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江河万古流

――洪业的治学思路对当代图书馆人的启示

李文涛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200433）

摘  要  在中国近现代索引史上，洪业是一个极其突出的人物。他亲自创办并长期担任主任一职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是我国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典文献索引的学术机构。自1930年宣告成立，先生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工作的二十多年期间，引得编纂处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多达64种84册，开创了我国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大规模地编纂现代索引的历史。他早年完成的《引得说》，是一部关于索引学的重要论著。仰望前修，巍峨浩博，远非我后辈学人所能及。面对现代化信息技术风起云涌的今天，我们还应该从他们那边学到什么，是本文思考的核心及创新点所在。

关键词  洪业  治学  图书馆人  启示

洪业（1893-1980），号煨莲（畏怜），谱名正继，字鹿岑，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当代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父亲洪曦，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举人，并曾在山东鱼台、曲阜等地任知县，官声很好，一生清寒，对其子的影响自不必说。而洪业却从小接受的是西洋教育，1910-1915年在鹤龄英华书院读书，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1923年回国后执教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兼大学文理科科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他曾代表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多次磋商，争取到了霍尔基金会的资助，最终促成了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1946年春赴美讲学，后滞留美国。1948到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授课之余，每日往来汉和图书馆，涉猎中外史籍，一心从事著述，孜孜不倦，老而弥笃。 1980年12月22日洪业在美国去世。

作为老一辈图书馆工作的学人，洪业先生一生著述富赡，多有创获。曾作为燕京教授，被聘请到哈佛分别教授历史。燕京大学之创办并使之成为与当时清华、北大齐名的国际性大学之一，先生与有力焉。他奠定和开拓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又长期主持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为中华国学和索引学、目录学

作出了新的创造和贡献。对于我们当代图书馆人从事治学与研究来说，也是有着太多可资借鉴的成分。

一、学贯中西，道济古今，未尝立业先立德

《千字文》有“德建名立，形端表正”之说，中国古人讲究“立业必先立德”，强调的都是“德”对于为“士”的重要性。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是混乱和动荡的年代。此时的读书人早已不是旧式阶级意义上的“士”，一大批读书人接受过西方的科学教育，却依旧怀揣着儒士的传统意识，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责任感仍在。现实政治的腐朽、中国的官场习气使得野心和操守不可两得。一批“纯粹”的知识分子因爱惜羽毛而游离于政治成了一种选择。洪业正是采取了这种“纯粹”学人的态度，在野心与操守之间抉择了后者。

洪先生少而岐嶷，幼受庭训，自幼熟读五经四书、子史精华。长而谦抑，博闻强记，尤酷嗜文史。治学谨严，学贯中西。父亲洪曦中过举人，家学的影响奠定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洪业给自己确立一条标准，即“三有”：有为、有守、有趣。这种品行追求深受他父亲的影响。父亲一生清贫，而其学识、操守对洪业一生的取舍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还在山东师范附属中学、福州鹤龄英华书院接受新式教育。他怀揣着一番报国抱负，壮年有志经世致用之学，与人交喜谈政治，而坚决不身预其事。1915年因品学兼优，获书院美国董事克劳福德(HanfordCrawford)的资助赴美留学。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兼收并蓄，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很注意治史方法和工具书的编纂，再加上他有良好的国学根基，对传统的国学深具心得，这使他能够较好地融汇中西学术，成为在当时领潮流之先的一代学人。除学习外，参加各种活动，到处进行讲演，极具社会活动组织能力。早年的洪业雄心勃勃，管理燕京大学以严厉出名，提升了其办学水准和学术水准，也招来许多非议，使他觉得官场的复杂，辞去教务长的职务。30年代洪业不再参与学校管理工作。从此以后先生淡薄功名，矢志文化，一生热衷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洪先生而言，深厚的国学基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其研究成果丰硕，见解高人一筹。西方的教育不仅打开他的眼界，而且也训练了他实证的研究方法。国外教育背景使他跳到中国传统史学之外去观察审视中国历史，以一种一般人无法达到的视点去研究，视野开阔，思想没有藩篱。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研究历史，从典籍入手；研究典籍，首先从文字入手。晚年发表《破斧》一文，是其厚积薄发之作。《破斧》是《诗经・豳风》里的一首短诗，在当时《诗经》被看作是中国人的《荷马史诗》，但内容古奥，文字简约，被人们视为畏途。洪业利用其坚实的国学素养，引用新的科学资料，从广阔的视野来考察，在文字校勘、史地考证、名物训诂、诗意解释多方面很有创获，考证详实，推求出所以然，被称为是研究《诗经》的典范。这正得益于他不仅吸取西方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而且深受乾嘉考据之风影响，将西方实证的史学方法和中国考据学综合运用到研究和教学中，突破中国史学研究政治化的旧窠臼，由此才能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洪先生生活是西化的，而且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但与他同辈的知识分子一样，虽不以儒家自居，但骨子里是传统的儒者。正如歌词所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所以美籍华人陈毓贤为晚年的洪业口述传记就直接命名为《季世儒者洪煨莲》。可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只会“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布衣书生，却在民族危难关头显示了过人的气节和胆识，展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与风骨。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开战。燕大被日军封闭，日军到燕大抓人，抓了司徒雷登，还有12个教授，11个学生。洪业和他的好朋友邓之诚一起被捕入狱半年，洪业被关了一个星期左右，其间面对日本人盘问，他慷慨陈词，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所做作为。当韩国人叫他“对太君鞠躬”时，他勇敢地说：“我对武力鞠躬。”没想到那军官沉默地凝视了他一会儿，便把军帽摘下，退到黑板那一头，用流畅的中国话说：“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实话的人鞠躬。”洪业给日本鬼子上了生动的一课，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与威武不屈的英勇气概。出狱他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回校重新工作。

五四以来的学人，差不多骨子里面都有一种甘于寂寞，对学术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对真理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追求。洪业先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洪业在燕京大学期间便潜心于工具书的编纂，认为此种工作对于后学者治学帮助极大，然而对于编纂索引的学者本人来说却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他曾说：“决意不令青年重蹈我少时的覆辙”，所以处处留心学术工具的使用，为了学者的治学便利，他不辞劳苦，不计较个人名利，潜心于此，可见其“为学术而学术”的朴实学人心态。他回国特别是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他精心制定了图书馆管理制度，扩充采购国内外新出版的图书杂志，对古籍善本图书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哈佛燕京学社设立了引得编纂处，他亲自担任主任一职，董理其事，由聂崇岐任副主任，专主编纂，工作人员前后逾二十人。他选拔索引人才，培养索引编辑队伍。哈佛燕京学社系列引得主要编纂于1930-1950年。索引共出41种正刊，23种特刊，合计64种共84册。包括《春秋左传》、《大藏经》、《水经注》等引得，八十年代在上海影印出版。应该说正是在洪业的悉心浇灌下，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就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索引编纂专门机构。作为《燕京学报》和引得(Index)的创始人与引得编纂处的总纂，洪业发表了具有高水平的多篇学术论著和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与堪靠灯(Concodance，综合引得)，对中国文、史、哲诸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举世所公认的。为了这项事业，洪业居功至伟。借助于燕京大学这个避风港，出版了一系列引得和论著，在中国古籍研究的学术上创立了新纪元，在中华民族遭难，中华文化遭遇灭顶之灾之时，他们抢救文化遗产之功不可埋没。

如果你以为洪业先生指导下的索引编纂工作只是简简单单的信息处理、文字剪辑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编制索引，需要的不仅是耐心与谨严，更要有对某一领域学术脉络的深刻把握，以及对该领域学术前沿的了解与洞察。当时“索引”一词传入中国仅十余年，国内索引编纂并不多见，洪业先生在使用和编纂索引的基础上，对索引的定名、性质和功能作了准确、全面的归纳和概括，与当时国内一些学者生吞活剥、照搬照抄国外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尤其体现引得编辑处学术功力的是该处出版的引得书前均有一篇十分精彩的序文，它对文献的内容进行细致入微、有深度的评介，这些序文篇篇都是学术上乘之作。《礼记引得序》又名《两汉礼学源流考》，作者细致勾勒了两汉礼学的源流，把两千多年来关于礼学的争论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由于此文的杰出成就，洪业赢得了法国铭文学院的赞赏，荣获1937年度的茹理安奖金。又如所有序里面最长的一篇是《春秋经传引得序》，共86页，洋洋十万言，收集了2000年来中外诸家讨论有关《春秋》以及《公羊传》、《�梁传》、《左传》三传的论述，详细比较证明了《春秋》和《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的可靠性，以及作者、版本等问题。特别是运用现代天文学的科学知识来证实《春秋》的确是当时的实录，不是凭空杜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在《春秋》提到的37次日蚀中，有30个符合现代天文学家的测算。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刊的影响，推动了引得编纂处工作的更深入开展。《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是最为精彩的一篇。序文详考古代各家目录之优劣，相当于一部中国古代目录学简史。洪业曾将《史通》全本引据史籍，逐字逐句作考实，力求恢复刘知几原著的本来面目，还发表了关于《史通》补正的长篇论文。期间，洪业参观了东京静嘉堂文库的岩崎图书馆。考证该馆藏的原�宋楼的《史通》并非宋版本，这部多年来已为中日学者公认的宋版本，就在瞬息间被有力地否定，足以证明洪业版本学的功力。更多的引得规模宏大，几乎查遍燕京大学和其他图书馆的藏书，如《礼记引得》的编制，须考证《礼记》及其他三种礼经以及《士礼》、《礼古经》、《周礼》、《周官》等史料；在全部64种引得里，洪业尤青睐《杜诗引得》，所撷十万言的《杜诗引得序》还详述了《杜工部诗集》版本的源流、演变及其异同和得失；并经过多种版本考证，《杜诗引得》底本选择了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运刻本。这套《引得》，其中尤以《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三十种传记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这样的综合引得为佳。它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备的工具书。引得编纂处将十三经的十二经都做了引得，只有《尚书》为顾颉刚编制，他因不喜用洪业定名的引得，改称为《尚书通检》。

二、投身学术，献身索引，功绩斐然传后世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了“索引运动”，由此揭开了我国系统化、有组织、有理论依据支持的大规模编纂索引的开始。万国鼎首倡其功，向国人论述了索引的效用，介绍了欧美各国的索引情况，却并未提出索引实际编辑过程中的实操方法，更鲜付诸行动。在这一股强劲的“索引运动”中，洪业后来居上。洪业及其带领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将中国的索引理论的研究引入到实践编纂阶段。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刊的诞生带动了一大批索引的编纂与出版，使他在索引学上取得的成就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学者，而且在中国索引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而又辉煌的一页。这一套大型汉字索引丛刊的问世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标志着中国古籍索引学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期。

对于编纂索引，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其纯粹属于资料性工作，算不上研究成果，难以登学术的大雅之堂。对于这种偏狭的观点，北京大学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曾对此种看法提出中肯的批评：

“索引之学，应当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国外，索引被认为是一种方便指南，不仅是学海中的航帆，社会交往也离不开它。有很多著作就是专门研究索引的理论和应用的。过去燕京大学有个哈佛燕京社引得编辑处，曾编印中国古籍索引六十几种，被赞为学林之宏举，不朽之盛业。所以，我们非但不能轻视这门学问，还要大大提倡和发展这门学问。”

洪业先生也曾打了个比方：图表者，目录者，引得者，予学者以游翔于载籍中之舟车也。舟车愈善，则其所游愈广，所入愈深。他认为“舟车愈善，则其所游愈广，所入愈深。且减其手足中之劳，而增其师友蹉磨之便，博约深精可期也。童年而事记诵，白首然后通一经，何足以应今日之需要哉？”这话是很有见谛的。洪先生身体力行，亲自践履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承诺。他常想：“编纂这些书的人，虽算不得有什么阐扬圣道、方轨文章的大功，但只就其曾为学者省了一分心血，已可谓是一种功德。”大家固然都知道，索引是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是读书治学、收集资料的利器，利用索引检索资料，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可惜者，直到今天，这类型的索引实在太少，与现存旧方志八千余种相比，其数量真是少的可怜。究其原因主要是编制索引，特别是古籍索引，是个苦功夫，费时费力，而且必须具备相关学科背景的专业知识。即使是费九牛二虎之力编纂出来的成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仍然是出版无门，投“市”无路。但我不想全盘否定反对者的警告。如果没有那些偏颇而痛切的批评，后来的成功者，当初未必有足够的自我反省的精神与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总能“顺应潮流而动”的批评者，对于还想踏踏实实做些事情的人来说，总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洪业先生具有五四学人特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过：“生今之世，而可执以骄古人者，此（涛按：指图书馆之设立）为一端。然若许书籍，何从读起？无目录，则难以知其种类；无引得，则难以探其内容。然则引得者，助人多读书，助人善读书之工具也。”洪业先生特别批评那种“抄添裁”式的著述方式。对于索引的利用，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认为“其功不可没，然不议其过而议其功，盖失之矣。”正是批评那些走捷径、寻机偷懒，不去翻书的人。他特别看不起某些不学无术的所谓“专家”：“如果仅仅依赖这些工具，以为便可以束书不读，临了则依经依字抄袭，居然一篇经解，或竟成一部经注。只须半年之力，分类纂袭，即可名为汉学家。”古籍索引对当代人读书帮助甚大，因此我们应当重视索引，熟知解决某个问题应当翻什么索引，这是图书馆人的一个基本功。同时我们更应提倡向洪业那一辈学人看齐，付诸行动，多编索引，嘉惠学林。可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此束书不观，用它代替系统地阅读原著。索引不是万能的，过度的夸大和依赖索引只会让现在的学者越来越懒惰。现在距离洪业先生编纂燕大引得也不过刚刚过去六七十年，可是随着电脑的普及以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阅读便开始迅速普及。图书馆界也被建设更多更强大的数据库所笼盖。大众以为还老哼着老掉牙的“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岂不是显得很滑稽？以前只有立地书橱、博通经史，方才下笔有神，而今只需举手之劳，简化为“抄添裁”的复制粘贴即可。在我看了却是喜忧参半。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坚实的过程被虚拟的结果所取代。不想沉潜把玩，只是快速浏览，那还能叫读书人吗？如果有一天，人文学者撰写论文的工作程序变成：一设定主题（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浏览（browse），四下载（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贴（paste），七复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连环，一气呵成，写作（Write）与编辑（Edit）的界限将变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对学习人文学科的人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不要说凝聚精神、发扬传统、增长知识的功能难以实现，说刻薄点，连评判论文优劣以及是否抄袭，都将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谁能保证这篇论文不是从网上下载并拼接而成？不信你可以看看，各大图书馆里流通阅览量的逐年下滑岂不很说明问题？作为新世纪的学人，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但必须牢记老祖宗的古训：是药三分毒。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变革，关键在于知其利也察其弊，方才可能腾挪趋避，最大限度地获益。百年而下，我们不得不更加由衷地佩服洪业他们那一代学人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治学风范。

三、团队一致，分工明确，严谨精密重合作

洪业先生的引得编纂具体方法主要体现在1932年著的《引得说》。他曾拟了一篇工作步骤简则，贴在编纂室内墙上供成员随时按摩，并附有详尽可操作性的引得编纂手续纲要。从开始选题到最后出书，他把具体工作归纳为十个步骤：第一步选书，选定某书或某专题来编引得。选书必须经编辑会讨论，征求专家意见，伪书或次料暂不编，国外已编有引得者暂不编。第二步选本，选定要编引得之书的最好版本。中国的古籍版本甚多，或丛刊，或单行，必先决要用哪一种本子为依据。洪业主张选本之标准，我们务于“可靠”及“流通”二者并得。所谓可靠，指文字无误;所谓流通，指易于求得。所以使用社会上通行的善本是最为理想的。第三步标点问题。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步骤，实为引得全体之关键。按照书的性质及引得编纂要求，将应作为标目的字、词勾出。第四步抄片，将勾标完的书，用白卡片抄录，每条款目抄一片，注明原书的卷页。第五步校片，主要是更正抄片的错误，逐片斟酌目录是否适当。第六步编号，将校片按中国字庋撷法排列。第七步稿本。将校片抄写成稿本，还要以稿片细校稿本。第八步印刷，确定引得的印刷格式，以既排列美观、字迹清晰又节省成本为佳。第九步印本校对，对排印出的清样进行校对，做到完全无讹才付印，以印就引得不必具校勘表为准。第十步加序，写出序言，叙述原书著撰来历以及版本源流，并对其价值进行评述。一部索引从入手到完成，一定要经过这十个严格的步骤，复杂的编纂才算完成。

然而针对编纂工作中枯燥乏味的流水线作业，洪业采取了人性化却又非常符合科学规范的办法来组织。他总结自己长期索引编制中所得的经验：“必如何而后编纂之引得，可以算是简而备，疏而不漏？必如何而后编纂之分工合作，可以减去意外的麻烦，可以省点可省的心力？合而言之，必如何而后编者不觉十分痛苦，而用者转觉十分方便？”那就是科学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如标点步骤，“每种选二本，由甲乙二编辑标点之，丙校正之，角色分工合理，工作任务清晰。”校片步骤，“甲乙二编辑员各逐页逐片校对一过，并在片上钩出应编钥号之字。不但校正抄写有无错误，还须逐片斟酌录目是否恰当。”号码步骤，需要甲乙二抄写员合作依号码编号，排列。丙丁二抄写员合作依号片柜校正。戊抄写员取号片按拼音字母次序编排，为拼音引得。稿本步骤，“甲抄写员将抄排，校讫之片抄成引得稿本。乙抄写员将按音排列之号片抄写成拼音引得稿本，二稿本由甲乙二编辑员校正。印本校对步骤更是由编辑员轮流校对：其第一次印稿由甲编辑员校对，则第二次贵乙编辑员，余类推，以印稿完全无讹，然后许印定本。”表面上看起来枯燥乏味、缺少技术含量的索引编制工作竟然被分解的如此精密复杂。这样做的用意在于“通过一套完美无瑕、各司其职、反复校订、确保无讹的流水线式的工作流程，使得编辑的引得达到简而备，疏而不漏的目标，减少意外的麻烦，省点可省的心力从而使得编者不觉十分痛苦，而用者转觉十分方便。”

伟大的团队推动伟大的历史，伟大的文化造就伟大的团队。现代化的团队科研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治学已经有了局限，那种依靠个人单枪匹马杀出重围的时代已经结束。引得编纂处的组织工作一直是洪业先生在负责，他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从引得编纂处的筹办到工作正常运行，在人、财、物的管理上，在具体工作的安排上，洪业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经营管理上，引得编纂处也很有特点。合理的分工，规范化的经营管理，再加上有一套科学的编纂方法，使引得编纂工作自始至终能做到有条不紊地进行。规范化的经营管理，表现为编辑、抄录、排印各项任务界限分明，分工明确，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各部门之间通力协作，没有扯皮之事。经费既做到专款专用，又坚持节约为本，对霍尔基金会资助的基金，从不大手大脚地乱花。这使得编纂处的经费，始终能比较充裕，不仅解除了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也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科学管理出效益，引得编纂处的出色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正如王钟瀚先生在回忆引得编辑处时提到的：一个小小的引得编辑处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概括起来不外乎六个字：有钱、有人、有责。他还强调说：“也不是每个人都十全十美的，而要用其所学，用其所长；有责当然要责任明确，全力下放，凡在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就应放手让其负责执行。主管者总揽行政方针，知人善任，俾工作人员全力以赴，但责其工作成效如何以及社会影响如何。”

有人说，出版工作三分技术，七分组织，其言不谬。在人员设置上，洪业十分重视编纂人员的素质，注意人员培训与考核，同时注重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他认为人的因素是决定引得编纂质量的关键。该处人员精干，管理方法出色。他重用自己的学生聂崇岐、李书春等人，让他们负责引得编纂处的具体业务。这两人也没有辜负洪业的期望，长期担任他的助手，协助他完成各项工作。他们对编纂工作极为认真、严格，务求一字一词的准确无误。该处几位编辑如聂崇岐、李书春、齐思和、赵丰田等正是在引得编纂过程中逐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史专家。聂崇岐学术造诣很深，是知名的宋史专家，有《宋史丛考》等多部著作问世。

正是在洪业先生这种宽松且严谨的治学环境熏陶下，哈佛燕京学社的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了最好的发扬。在长期的索引编纂实践中他们创制了一种全新的检字法――中国字庋撷检字法。洪业认为这种检字法的优点是比较地易记，排起来较整齐，字体参错者少，则对稿及检阅都较易，同时重码字甚少。为了读者使用方便，编印的各种引得，都附有《中国字庋撷》的两页说明，所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的引得，全部使用“中国字庋撷”这种检字法。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国字庋撷”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检字法，随着科学的发展，索引编制技术的不断提高，这种旧的检字法也基本上被淘汰，但这丝毫也不损害洪业先生以及他的团队敢于开拓创新、求真进取的勇气和智慧。

中国古人一直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借鲁国大夫叔孙豹的话道出：“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胡适曾将三不朽称为“三W主义”，即指英文单词“Worth、Work、Words”，其涵义与“立德、立功、立言”不谋而合。纵观洪业先生一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学研究、对外学术交流等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堪称当代杰出的国际知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他正是三不朽的杰出体现与典型代表。通过他的治学轨迹，我们当代图书馆人应看到久违了的、以及故意人为掩盖的差距。曾几何时，社会上充斥着追名逐利的短期行为，熙来攘往奔竞于名利场上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不朽之名的诉求。不用说立德方面的假仁假义、外廉内贪的道德作秀，立功方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是在被先贤古哲视为生命的立言方面，时下学人著述撰文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朽，而是快餐与速成，自然就难免乎空疏和速朽。如果对照洪业先生一生献身学术、甘于奉献，以致三不朽，真不知道那些急功近利者还能否拿出什么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万世的东西来？“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句历史上个别统治者的口头禅，如果不幸成了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或社会的潜规则，那真将是时代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附录一：原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引得目录

原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引得特刊目录

注：此表综合参考了吴小如,吴同宾编，中华书局 1982年版的《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第318页附表一，吕建辉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百科文献检索工具书辞典》第228页起附录一、二及《学林漫录・八集》中王钟瀚《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所附引得目录。

附录二：洪业先生发表过的专著及论文汇录

专著：

1.《引得说》(IndexingtoChineseBooks)，北平引得编纂处，1930。

2.《勺园图录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

3.《清画传辑佚三种》，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

4.《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

5.《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论文：

1.Failure(《失败者》，纽约，1918)(NewYork，1918，Secondprinting.Peiping，1939，Thirdprinting，Peiping，1941)。

2.《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二墓志铭考》，原载《燕京学报》第三期，1928年6月，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3.《崔东壁出书版本表》，原载《史学年报》第三期，1931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4.《跋崔东壁知非集》，原载《东壁知非集题跋》，1931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5.《白虎通引得序》，原载《白虎通引得》，《引得》第二号，1931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6.《仪礼引得序》，原载《仪礼引得》(《引得》第六号)，1932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7.《驳景教碑出土于��说》，原载《史学年报》第四期，1932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8.《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三、四合期，1936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9.《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原载(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10.《春秋经传引得序》，原为《引得》特刊第十二号，1937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11.《杜诗引得序》，原为《引得》特刊，1940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12.《蒙古秘史源流考》原载《哈佛亚洲学志》第十四卷第三、四期合刊，1951年；中译文载《元史研究》，1982年。

13.《破斧》，原载《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一期，台湾新竹，1956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14.《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己所作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台湾，1957年)《庆祝胡适之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15.《再论臣瓒》，原载《清华学报》新三卷第一期(台湾，1962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16.《再说西京杂记》，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台湾，1963年)《故院长胡适先生论文集》下；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17.《半部论语治天下辨》，原载《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二期合刊，台湾新竹1970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18.《再说杜甫》，原载《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台湾新竹，1970年；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注释

①  煨莲谐音于他的英文学名Willian,是他23岁到美国留学时自己取的。［美］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见《洪业论学集・序》。

③  论衡索引序.辞书研究，1987年2期。

④  洪业：《引得说》，引得编纂处1932年版。

⑤  洪业：《引得说》，引得编纂处1932年版。

⑥  王钟瀚：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录・八集。

参考文献

1  洪业.引得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  ［美］陈毓贤.洪业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4  平保兴.博采众长创庋撷集中才力编引得──洪业索引学思想之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10）

5  Skynet.洪业:给日本鬼子上一课［J］.北方人(悦读)，2011（11）

6  杨宝玉.中法汉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所出通检丛刊述［J］.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

7  冯振华.洪业对我国索引学的贡献［J］.兰台世界，2010（23）

8  顾志华.试论洪业在索引学上的成就［J］.文献，2003（1）

9  苗润莲.洪业学术思想概论［J］.太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0  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J］.文史资料选辑，1962（25）

11  王钟瀚.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录・八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李文涛  男，1980年生。硕士，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索引学会会员，已在《中国索引》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