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中华书局版图书流播韩国研究
――以《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为例①
傅德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433）
笔者于2008年和2010年两次出席有关中国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都是以日据时期日人所著汉籍和上海版图书流播韩国研究为中心。第一篇论文题目为《日据朝鲜时期日人所著汉籍研究》，第二篇的题目为《日据时期上海版图书流播韩国研究》②。此次提交的论文仍以日据朝鲜时期为题，所不同的是中心以中华书局版图书流播韩国研究为对象。此篇论文涉及中华书局版图书流播韩国的汉籍出版品无论在数量、品种上，还是在类别及影响方面，与前两篇论文究竟有什么区别？其在中韩文化交流上地位应予以怎样的评价，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发表一些拙见。
一、流播韩国图书的种类
据《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一书所收录的近七千条汉籍文献记载，这一时期中国流入朝鲜的中华书局版图书共19种，计330册。按其类别包涵文学、语言文字、历地（传记、史料汇编）等，其具体书目如下：
淮南子精华 （汉）刘安著（中国）中华书局编 中国新活字本 1915 下卷 1册 20.2×13cm. 国（古1279-5） P3107左
前汉书③（汉）班固撰中国新活字本上海中华书局民国12（1923）5册 26.3×15.1cm. 国（古2231-16）P2335左
《文心雕龙》（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中国新活字本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0卷3册 国（一山古3749-30）P874左
晋书（唐）太宗御撰（唐）房玄龄奉敕撰 石印版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12（1923）刊 130卷8册 国编B2CB-23 P2558左
陈书（唐）姚思廉撰新铅活字版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12（1923）刊 36卷1册 国编B2CB-24 P2558左
魏书（北齐）魏收撰新铅活字版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12（1923）刊 214卷8册 26.5×15cm. 刊记：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武林竹简宁影，殿本 国编B2CB-20P2066右
周书（唐）令狐德
等撰新铅活字版上海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12（1923）刊50卷2册 刊记：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武林竹简斋影殿本，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国编B2CB-22 P2467左
周书（唐）令狐德等撰中国影印本上海中华书局民国12（1923）50卷2册 26.3×15.3cm. 国（古2224-8）P2467左
南史（唐）李延寿撰 新铅活字版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12（1923）刊 80卷6册 国编B2CB-5 P511右
唐书卷④（宋）欧阳修撰中国新活字本上海中华书局中国12（1923） 13卷 1册 进表：嘉cm五年（1060）……（宋）曾公亮国（古2242-10）P589右
辽史（元）脱脱等修新铅活字版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12（1923）刊 116卷3册 国编B2CB-18 P2001左
元史（明）宋濂等修 新铅活字版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12（1923）刊 210卷14册 26.5×15cm. 进元史表：洪武二年（1369）…李善长上表 国编B2CB-19 P2049右
古文辞类纂（清）姚鼐编中国木板上海中华书局民国13（1924）75卷14册 19.7×13.2cm序目：乾隆四十四年（1779）…姚鼐纂集序目 高大D2-B50 P429左
明史（清）张廷玉等奉敕修 中国影印本 上海中华书局民国12（1923）332卷24册 26.3×15.1cm. 国（古2255-26）P809左
明史（清）张廷玉等奉敕修新铅活字版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12（1923）刊 332卷24册 刊记：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武林竹简斋影殿本 国编B2CB-6 P809左
饮冰室全集（中国）梁启超著影印本上海中华书局 民国7（1918）全48册 15×9.8cm. （缩本饮冰室全集）国（无求斋古3747-126）P2115左
清史列传 新活字版上海中华书局1928刊 80卷80册 国编B9FC-10P2680右
清史列传 中国新活字本中国上海中华书局民国17（1938）40册 19.7×13.1cm. 国（古2520-15）P2680左
小学地理课本 喻璞编 上海中华书局1934 1册 治安禁书目录（1941年）P241
上述中华版汉籍文献目录与同时间流播到韩国的上海其它出版机构的出版物相比，无论在数量、品种上，还是在类别上都有很大的区别。通过比较发现，与同一时期流播到韩国的上海版图书的种类为130余种600余册。类别只缺少哲学、法律和工具书。但这并不影响中华版图书所具有的特点和在中韩文化交流史的地位。
二、中华版图书的特点
流播到韩国中华版汉籍文献，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日本殖民主义者十分重视中国历代王朝对前朝政事的总结，尤其对二十四史情有独钟。在19种中华版流播韩国的汉籍文献中，二十四史就占有12种。时代从东汉班固撰写的《前汉书》，迄至清代张廷玉等奉敕编修的《明史》。这说明，日本殖民统治者十分重视借鉴中国历朝的统治“经验”，以期从中寻找到更好的统治朝鲜的理论依据。
第二，流播到韩国的中华版的汉籍文献虽然种类不多，但是涉及历史时段的跨度比较长。其中距今最早的是公元前150年由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⑤。此书系中华书局仅成立三年即1915年，用新活字编印出版，最晚的1934年出版的由喻璞编的《小学地理课本》⑥。此书流入朝鲜后，被日本统治者，以有碍“治安”列为“禁书”⑦。
上述日据时期流播在韩国汉籍文献资料所涉及的历史史实，从两千余年前的中国古代西汉时期论文集，到唐宋及明代编纂的部分二十四史，迄至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清史列传》。其历史年代虽前后不相衔接，与上海版汉籍文献相比，缺少周代和春秋战国、秦，魏、金等，但跨度之久远，实令人叹为观止。
第三，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考察，流播在韩国的中华版汉籍文献涉及的版本有：“石印版”、“新活字本”、“新铅字版”和“影印本”多种版式。其中新活字本6本、新铅活字本7种；“石印本”、“木板本”各一种。它们分别为唐太宗御撰，房玄龄奉敕撰的《晋书》和清代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篆》；影印本两种为：梁启超著《饮冰室全集》和清代张廷玉等奉敕修的《明史》。其中如1918年出版的《饮冰室全集》，除国家图书馆有藏外，国内其它出版社，很难寻找到。
在上述出版物的版式中，大多为“新活字本”和“新铅活字本”。最早的影印本是1918年的《饮冰室全集》。⑧这说明，中华书局在出版中国汉籍文献时，还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日本统治者在选择中国汉籍文献的版本时也是有所选择的。
第四，这些中华版汉籍文献出版物中，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出版的有2种，20年代期间出版15种，30年代2种。通过这些统计数据，我们不难看出20年代出版的汉籍数量最多，其主要集中在中华版的二十四史中的《前汉书》到《明史》共12种。这是因日本统治者经过10余年时间对朝鲜的统治，开始意识到，要长期将自己的统治持续下去，必须借鉴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经验”，同时出版有利于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统治的出版物，以为其更好地巩固在朝鲜的统治地位服务。
三、中华书局版汉籍文献的学术影响
第一，填补了中日韩三国学术界寻找日据时期流播到韩国汉籍文献资料的空白。虽然中日韩学界已出版了几十种有关中国汉籍图书目录，有的因收录1910年以前的古书⑨，有的将古书与民国时期的图书混合编制在一起⑩，这给三国学者寻找这一时期汉籍文献资料带来极大的不便。梳理后的日据时期中华版流播到韩国汉籍文献书目，无疑对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带来极大的便利。
第二，流播到韩国的中华版图书虽然涵盖的面没有上海书业同业会中的其他出版行业多，仅仅涉及到史地、文学、语言文字等，但其流播韩国历史类的图书，其品种比较专一，如二十四史就涵盖了12种。除周书、明史两种有重复外，还有10种。
第三，本文所提供的流播韩国所藏中华书局版的汉籍文献书目，与上海版其它书局的图书一样，具有拾遗补缺的功能。中国学术界以此《文献目录》，能寻找到本国所缺藏的汉籍文献资料的来源，因而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梁启超著的《饮冰室全集》，中华书局于1916年出版过44册铅印本11，但韩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1918年的48册中华影印版的《饮冰室全集》，甚至还有《缩本饮冰室全集》本。经查，后一种国家图书馆亦无馆藏。或许本“缩本”系日本统治者依据中华版重新编印的。
从文献学和目录学的角度，那些中国所缺藏的中华版流播韩国珍稀汉籍文献，其史料价值、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这些中华版汉籍出版物的流播韩国，无论对于当时，还是后来乃至今天的中日韩三国学者来说，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为了研究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为何如此重视这些汉籍出版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一，所搜集到的中华版的流播韩国的汉籍文献，除部分通过以往的使臣、商人献书（实为卖书）、民间书籍贸易流播到韩国外12，还有通过哪些渠道？
第二，这些汉籍文献流播韩国后阅读和使用的情况如何？包括收藏情况怎样，都有待作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
第三，除已知的在韩汉籍文献资料外，究竟有多少中华书局版图书被韩国学术界，尤其是被日本殖民统治者重印和影印，或重新排印出版，或被朝鲜殖民统治者列为“禁止单行本”，或被销毁，都是值得作进一步探究的。据李岩《在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统计，“中华书局建局以来共出版过500余种新式教科书”。13那些收录《文献目录》中出版地只写“上海”， 而未写“中华书局”四个字的部分汉籍文献，究竟是中华版图书，还是上海其它出版机构的出版物？以下仅以小学教科书为例：
小学高级学生用三民主义课本（第一册） 上海 1928 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P241
小学高级学生用新主义国语读本（第一册）上海 1927 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P241
小学校初级用新中华国语读本（七册） 朱文叔编 上海 1931 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 P241
小学国语读本（初版六册）朱文叔等编上海1933 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P240
小学高级用新中华地理读本（第二册二七版） 上海1933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 P241
小学常识课本教学法（初级六册）梅羹儒 顾君璞［等］编 上海1933 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 P240
小学国语读本（初级八册） 朱文叔等编 上海 1934 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 P240
小学常识课本教学法（初级二册） 罗良铸等编 上海 1934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 P240
小学初级用复兴社会教学法（第十册） 赵体真等 上海 1935? 治安 禁书目录（1941年） P24114
经查《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和《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述中小学教科书汉籍文献均系中华书局出版的，只是个别版本在时间上存在点差异。这些作为“汉文”的出版品，曾被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禁止出版。其究竟何时遭禁，是一开始流播到朝鲜时，还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才遭禁？则有待考证。至于上述中华书局出版品中还包含那些对韩国文化更深层次影响的东西，更有待日后对这些在韩出版品作进一步地研究才能有所发掘和突破。
注释
1 此书由傅德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以下简称《文献目录》。
2 前者收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编《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542-551页，后者收入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境――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483-491页。
3 中华书局1923版二十四史《汉书》分为班固撰写的《汉书》和范晔编撰的《后汉书》，日据朝鲜时期，将前者的书名改为《前汉书》，疑为与后者书名相对应。
4 此书系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新唐书》。
5 参见傅德华编《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418页。
6同上，第23页。
7 朝鲜史编修会：《朝鲜总督府禁止单行本目录》，国会图书馆收藏R015－51
8 参见傅德华编《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206页。
9 参见（韩）李相殷编《古书目录》，韩国保景文化社出版1987年版。
10参见（韩）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韩国学古房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1根据1989年3月中华书局重印出版《饮冰室全集》《重印说明》中写道：“本书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1941年重印，以后再未印行。”
12 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3），昆明出版社2000年版，第876页。
13 参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2年第3期，第21页。
14 详见傅德华编《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23页。
15 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图书总目》，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1-188页，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377页。
傅德华 原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主任、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