来者、卒年、卒地和所撰著作。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教义，同时又留下了大量有关教会机构组织的概况和史略、报告、规章、会议记录、统计调查表、纪念册、报刊、各人著作和图片。1832年，澳门出版的《Portuguese in China》（《葡萄牙人在华定居简史》，主要记载澳门历史，葡萄牙使节、天主教传教士、罗马教皇特使等来华的情况[2]。阳玛诺1574-1659），就是其中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且长眠于此的一位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此人著述颇丰，有《圣者瑟行实》、《天问略》、《十诫真诠》、《圣经直解》、《天学举要》、《唐景教碑颂正诠》、《代疑论》、《袖珍日课》、《经世全书》、《经书全书句解》、《避罪指南》和《天神祷文》。1636年，他出版了十四卷的著作《圣经直解》，为诠释一年之主日圣经而加以箴言。此书1642年再版时为八卷，民国时期又重版。为便于信教徒阅读和检索箴言，书后编有索引, 名为《圣经直解杂事之目录》。此名虽为目录，实是书后索引。“此书之特点，允在索引，中文书之有索引者当以此书为嚆矢。”[3]它分为132个类目，内有天主教神学、圣经及天主教会人物、天主教伦理道德等。每一类目下列有某一问题相关的数个“引题”，并注明其出处。阳玛诺编写此目时，注重中西伦理道德思想的交融, “在表述其道德观和价值观时, 尽量向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思想靠近, 这样就比较容易让中国读者接受。在检索工具书的编纂中注意不同文化之间的融汇, 可以说是阳玛诺的一个创新。如果我们把检索语言概念的外延分为分类语言、指述语言主题语言和代码三部分的话, 那么阳玛诺的分类语言表现为逻辑与学术的结合指述语言主要表现为类目和引题的有机组合代码即是引题后的卷页书中用‘张’数。经过精心编排, 该书‘索引’成为整部著作中最精彩、最有吸引力的一个部分。”[4]
“基督教之输入，较天主教尤迟。一八六七年，（清穆宗同治六年）Rev.Alexander Wyllie辑《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季理裴、雷振华，李培廷续编三次，都依杜威十进分类。”[5]“民国五年，雷辰华撰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出版。〔按有关基督教文字索引之编印，始于民前四十五年（清同治六年），由Rev.Alexander Wylie编辑，清光绪三十三年季理裴博士又出一版，民国七年再版。民国二十二年李培廷又出一版〕。”[6]“至于基督教则输入虽较天主教为尤迟，而汇刊译著则早已从事。一八六七年已有Rev.Alexander Wylie创辑《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AClassified Index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Churchesin China）。其后，一九0七年有季理裴续编，一九一八年有雷振华续编，一九三三年有李培廷续编。虽取便购求，兼利推销。而凡中华基督教各教会、书局、学校所出版之书籍，概依杜威（Dewey）分类法汇录一编，中文西文，概无遗漏，较之天主教似觉略胜一筹矣。”[7]
其间，我们丝毫看不出西方索引对我国古代索引产生的影响。中西索引似乎按照各自既定的目标发展着。明代张士佩的《洪武正韵玉键》(万历刻本),是一部逐字索引。明末傅山的《两汉书姓名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专书人名索引。至清代，这一局面才稍稍有所改变。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一《校雠条理》中说：“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疑,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 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在此，他提出了索引的标引范围、关键词语、款目、排列法和出处的注明问题。其意义在于，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索引的编制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方索引在中国的影响开始明朗化。这首先归功于西方传教士编纂索引数量的增加。1902年,美国人翻约翰在上海编纂的《圣经典林》，以圣经中的人名、地名、物名和动物名为标目，按部首为序，是一部地道的圣经逐字索引。书中首次出现了“串珠”之名。1911年,张伯苓为美国人芳泰瑞所纂的《经文汇编》而撰写的序文中，喻索引为“响钟”：“于新旧二约中含意各句，条标缕注，指示�详。任查经者依法叩求，罔弗应之如响，与钟无异。”上海华美书局出版首次在我国推出了“串珠”《新旧约圣经》。美国人赫理显（Hallock,Henry G.C.）等编的《新旧约圣经类编》，1916年由上海普益书会出版。该书编纂历时十载而成，全书共三册。凡是《圣经》中的名字，仿照字典之列，依部首排列，每字下注明音义、英文解释、罗马字切音。书后有名号录笔画检字表、罗马拼音检字表等。中华教会聘请赫理显编制圣经索引，目的是为信教者和研经者记诵和检寻提供便利。此外,“我国最早采用卡片目录是上海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馆1908年编制成卡片目录，卡片著录内容包括杜威十进分类法分类号和索引款目、卡特著者号码等。”[8]可见，索引已经运用于我国早期的图书馆目录工作之中。
其次，西方索引的传播还得益于我国翻译家对西方索引的译介。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的“序例”中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在这一背景之下，西方一些经典的学术著作，纷至沓来，不断涌入我国。而“Index”一词，也进入了学人的视线。作为近代译学名家，严复译了《天演论》。1901年,他译的《原富》，有《译事例言》。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新指斥当轴之谜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达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9]在此，严复所说的“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中的“纂引”，即是“编纂索引”之意。虽然“引”字非易于人理解，但道出了西方人著书的一条惯例：一本好书必须有一个好的索引。这是严复所提倡的西方人的一种治学方法。在1909年至1910年的《学部官报》上，王国维发表了译文《世界图书馆小史》[10]。该文涉及西方图书馆史上编制的书目和索引。第一百十九期《学部官报》（1910年5月9日）曰：“千六百八十四年克莱门编一书目，分为二十三门，附以索引，及哥尔培卒，长老禄伏乌斯继前人之业，使马彼隆台凡诺等求书于四方。”第一百二十期《学部官报》曰：“国民图书馆，并无总目，各种印本书之目录，写本惟馆员得用之，至各部分目，则除七千五百三十年，则编纂者有详细之法国史目，附以补遗及索引。”第一百二十七期：“今则兼购文学书，其有富有称著荷兰之古印本，哀尔善维亚及斯波诺若之书是也。其分类书目，旧有一写本，并附字母排列之索引。”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科学、民主和文化的浪潮中，中国学术界引进西方索引，倡导将索引用之于学术的科学治理方法，诸如胡适主张“索引式的整理”，陈垣呼吁大力编纂目录索引。1917年，林语堂的《创设汉字索引制议》，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索引之序幕，标志着中国古典索引向现代索引的转变。
然而自《辞源》“将书籍之内容，别为目录，以便检索者，日本谓之索引”之后，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索引”一词出于日本。1928年，万国鼎在《索引与序列》中说：“索引�自外国。我国本无此种名词。”1935年，钱亚新在《索引和索引法》中写道：“索引这个东西，是我国本来没有。就是这个名辞，也是从日本抄来的。”[11]那么，谁最先将索引一词译入中国？侯汉清[12]、潘树广[13]等学者认为，林语堂的《创设汉字索引制议》这篇文章，首次从日文引进“索引”这个术语，在中国索引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其实，“索引”一词，古已有之。古汉语中，“索”与“引”，可单独解释，但义各异。从《汉语大词典》[14]所录“索”字来看，其义有二十种之多。其中，“索”可作“绳子”、“探索”来解。如（1）“粗绳”，泛指“绳子”。如“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书•五子之歌》）又如“�各反。�竹索引�。”（小�工具・文字・玉篇系列・篆𥻊�象名�・卷第𠦜七・竹部）（2）“寻求”。《楚辞• 九辩》曰：“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史记・平原君虞列传》中有“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门下足矣。” 而“引”字，有二十六种释义，其中有“拉”，或“牵引”之意，如《礼记 • 檀弓上》有“丧服，兄弟之子，�子也，�引而进之也。”《淮南子•�务训》曰：“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索”与“引”连用，意为“用绳子牵引”，如：“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宋代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 “夫勿反。方索引棺�也。又�麻也四。”(小�工具・文字・宋元正俗形辨系列・��手�・��手�（四�本）・入�卷第四・系部第三・入�)“食陵切。�合��以��也。小曰�，大曰索，引之��不�之�曰��。又《�》云：�其祖武循也。(小�工具・文字・ 六�分析系列・ 六�故（文��四�本）・ 卷三十・工事六)“�入。�二人俱未死。以李有娠。恐水冷有所害。遂�之于背。�退。孟�弟仲��家。求三人井中。以索引嫂妹。而出。婢�死矣。”(�定古今��集成・ 明���・家�典・第一百十六卷・奴婢部�事三)“爱我婴女，索引不得。”（《易林》）
上述例证[15]，不胜枚举。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民族。它从英文引进“Index”，又借用汉语中“索引”，但表达“Index”之意。日本文化在发展之初，曾借鉴过汉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的日本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没有文字的时代，大约在公元三世纪左右，才有了汉籍的传入。据《古事记》等日本史书的记载，据说是百济的王仁，把《论语》和《千字经》带入日本。”“日本自古以来输入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并且一直精心地保护着。”“《太平御览》一书，在宋代原本是被禁止出口的，却被商人们走私到了日本。”[16]严绍�所编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有日本收藏的《史记索隐》、《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集解附索隐正义》、《史记集解索隐》等典籍，从中我们可知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
至此我们可见，西方索引早期在我国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外国传教士将西方索引法传入我国，在编纂索引时已经完全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和中国文化的特征。20世纪初我国的翻译家开始译介西方索引。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索引的启蒙期。同时，国人从英文和日文译介索引，日本从英文引入“Index”,又借鉴汉语中的“索引”，这无不说明，文化是可以传播和相互借鉴的。每个民族可以根据自身文化的特点，使外来文化发生转换，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民国索引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店，2006：7－8
2 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3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酥会士译著提要──耶酥会创立四百年纪念（一五四�年──一九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89:23
4 康志杰. 一部由欧洲传教士编纂的索引──评阳玛诺的《圣经直解杂事之目录》，辞书研究,2000(4)
5 蒋伯潜编著.校�目录学纂要.台北：正中书局印行， 1957:87
6 张锦郎、黄渊泉编.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74:17
8 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1987:255
9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14
10 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学部官报（第四册）.台北：弘明综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1980:223,238,348
11 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目录学研究文献汇编（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399,404
12 侯汉清.索引法教程.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11
13 潘树广.二十世纪的索引编纂与研究（代序）.卢正言主编.中国索引综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2
14 汉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九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747-751
15 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http://edu.dragoninfo.cn
16 尾崎康. 序.见严绍�编《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5-6
平保兴 男，1963年生，硕士，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出版四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四十余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