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文献发端的历史原因

曲静涛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大连 116029）

摘要 注释是对原文献中有关字词或内容进行解说和注明的特殊文献类型。多为后人对先人文献中的错误和不足进行补充、考订、辩证、解说的文字。它发端于人们对文献信息准确利用的实际需求，是文献整理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产物。前人文献提供了大量的治国经验和政策依据，可在历史发展中文献难于完整保存，战乱损毁，文献自然淘汰，作者写作的错误，文献传承时抄写刊刻出现的谬误等，都成为文献流通利用的障碍。于是从战国时代孔子起，先哲们和历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催生了校雠学、校勘学、训诂学等学科，而最终说明文字都以注释的形式存在于文献之中。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熟知历史的语言文字大师，用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文字功力诠释文献，对历史文献作注，为文献跨时空交流与使用架起桥梁。

关键词 注释注释发端注释历史

注释是种特殊的文献类型，依附于特定文献之中，对原文献中有关字词或内容进行解说和注明，以便准确地表达原文意义，便于人们利用文献。注释多是后人对先人文献中的错误和不足，进行补充、考订、辩证、解说的文字。它发端于人们对文献信息准确利用的实际需求，是文献整理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产物。历史永远前进，后世总是前世的进步。前人遗存的文献提供了大量的治国经验和政策依据，包含历代典章制度和丰富的治世策略，在国家管理和治邦安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先哲们很早就开始了文献整理工作。历朝历代统治者们也都非常重视文献的整理与收藏，以期为当朝或后人创建一个正确无误的文献利用环境，导引人们正确了解历史，借鉴历史，安邦定国。文献整理就是将文献中散佚或谬误之处作以处理，使之通文达意，为当代人读懂理解，体会原始文献的本义。于是催生了校雠学、校勘学、训诂学等学科。而这些学科最终说明文字，都以注释的形式存在于文献之中。注释文献便是文献整理的结晶，并在长期的文献整理活动中逐步完善成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成为人们解读历史文献的有利工具。

一、注释活动源于历史上的文献整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文献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人类有了思想能力和记录思想成果的需要时，便想方设法创造纪录信息的方式。从结绳记事刻石描纹始，逐步探索到用文字符号书写在竹木、绢帛或印刷在纸张上。直到今天人们仍在为寻找最方便的记录知识信息的途径而努力。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献载体。文献载体的发现与应用，是人类利用当时的物质资源和科学技术能力的综合产物。不同形式的文献载体，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知识与经验传承的平台。因此从文献刚刚成型时候起，有为之士和社会机构就开始收集并注重保存文献。在我国历代政府中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文献图籍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吕氏春秋・先识篇》载：“当夏之乱，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先奔于商；殷乱，内史向挚抱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以其图法归周等。”^［¹^］文中提及的终古、向挚、屠黍都是管理文献图籍之官。在周代专官执掌图籍工作分工已经很细。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中说：“《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²^］这是历史上人们重视文献收集与保存的见证。

文献收集与保存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是文献收存的第一目的。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文献收藏与保存并不是很容易之事。特别是在雕版印刷技术没有普及以前，文献保存是很困难的。据文献记载，春秋时先人典籍散佚就很严重了。《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诗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缪公，编次其事，曰：‘夏礼我能言之，杞不征也；殷礼我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我能征之矣。’观殷周所损益曰：‘后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³^］《孔子家语》上也说：“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子言。退而请南宫敬叔曰：‘孔子生于衰周，先王书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其正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世，以为法式，其文德若矣。’”^［⁴^］可见孔子时代书籍已散佚错乱，如果没有孔子整理文献之举，也许就没有今天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孔子可谓是我国历史上全面系统地整理文化遗产的第一人，其功绩伟大，怎么褒奖都不过分。

西汉时期又出现一次文化发展热潮。这和当时社会稳定朝廷重视文化事业分不开。这时期出现了以刘向刘歆父子为首，诸如班固、许慎、郑玄、高诱等一批文献整理和注释大师。隋唐以后施行了科举制度，更加快了文化的普及。政府选拔官吏突破了魏晋以来职官被门阀垄断的局面。寒门庶族子弟在科举中及第者可授以高官，激起平民学习的热潮。考试内容都来自相关文献。于是熟读书籍，掌握经典成了世仕的途径。此项制度经宋元明至清，越来越完善严密。学者们精释典籍，甚至把各大家注释成果汇刻在一起，供学子诵习参阅，蔚然成风。因此清代成为古代注释学发展的集大成时期。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对文献的需要更为广泛全面，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各方面信息，都要从古代文献中寻找历史渊源，更加推动了文献的整理与利用，注释的编撰和使用已非常普及。这是与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深入发展对文献的需求分不开。历史上文献难于保存，兵燹战乱对文献的殃及和文献自然淘汰，是造成文献散佚和残缺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对文献的需求。于是人们在收集与保存文献的同时，还要进行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使现存文献尽可能地恢复到原有文献的状况，还历史本原面貌，提高文献的历史价值和使用价值。从战国时代孔夫子整理《春秋》至今，历朝历代都有大量的文人从事这方面工作，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创建了不朽的功绩。

战乱是古籍文献散佚的重要原因。《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记载牛弘在开皇初年做秘书监时，曾经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指出古今书籍经过的五次大厄运。他认为秦始皇下令焚书是第一次，西汉末年赤眉入关是第二次，东汉末年董卓移都是第三次，西晋末年“刘石乱华”是第四次，南朝萧梁时魏师入郢，元帝（萧绎）自焚藏书是第五次。后来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中谈到古书散亡，认为牛弘所说的都是隋朝以前情况。从隋唐以后到宋末，又经过五次大的灾难。他认为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炀帝在江都被杀，一时大乱，图书被焚是第一次；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禄山入关，玄宗奔蜀，书籍损失殆尽是第二次；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入长安，僖宗出走，书籍焚毁许多是第三次；宋建朝后藏书很多，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人入汴，图书散失无数是第四次；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胡氏原文为“绍定”，张舜徽先生考订为“德佑”），伯颜南下，军入临安，图书礼器运走一空是第五次^［⁵^］。至于宋代至今，图书遭到的厄运岂止十次？仅近代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多次入侵我国，对中华文化肆意掠夺、焚毁和抢夺的图籍古书无数。好在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技术逐步普及，比较重要的图籍古书被雕版印刷，而且可以印成百千册的数量。文献不仅藏于官府，更为多数散落于民间。因此，官府藏书受到战乱影响，可以在民间征集。而宋以前的文献靠手抄传写，一种书难有几部复本，战火焚毁一次，就是一场浩劫，许多书籍从此消亡。竹简木牍脱简漏文，帛卷纸书散页佚字现象更为多见。于是，战后征集整理图书，辑佚补缺，辨别真伪，是历朝政府必做之事。在这项浩繁的工程中，著录书目，辑佚图书，说明补漏文字，解释难懂词语，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文献发展过程中的自然淘汰，也是文献需要大量整理的原因。文献载体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推陈出新，始终处在更新淘汰状态中。文献是人们用文字图形等符号，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有选择地将流通于社会上的各种信息，记录在一定载体上的传播媒介。不同时代所使用记录信息的技术手段和载体不同。这有个漫长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在我国见到最早的便于流通和保存的文献实体，当属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商代文献。殷商后期又出现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献，史称金文。以钟鼎上的文字为代表，周秦两代有很大发展。继而又出现刻在石器和石头上的文献，史称石文，与金文并称金石文字。石刻文献成就最大者当是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春秋时代，以竹简木牍作为记录载体的简策文献兴盛起来。南方多竹北方多木，材料易得，工艺简单，很快就通行起来，一直延续到晋代。与此同时，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们开始用丝织品替代简牍，称为“帛”书。战国时使用较为普遍。它质地轻便，经久耐用，易于保管。但价格昂贵，用得起的人很少。所以一直同竹木文献并存。汉代时人们发明了纸，这是划时代的书写载体革命。纸具有缣帛材料的优点，又取自于竹木，可大量生产，很快取代各种书写材料，成为文献书写和刻印的主要载体。经过装订方式的改进，形成“书”型载体，一直通行至今。自此后，大量简策文献被搁置，逐渐失去流通意义而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载体更新淘汰，文献内容被无序地转换，而社会又缺少规范机制，致使文献传承出现很多错误。于是两汉后出现校书解书热潮，学者们纷纷加入校书和诠释古书行列。朝廷也设专职官员负责此项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文献整理活动。

二、文献传承过程中种种错误是注释产生的直接原因

文献是用文字记录流通语言的载体。文字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长期社会发展中，人们约定俗成地运用一些代表特定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流通的语言词汇，这就是文字。在记录语言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定的格式和语法规范，使之被绝大多数人们接受并使用，从而形成书面语言。书面语言表达方式更为规范准确，遂与口头语言产生一定差别。但基本意义和内容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减少了口头语言的随意性。因此，文献的本质就是流通语言的物质形态，是固化的语言流通系统。从文化发展史看，人类文明是靠语言和文字传承的。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组织社会生产，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形态和文字符号系统。语言和文字有着无限量大的包含空间，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而丰富变化着。然而作为人类交际工具和思想传递媒介，在广域时空流通时要受一定的条件制约，如语言的时代性、地域性和行业性等。这些特点都会保留在文献中。而且文献在文字化过程中还难免不出现符号系统错误，这些错误又成为文献流通传播的障碍，影响人们利用。因此跨越时空的文献往往不会被现今人们顺畅接受，必须经过一定的甄别途径和解说过程，尽量还原文献本义，使之成为流通语言，为现时代人们所接受。这是促使注释产生的最直接原因。

1、语言文字的时代差异是注释文献诠释的重要内容

语言文字随着人类的实际需要逐步发展完善，时代性很强。每个时代都会有变化，即有对上个时代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陈旧僵死的语言文字会随时退出历史舞台，新的语言文字随着新事物新观念的出现而创造。周而复始，从未间断，从而产生时代的差异。这些差异都会记录在各个时期的文献中。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文献时必然会遇到障碍。于是一些学者以诠释文献中的语言障碍为工作目标，用种种方式说明文字语言的时代本意，还原文献的历史面目，这一工作就是注释。

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运用的灵活性、词汇的丰富性，也是推动注释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语言文字历史发展中，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文字是语言的标识符号。有文字的语言才能算是完善的语言。而文字语言的载体就是文献。现在可称为文献的载体类型很多，不仅有纸质的“书”、化学材料的“平片”、磁质的“软盘”、光电原理的光盘和计算机芯片等等。而普通意义上的文献，就是指目前通行的纸质文献，或古代遗留的竹木、绢帛、石质等文献。汉语言发展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古汉语阶段时间漫长，发展也很成熟，虽然口头语言与文字语言脱节，各成系统，但文字和语言词汇都很丰富，语法严谨，运用灵活，经过长时期逐步演变发展而成。其间也因朝代更迭、交通不便等因素，形成时间、民族、地域上的差异，为语言文字流通使用造成障碍，必须经过注释的环节为此诠释说明，才能使历史文献昭明天下，为人所用，人所能用。

2、地域差异和行业特殊用语也是注释文献说明的重要内容

语言地域性是指不同地区的人们，因受居住地理条件、人文历史环境、生活习惯等差别而形成的方言区。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也有很大差别。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统计各有说法。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语言学与语言交际手段指南》一书说，当今世界已知语言共有5,651种，公认的独立语言有4,200种，其中百万以上人口使用的有19种^［⁶^］。学者们将世界语言分成七大语系。在同一语系中也因各种原因形成方言区。目前我国存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七个方言区，在词义、读音、声调、语法结构等存在着不同的差别。这些差异就是壁垒，影响人们的信息交流。留存在文献中，使许多文献不能被广大读者直接阅读，阻隔人们对原始文献的理解与使用。行业用术语，甚至黑社会切口（黑话），也会遗留在文献中，成为人们阅读和使用文献的障碍。因此必须经过专业学者对这些方言俗语进行解说，尽量理顺构成障碍的字词原本意义，还文献以初始面目。

3、文献形成过程中的种种讹误是注释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先祖早就发现口头语言的流动性和无法保存性。寻找辅助人们记忆的方法，试探在能够保存语言和记忆的地方记录某些信息。世界各地发现原始人类刻画在岩壁上的画，用线条和形象来记录某些意义和信息，就是早期人类将语言信息固态化的一种尝试。文字符号的创造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中某词汇的音同时又表意，记录在某种载体上就会永久保留。考古证明，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已经很发达。它们记录了古埃及帝国、古代苏末王朝、巴比伦王朝、古波斯王朝等许多历史故事。在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于省吾等曾认为中国文字产生可以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但一些学者认为汉字形成过程是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而折衷意见则认为中国文字萌芽在6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则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中后期。

①早期使用文字出现的替代现象

各个民族的语言词汇和文字符号都遵循着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词汇意义由多义到具体专指，书写方式由繁杂到规范的规律不断地发展。这就形成了文字的多形、多义、多音现象。不论拼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存在这些问题。我们使用的汉字，由于造字阶段和方法不同，读音特征不明显，表意部分又不精确，更容易形成多音多义现象。

我国现在通行的文字在汉代时已基本定型，但仍有发展。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录汉字单字9,543个，到晋吕忱的《字林》时已收12,824个。宋代王洙等相继修纂的《类编》中吸收了大量新字，共有31,319字。清代张玉书等奉命编定的《康熙字典》，收字已达47,035个字。而我们常用的汉字不过三千字左右，大多为不常用字和冷僻字。文字是逐步发展的。古时候，人们根据需要以义造形或是以形定义造成文字。可在文字初现时，成型的字远不够使用，于是乎就出现替代现象。从一字一义到一字多义。一个字除本义外，还会有引申义和假借义。引申义，即由原义产生新义，新义的产生与原义总有一定的关联。而假借义是指借用已有的文字表示语言中同音而不同义的字词。有些词原本就没有造出字来，或虽有本字却不常使用，却依照它的音假借一个与意义无关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寄托这个词的意义。在使用文字实践中，由于古代文化不普及，文字使用不规范，形成了文字的混乱。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例举“�”字，在不同环境中竟有4种引申义和8种假借义^［⁷^］。人们通过这两种方法来扩大或变通字词所含意义，记录当时发生的各种信息。这种扩大或变通可能被同时代人所接受，过一定时间后就会成为障碍，影响人们对文字的解读。对不了解古人用字规律的读者，读起书来势必无所适从。要么无法理解原文的意思，要么会望文生义造成理解的错误。因此需要专门学者对这些难以掌握的字词进行解释或注明，给不熟悉历史的人利用古代文献做个“翻译”。

②传写过程或雕版时出现的错误

古书在抄写、刊刻过程中经常出现错误，需要校正、考订，也是催发注释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抄书、雕版在古时没有法定规范，难免出现讹误。脱文、衍文都是常有的现象。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记载的孔安国献《古文尚书》遭巫蛊之事，此历史事件在汉刘歆的《七略・辑略》、《汉书・刘歆传》、梁萧统《文选》中都有收录，而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当时孔安国早死未见巫蛊之难。近两千年来，学者们对此研究考证不止，争执较大。清初学者阎若璩经过缜密考证，在其所著《尚书古文疏证》认为《汉书》里“安国”下漏掉“家”字，在司马迁时孔安国已不在，是其家人献书。与阎同代人朱彝尊和后来的王鸣盛、沈钦韩都赞同此说，使这一疑案得以解决^［⁸^］。一字之差，史事相差很大。竟引起千年争议，许多学者为此付出很多心血作以考订。

唐宋以后雕版印刷得到普及，书籍成为商品投入市场。书商们有选择地刻印图书，没有销路的书籍不会被雕版印刷。与此同时，书商们为了节省雕印成本，往往在刻工费用或印刷成本上计较，促成错文漏字和粗制滥造等现象出现，对文献保存利用又添障碍。于是明清以后注释家们扩大了视野，把目光从专注经文转向其他学科领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大大拓展了注释的范围，不但定音考义，解释难懂词语，理顺文献渊源，还辑缺补佚，考订疑文，有力地维护了文献的完整性。现在通行的许多古籍，就是注释家们从前人注文中引用的原文资料辑录而来，使已散佚文献得到再现。

③历史上避讳用字现象造成的文字障碍

避讳用字是我国封建时代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而设立的文字制度。为了表示对帝王或家庭中祖先父母以及被尊崇人的尊敬，不能直呼他们名字中的字。故意用别字替代，或者将字缺末笔以示避讳。如杜佑编纂《通典》时，逢唐德宗时代，根据避讳原则，德宗及其以前唐朝帝王之名都得避讳。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因而在书中将“虎”改为“兽”或“武”字；代宗名“豫”，将“豫州”改为“蔡州”；德宗名适，遂将“括苍”改为“苍县”。再就是将字缺笔或空字^［⁹^］。如陈垣在《史讳例举》卷一《避讳所用之方法》中举过一例：“干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引‘生民以来’，俱作生人。‘愚智齐泯’，泯作�。为此唐碑避讳缺笔始见，以后缺笔之字渐多。”^［¹⁰^］

④原书作者之误

古文献中原书作者之误也大量存在。这些错误对原文的解读与领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和不良影响。现实中人多视原书文字为神圣，很少有人加以怀疑。致使错误被认为是事实，以讹传讹，造成更大的错误。即使某处讹误造成语言障碍，或有悖于历史，通常人们也设法将其解释通顺，这样就会望文生义错上加错。据《公羊传》、《公羊传解诂》记载，孔子发现《春秋》中记载的“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中的“伯于阳”是“公子阳生”四字所误，使这个令多年不得其解的问题昭然于世^［¹¹^］。这是有记载最早发现原始文献有误的事件。清代曾担任过武英殿校勘经史官职的学者齐召南，参加了《礼记》、《汉书》等校正工作。他在《宝纶堂文钞》卷三《进呈前汉书考证后序》中指出《汉书》中存在的几种错误，分成两大类，一是作者写书时出现的错误，另是后人传写时造成的错误^［¹²^］。而校书家们一般都关注传写或刻版时所造成的讹误，很少注意作者写作过程中遗下的舛误。这种存有偏颇的倾向不科学。事实上，许多学者慧眼指出历史文献中的原文错误，并做以充分地考订和晓畅地解说，对后世人们完整地理解原文献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订正原书的错误也是注释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⑤文献在传承过程中的自然残损

新型文献载体出现必然会替代原有载体，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负载在过时载体上的文字信息就会随着载体退出历史舞台而逐渐散佚。

经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大量成型的文献载体存在。保存了当时大量的政治文化历史经济各方面的信息。但那时识文辨字的人极为少数，流传的文献也仅有几部。到东周时，有的文献已散佚，文字也生疏，需要校对整理才能流传下去。据《商颂谱》中记载：“……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国故论衡》中也说：“校莫审于《商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考父为人，三命兹益恭，故�始于那。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则，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之傅恭，犹不敢�。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恭人以是训国子，见删定之意。”^［¹³^］正考父可谓是文献记载校书整理的先驱者。二百年后，其七世孙孔子时，社会文化教育逐步扩大，学派林立，学术气氛活跃，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期。这时期文献需求激增，然而周室道衰，纲纪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文献错乱严重，不能以引导救国救世。于是孔子晚年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历史文献，辑《书》，删《诗》，定《礼》，正《乐》，述《易》，为保存和光大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文献传承过程中内容的变化需要考证与说明

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文献的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原因，一是当朝的信息占据主流；二是新鲜事物不断地产生涌现；三是旧朝过时的事物随时退出历史舞台，随之出现对其评价贬黜；四是朝代转换文献传承时内容上的增减，不合时宜就会被淘汰，这是社会发展必然结果。尤其在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以前，文献基本靠手写转抄，文献内容选择性很大。文献抄写工作量巨大繁重，不是所有文献都能按原来面目一字不差的抄录。有很灵活的选择性。有用则有人抄录，无用或用途不大的就会被遗弃。如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之间（汉末至梁），学者们整理后汉一代史料编著史书有十二种，如后汉刘珍所修《东观汉记》；三国吴人谢承《后汉书》；晋薛�《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忱《后汉书》，张�《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记》，张�《后汉记》；宋范晔《后汉书》；梁萧子显《后汉书》等。这些书都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至今只有范晔《后汉书》和袁宏《后汉记》还在。其他各书皆已散佚^［¹⁴^］。范氏作品传世原因，一是文笔很好，二是书中有纪传而无表志易于诵习，大家都喜欢传抄这个本子。袁氏本子体例与范氏不同，学者们予以保存。其他本子就废弃了。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¹⁵^］如此这般，文献散佚很快。

综上所述，这种种因素都会影响文献的传播与继承，阻碍文献的使用和信息交流。因此社会发展需要语言文字工作者充当跨越时空文献的解说工作。每个时代又都会有一批熟知历史的语言文字大师应运而生，用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文字功力来诠释文献，为以往时代文献作注，为时代间、民族间和地域间的文献交流架起桥梁。

注释产生与发展有其社会原因，也有文献自身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社会对文献的实际需求，促使注释产生与发展。因此，注释本身带有社会性，是文化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某人对某文献的解释，某人对某文献中字词的考证。注释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阶段学者们的劳动创造；是在整理前人文献或研究使用文献时，对历史文献中的谬误进行辩证、考订、解释的产物；是反映着时代光辉的学术成果；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献传播―继承―递进的中间环节。古今注释活动，为全世界文化资源的利用搭建了超越时空的平台。注释文献的出现开创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不仅催生一种新文体，而且为后人提供了整理文献、保存文献、利用文献的好方法，使千年文献永葆活力，万代子孙方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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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静涛1951年生，1976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供职于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职称。多年来从事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自动化管理、文献检索学、索引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参编学术著作1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