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的历史作用
曲静涛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大连 116029）
摘 要 书籍是历史传承的主要途径，然而书并不都是原本传播，因各种原因存在许多错误，贻误后世，危害性很大。历朝历代都会有一批注释家，对前人文献校对整理，并注明解释，引导读者正确利用历史书籍。使注释成为甄别文献真伪，辩证谬误，沟通时空的工具，又兼有辑佚存异功能，同时又是学者阐释学术思想，争鸣历史疑难的舞台。这一特殊文献类型依附于文献之中，对历史书籍中字词或内容上的错误加以诠释，尽可能还原始文献本义，成为人们读书的有利工具。
关键词 注释 历史作用
不论古今，人们都相信书，以书上历史为真实。事实上千百年来，也只靠书籍这种文献载体系统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全面史料，是历史传承主要途径。然而在漫长历史发展中，书并不都是原原本本传播，因各种原因会存在着许多错误，不仅给人们利用文献带来不便，而且误导人们对历史产生错误认识与理解，形成不公正的评价，危害性很大。于是从汉代以后，历朝历代都会涌现一批熟知历史的语言文字大师整理文献，对前人文献校对注释，为后人提供一个尽可能准确、通畅、利用方便的文献使用环境，引导读者正确利用书。注释就成为一种甄别文献真伪，辩证谬误，沟通时空的特殊文献类型。它依附于一定文献之中，对文献中难以读懂的字词或内容上的错误，加以诠释注明，尽可能还原始文献本义，成为人们读书离不开的工具。
一、注释是历代学者诠释文献的文字记载
注释的历史作用，不能只关注其对原文献一字一词正误真伪的解释，而应该把它放在历史文献发展长河中，对历史文化传承、文献保存、文献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等加以整体评价。凡须要做注释的文字都有一定缘由。要么字词有误，或古今字音不同，字词意义有分歧；要么文中的地名、人名、事物名称常人不晓；要么内容有误或事实不正确等。需要订正甄别并做以解释说明，使当时的人们能看得懂，能正确地理解原始文献的内容，了解其要表述的意义，使文献发挥应有作用。注释工作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保存、传承有着重要意义，其功用绝不可轻视。
举一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开篇：“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这叙述孔子家世与出身。从字面看，孔子是宋微子之后，是叔梁纥与颜氏女非正常婚姻所生，是“私生子”。这是“白纸黑字”写的。在那些特殊年代中，一些人就凭这些字面意义来贬低孔子，企图达到否定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目的。如果仅从文字来理解文意，就误解了历史史实。因为句中“野合”一词并非今日之意义。历史上学者们早已做出注释。如唐人司马贞和张守节为此做过解释。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野合”一句注释说：“《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女，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征在从父命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古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不合礼耳。”［1］从而可见大师们的注释文字对原文理解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没有他们注明与解释，后人就弄不懂“野合”一词的古义，就会怀疑孔圣人的出身了。
另如，《荀子・荣辱》开篇：“�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无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则让，小涂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这段话讲的是人如何处世，可非常晦涩难懂。但经过注释家们的解释说明就容易懂了。在“�泄”词下，唐杨�注：“泄，与‘�’同，�也。”今人杨柳桥注：“�，即‘骄’之异文。”“恭俭”词下，杨柳桥引杨�《非十二子》篇注：“‘俭然，自卑谦之貌。’《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俭，德之共（恭）也。’共、俭同义。”“�”字下，杨�注：“�，当为‘屏’，却也。”“五兵”词下杨柳桥注：“《国语・越语》云：‘兵者，凶器也。’五兵，五种兵器，解见《儒教》篇。”“刺”字下，杨柳桥引汉高诱《淮南子》注：“刺，锋也。”“薄薄”词下，杨�注为：“谓旁薄广大之貌。”“危足”词下，杨�注为“侧足也。”“凡”字下，杨�注：“皆也。”在“小涂则殆”句下，杨柳桥引高诱《淮南子》注：“‘殆，畏也。’谓互相警惧也。”“若云不使”句下，杨�解释为：“虽欲不为谨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涂不争险易之利。’”杨柳桥还对这句话的韵律情况予以注明：“《广雅》：‘云，有也。’四句，殆，使，为韵。”［2］这样详尽的解释，读者们读起来就不会有麻烦了。
二、注释是历史学家辨别史实真伪的平台
文献是用文字符号汇集成的信息集合体，其中一个符号出现谬误，就会影响信息准确传递。有谬误就会有注释家出现。学者们以通俗文字将错误订正，所做的解释文字就构成通往古今时空的桥梁，为文献使用减少了许多麻烦。这种效能功德无量，怎么褒奖都不会过度。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讲述了后汉大经学家郑玄生平事迹中的一段故事。由于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文字失误，使后人对郑玄误解一千多年，蒙受了不白之冤。据《后汉书・郑玄传》载，郑玄在《诫子书》中说：“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奉手，有所授焉。”这是郑玄晚年一次病重时写给儿子益思信中的话。叙述他少时辞掉乡啬夫职务，游学于西北、河北、中原一带，结交学者，受到帮助之事。郑玄不独学问精深，德行也高尚，为当时和后世人所推崇。晋人袁宏在其《后汉纪》卷二十九中说过：“郑玄造次颠沛，非礼不动。”其与郑玄年代较近，应该了解些他的事迹，因此评价必有根据，可信程度高。可今本《后汉书》中却有“不为父母昆弟所容”记载，使历代学者不解，坚信记载文字有误。于是苦苦寻找证据，以订正传本之伪。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阮元在山东任学政，亲往郑玄故里考察，拜谒祠墓，重加修治。在积沙中发现了金承安五年重刻唐万岁通天使承节所撰碑文，根据碑文校勘《后汉书・郑玄传》，发现碑文所载与书中不同。书中“不为父母昆弟所容”一句，而碑文中没有“不”字。据此他订正了《后汉书》中的错误，还在《小仓浪笔谈》中，记载这次重大发现经过。后来阮元门生陈�从黄丕烈处得到元刊本《后汉书》，从中又找出一个证据。陈氏在《简庄缀文》卷三之本《后汉书跋》中介绍说，元本《后汉书・郑康成传》中该句话中无“不”字。与史承节所撰郑公碑合。而且赞成阮元的说法，是校书者妄加的。这一有力证据，使人们对《后汉书》中之错误确信无疑［3］。更重要的是还原了郑玄本来面目，消除历史误解。这些校正的经过及其结果都留在相关文献中，成为永恒的历史依据，给后人正确评价郑玄提供参考。可见注释家功劳很大，用他们辛勤劳动架构了甄别史实真假的平台。
三、注释的语言沟通作用
解释文献中难解难读字词的音义是注释家们做注初衷和原始目的。因为时代和地域的原因，现存文献不一定会被当代人当地人读懂读通。为方便使用，于是在文献出现并流通的初期，就会有学者为文献中无法读懂的字词做以注明解释，出现了为原文献注释的文字。
首先，注释对古今与地域间语言文字的差异起沟通作用，为文献跨时空交流与使用搭建桥梁，为当代人利用古代文献提供方便。在解释文献中古字古音时，训诂学是注释学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内容就是顺释故言，将那些音义难明的字词，注明哪些是古字，为今字某某；哪些为古语，今语为何等，使其文通字顺，将先哲学者的著述思想和学术精华昭然于世，为今人所知用。晚清人陈沣在《东塾读书记》中说：“盖时有古今，犹地之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同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相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4］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和文字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演化方式多达几十种。其中最显著是语义范围的扩大或缩小。今人齐佩�在《训诂学概论》中曾举“道”字为例，来说明语义扩大问题。“道”字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所行道也。”就是路。意义很专指。后来扩大为道路、引导、道德、道理、礼乐、说道等多意义。在语法中既起名词作用，又可用于动词。《论语》中用了八十多个“道”字，就有多种意义［5］。同部文献中一个“道”字竟有多种歧义，若不经过学者们的注释，现今读者很难理解。因此，注释的桥梁与翻译作用得到了学术界重视。注释家们用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认真做好每个字词解释，为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其次，昭明字词意义，理顺文章脉络，展现作者思想。历史典籍中的古文古语、冷僻文字、方言俗语，都是现代读者使用文献的障碍。阅读起来晦涩难懂，十分不便。经过注释家们注明解释，讲清某字某词在文中的正确意义，读者就会很顺利地读懂从而理解全文。使古代文献充分发挥其所记载的历史信息作用，为当今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注文中引用的大量历史事实和印证资料与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字信息，通过注文保存下来。如《管子》一书文字难懂，而且文中穿插众多比喻和典故，离我们今天读者所能理解程度相差很远。可是我们通过唐尹知章（或唐房玄龄）的注释，读起来就容易多了。比如《版法》开篇：“版法第七，（选择政要，载之于版，以为常法。――注文，下同。）凡将立事，（立经国之事。）正彼天植。（谓顺天道以种植，必令得其正。）风雨无违，（君道不亏，则风雨无违也。）远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犹多少也，谓君子赋税。因其远近之别，以多少只差，轻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续也。）三经既饬，君乃有国。（三经，谓上天植风雨高下。是三者既以饬整，故君可以有国也。）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祸乃始牙。（徒，谓党与也。外叛者有党与，祸由是生。故曰始牙。）众之所忿，置不能图。（众忿难犯，故必置之，谁能图之。）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须观之。）废所恶，必计其所穷。（蜂�有毒，故必计其所穷，知困兽犹斗，其所终将何为也。）庆勉敦敬以显之，（人有敦敬，则庆勉以显之也。）富禄有功以劝之，（人之有功，则富贵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贤者有名，则爵贵以休之。）……”［6］通过详尽注释和句义串讲，文中主体思想便一清二楚地显现在读者面前，为理解原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
第三，正读音，纠讹误，还原文献本来面貌。这是注释家为文献做注之初衷。各民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符号都遵循着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词汇意义由多义到具体专指，书写方式也由繁杂到规范的规律不断发展。语言文字的阶段性，形成现存文字多形、多义、多音现象。不论拼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存在这些问题。尤其是我们民族使用的表意文字，读音部分特征不明显，表意部分不精确，特别是造字的不同阶段及其不同方法所产生的差异，使之不能望字确音义。古时候人们根据需要以义造型或以形定义，可造字没有严格的规范可循，形成文字混乱。在文字出现初期，成型字远不够使用，于是就出现替代现象。一个字除本义外，还会有引申义假借义。同时代和相近时代，同地域和相近语言区域的人们读起来问题不大，可文献形成并投入使用后就会满天下经久流传，各时代各地域的人们利用起来就会出现许多障碍。其中优秀文献成为经典，世世代代流传不息。可文献中的障碍影响人们阅读。特别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谬误，更影响人们对文献利用，使人们不能正确地甚至错误地理解作者创作思想，失去原始文献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因而丧失其意义。因此，正读音纠讹误是注释工作首要任务。
正读音，在注释文字中极为常见。为字正音，一是由于一些冷僻字，不为时人常用，读不准音，解不准义，注释家便标注其音义。再是一字多音，现时读者无从把握其正确读音，注释家便根据文意将某字注上应读之字音，以引导读者准确理解文意。三是容易混淆的形近或音似之字，注释家指明正误，帮助读者走出迷茫。汉许慎《说文解字》就是为通行汉字做注的结果，开创编写字书文献类型的先河。在其他类型文献中，注释家都没有忽略为字正音的工作。如唐孔颖达等人作《毛诗正义》中《周南・关雎》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七胥反。鸠，九尤反。洲，音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毛如字，郑呼报反。逑，音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沈有并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郑上音佐，下音佑。……）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乐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协韵宜五教反。）”对多音字注得都很详尽。这种方法唐陆德明采用较早。他在《经典释文・序表》中说：“文字音训，今古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注者自读，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便既遵承，标之于首。”［7］他提倡的方法为后人正确注音和诵读音注，提供很好范例。古代汉语中许多不常用字的音义，都是通过文献中注释文字保存和流传下来。
纠讹误，在注释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是校雠学和训诂学的结果。古文献在传写和翻刻过程中，出现错误是常见现象。如今本《礼记・王制》中有关虞、夏、殷、周四代养老制度的一段记载文字中，把“虞痒，在国之四郊。”误之为“在国之西郊。”［8］《汉书》中将孔安国家献《古文尚书》之事误为“安国献之”。［9］前者一笔之差，后者一字之差，可一笔一字的差误便改变了历史真实性。若没有校雠学家予以纠正，将会贻误千古。历史上一些卷帙浩大的书籍，传写和翻刻都很艰难，增减一笔一字都很常见。而且会出现文字脱落现象，脱漏几字，十几字，几十字的情况都有。近人章钰曾用各种宋本校订《资治通鉴》，校出了“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关系史事为尤大。”如《资治通鉴・秦纪》：“齐人隆技击”，“齐”字上脱“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计55个字。［10］缺的部分正是有一定思想内容和文献价值的政论。注释家把脱漏文字补在原文之后，并说明原委，保证了文献完整性，便于后人利用。像《资治通鉴》这样在文化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史书，出现这样情况会影响历史典籍的文献价值。不认真进行校勘，不对这些讹误进行注释，是不能起到史书昭明历史的愿望。
四、注释辑佚存异的特殊功能
存佚文异文是注释一种特殊功能，不但丰富文献使用内容，增加被注文字的鉴别依据，更重要是通过注释辑录并保全原有文献的不同面貌及其存在状况，提升了文献使用价值。文献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散佚、脱漏，甚至出现异文。每当新型载体出现并被人们接受后，旧文献形式就会退出历史舞台，造成文献内容的遗失。于是注释家们在对文献作注时，广引博征，用众多文献资料来训释某字某词，或文中人物、事件、地理知识等真伪正误。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被注释家征引过的文献淘汰了，亡佚了，可该书的许多内容却被保留在其他文献注释文字中。这就出现奇迹，许多已失传的文献，其内容通过各种文献的注释保留下来。甚至被后人汇集在一起，再现了原始文献之面貌。
存异文，是指注释中记录着所征引的不同版本资料，保存了同一资料源的不同文本。以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例，在编写过程中，他兼采各种版本和各种异文，以及众家学说，增加了所释文字的学术性。如《诗经》中几个词的释文：“卷耳：眷勉反，苓耳也。《广雅》云：�耳也。郭（璞）云：亦曰胡�，江南呼常�。《草木疏》云：幽州人谓之爵耳。”“��：音浮；�，本亦作苡，音以。��，马�也。又名车前。《郭诗》云：直曰车前，瞿曰��。郭璞云：江东呼为虾�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谓之牛舌，又名当道，其子治妇人生难。《本草》云：一名牛遗，一名胜�。《山海经》及《周书》、王会皆云：�苡，木也，实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卫氏传》及许慎并同此。王肃亦同。王基巳有驳，难也。”［11］等。在一部文献中的某个具体词汇下，集中了当时能够征引到的同源知识，颇为壮观。不仅为后世读者选择答案提供了方便，更重要是将不同注家在不同文献中所论述的同一类知识汇集在一起，并得以保存。极大丰富了我们民族语言文字及其史料。
存佚文，是指某些历史文献现在已经遗失，可被各代注释家们做注时引用过，其文献基本内容较完整地保存在被注文献的注释中,后人可通过相关注文了解亡佚之书的大概情况。最有代表性的是陆德明编写《经典释文》时，博采众书，就他所见到本子尽量征引，兼收各种异文，使许多已亡佚之珍贵文献资料靠《经典释文》保存下来。这对训诂、校勘、目录学等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庄子》释文中引向秀、司马彪等注，《尔雅》引刘歆、樊光、孙炎等注等［12］。
对于那些保存下来的文献，在长期流传中也难免面貌全然。传写或刊刻过程中，会出现脱文、衍文和错文现象。增衍和错刻之文，校雠家、训诂家可以甄别考证，判定正误。而脱文漏字就难以订正。但在各种注释文字所征引的原始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许多文献因各种原因脱漏的文字。如郭璞注《尔雅》，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经典释文・释训》中的“皋皋，��，刺素食也。”词下，注文中出现的“��”二字为今本所无。可见郭注在宋代已有脱漏。另如《经典释文》的《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下有“父母得其显誉也者册强而仕行步不逮县车致仕”二十字，是今本所无文字，显然脱落了［13］。
后世学者利用前人注释文字资料，将失传文献内容辑录出来，重新整理，以恢复原书面貌，称之“辑佚”。这是注释文献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补郑篇》中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14］王应麟把郑玄在各种书中对《易》、《书》的注搜集在一起，辑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以打破《易》、《书》只一家之传的局面。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也丰富了民族文化财富。章学诚认为搜集佚书始于南宋王应麟的观点得到后世大多学者赞同。独近人叶德辉有些异议，他在《书林清话》卷八中有“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语，说：“古书散佚，复从他书所引搜辑成书，世皆以为自宋王应麟辑三家诗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云：‘按《隋经籍志》、《唐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钞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而流俗误录著故相国舒王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皆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风概，殊可珍也。’据此，则辑佚之书，当以此经为鼻祖。”［15］显然两种说法分歧在辑佚时间先后上。而古书辑佚来源于各家注释文字这一点是肯定的。
五、注释也是学者阐释学术思想争鸣历史疑难的舞台
在注释人物、事件或与某段历史有关联的文字中，注家往往会谈自己的看法，用一些文字来表明自己态度，很具学术价值。特别是某些学者对注释内容有独家发现时，会阐明自己观点和论据，以期证明正确程度。以《吕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览第三》开篇为例：“一曰。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
“纷纷分分”何义？高诱注：“纷纷，�乱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难得知也。”俞樾注：“分分当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争原也’，顾欢本‘分’作‘忿’，即其例矣。”吴承仕注：“分分无恐恨之义。分纷音同，以同音叠字为句，古书亦少此例。疑分分当作介介，注恐恨当作怨恨，介介犹耿耿也。耿耿不忘，有怨恨之义。《汉书・陈汤传》‘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颜注：‘介然犹耿耿’，此以怨恨释介介，与彼同意。”陈奇猷注：“王念孙校本改分分为介介，注恐恨为怨恨。”
关于“汤射伊尹”这段事迹，高诱注曰：“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扬言而亲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毕沅注曰：“梁伯子云：旷，空也，或云是犷之讹，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卢云：“旷夏似言间夏。汤令伊尹为间于夏，而恐其不信，故亲射之。诸子书有言尹与末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战国荒唐之言。观此下云‘若告我旷夏尽如诗’，又云‘往视旷夏，听于末嬉’云云，亦即此意。是明明以伊尹为间谍也。”梁玉绳注曰：“犷字似胜。《汉书・叙传》言‘犷秦’，《后汉书・段�传》言‘犷敌’。”陶鸿庆注曰：“书传无以‘亲自’连文者，由亲自射伊尹，尤为不辞。据高注，疑高所见正文本作汤扬言自射伊尹，故注云然。传写夺扬言二字。浅人依注文以臆补之耳。汤果自射伊尹，何以使夏闻知，而伊尹安得亡乎？”吴承仕注曰：“《广雅》，旷，大也。旷、皇声亦相近。殷人称夏为旷夏，犹周人称殷为大商、大国殷矣。”［16］
从例中可见，同一“纷纷分分”句，同一“汤射伊尹”事，各注家有各自的理解与看法，这些理解与看法，又都有一定缘由，他们在注释中畅所欲言，充分表现了注释家们的扎实学风，也证明了注释文献形式对于阐明注家学术观点的适用性。
利用注释文字阐述学术观点，由来已久。注释家在注文中都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与理解。由于对某些问题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出现分歧，因而产生出一定的学派。不同学派学者们，在自己的注释实践中，利用注释文字对文中字词或内容的争议，表达自己学术观点。在笺注《毛诗》上，郑玄同王肃之间的论争，以至于相互攻讦，在注释学史上颇有影响，也是较早的一次学术论战。《毛诗》是《诗经》的注释著作。相传作者是毛公，毛公又为何人，史上一直有争议，一说为大毛公毛亨，另说是小毛公毛苌。故名《毛诗故训传》。汉郑玄为其注释解义，以发自己见解，自命这种文体曰“笺”。笺，《说文》曰：“表识书也。”郑氏以此来说明自己对《毛传》有所发明，有所独见。他在《六艺论》中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能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当时传诵《诗经》的有鲁、齐、韩三家，师徒口口相授，内容及其解释上有差异，而且各有所长。郑玄兼习三家，以鲁诗代表的《毛诗》为主而笺之。同时不废三家之说。自从郑笺在世通行以后，三家原书不再有人诵习阅读，逐而废之。之后不久，魏太常王肃不赞同郑玄对《毛诗》的笺注。郑氏所笺内容与《毛传》有些不同的地方，王肃就以顺述《毛诗》旨义为由而攻击郑玄，其著作有：《毛诗注》、《毛诗驳议》、《毛诗奏事》、《毛诗问难》等。不过这些书都已佚失，其是非得失现已无从判断。作为学术之争，必各有所长，于是当时学《诗》者，便出现郑说或王说之分，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朝时，出现了南学北学两派。北学宗郑，南学主王。至唐孔颖达奉敕作《诗》义疏，用郑玄的《毛诗笺》，守疏不破注之例，此后各家学说便废止了。宋以后又出现了争议，这是正常之事。如此这般，各代学者都有用传注形式来阐明自己见解，参加学术争鸣。清代这种论争的学术氛围更盛，清初以惠栋为始祖的吴派与戴震为首领的皖派之争，持续了多年。承袭惠栋学说的有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等。继承戴震学说的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卢文�、俞樾、孙冶让等学说也与此派接近。
总之，注释因其有不同的功用，被各时代文人所重视，成为学者治学的工具。学人们在学习经文时，总离不开历代儒者的注释文字，或以注释文字为基础编辑成的各种学术成果。周而复始，历代传承。我们民族文化和语言文字，就在这种对经典文献不断地诵咏、学习、训诂、校正、勘误、释义的过程中，不断地创新，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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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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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静涛 1951年生，1976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供职于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职称。多年来从事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自动化管理、文献检索学、索引学方面等学科的研究。发表专业论文40多篇，参编学术著作10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