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通训定声》索引举例

李文涛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200433）

摘  要  《说文通训定声》是清代朴学大师朱骏声所作的小学名著。其版本众多，而附有索引的本子寥寥。了解不同版本索引编制的特点及其异同，能行之有效地节省使用者的时间。本文欲为学者导航，并总结了笔者使用《定声》及索引的经验，介绍自己驾驭索引的一些技巧，同时指出并纠正《定声》索引编制中的一些错误，展望了《定声》索引编制的某些方向课题。

关键词  说文通训定声  索引  版本  编制

《说文通训定声》（以下简称《定声》）是清代训诂学名著，凡18卷，按上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而成，是清代《说文》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此书作者为清朝文字学家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①，号允倩，晚年又号石隐。《清史稿・儒林传》^②有合传，记载了朱氏生平及著述：“年十三，受许氏《说文》，一读即通晓。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官黟县训导。咸丰元年（1851），以截取知县入都，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及《古今韵准》、《柬韵》、《说雅》，共四十卷。”朱氏以其在《说文》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被后世誉为“说文四大家”之一。其著作等身，一生著述达百余种，已刊20余种，除《定声》外，还有《小学食余》、《假借经征》、《尚书古注便读》、《传经堂文集》^③等。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提到“《定声》称得上‘博大精深’四个字。他的主要贡献不在《说文》研究上，而在全面地研究了词义。”^④韩国著名学者朴兴洙称“自王念孙父子二人以来，训诂学即有了突破，就是脱离字形的束缚，从语音上追究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朱骏声乃是这方面的实践者，《通训定声》就是其成果。”^⑤所以本书“成为一般查考古书中假借字的一部最有名的工具书，过去研究文史的人都查这部书。”^⑥由此可见研究利用好《定声》这部工具书的重要性所在。《定声》以谐声声符为纲，打破了《说文》五百四十个部首排列，将所收的字分统于一千一百三十七个母，归并为古韵十八部。同从一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释《说文》本义，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述本字的引申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⑦正如著名学者薛安勤所说，“《通训》中的《说文》部分对《说文解字》有批驳，有刊正，有开掘，有阐发，研究《说文解字》的人不可不读。”^⑧《定声》版本众多，而附有索引者寥寥。前人论述多未及此，故而笔者不揣浅漏，试作举例，评述不同索引版本的优劣得失，陈述自己使用经验总结，希望便利后人。

一、《说文通训定声》索引概述

1. 《定声》版本及索引举例

《定声》书完成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据《自叙》题：“竭半生之目力，精渐销亡；殚十载心稽，业才草创。”^⑨朱氏62岁即1849年（清道光二十八年），该书初刻镂版于黟县学舍，版题“本衙藏版”^⑩，后称“道光二十八年黟县学署刻本”。印数较少，流传未广。每卷卷首题曰：“吴郡朱骏声丰芑甫纪录，新安朱镜蓉伯和甫参订”。同治九年（1870年）即朱去世后12年，《定声》再次刊版印行，始得流传。王力先生称“书成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刊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 11，实则此前已有“本衙藏版”刊行。世传善本“临啸阁藏版”乃清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朱子孔彰靠朋友资助续刻本，又增入了《识》、《行述》、《补遗》。此后版本的翻刻与影印数量众多，依据的底本均直接或间接来自临啸阁藏版，道光二十八年黟县学署刻本反不常见12。阳海清《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13罗列了朱著自问世以来可知的版本多达14种，如积山书局1887年（光绪十三年）石印本、鸿文书局1888年（光绪十四年）石印本、扫叶山房1928年（民国十七年）石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石印本、上海国学整理社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影印本。此后陆续又有台湾世界书局1956年版14、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年影印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15年影印本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本16等影印本问世。现在学术界最通行的版本是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6月影印清光绪八年（1882）临啸阁刻本，稍晚又有中华书局1984年6月也据此善本影印刊行。此外安徽博物馆还藏有原著稿本17，弥足珍贵。

虽然朱著早被不断影印翻刻，极大便利学人利用，但对于这样一部影印缩微之后规制依然可达千页之巨的鸿篇巨制，常常让使用者望而生畏地产生如何使用，以及怎么查检的问题。《定声》卷帙浩繁，规模庞大，收录汉字极多。按照其《凡例》18所云：“通部文字九千五百七名，旁注五千八百八十九字，附存一千八百四十四字，都凡一万七千二百四十文字。”如此规模，要在茫茫字海之中拾取某字或其异体字形的注释，是件相当费工夫的事情。此种情形下，利用好索引这个治学的利器为学术服务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时至今日，附有便捷使用索引的版本数量还是比较有限，大多数《定声》的影印版本并未附有索引。就笔者目力学识所及，已知附有索引的版本有如下几种：武汉古籍书店本、中华书局本，此外李行杰主编的《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与洪文涛、华昌泗、洪兆敏合编的《说文八种单字索引》也都可以借鉴查询《定声》。台湾也有几种较早影印的《定声》版本，惜条件所限，迄今未见。此外，网络上“学术达人”公布电子索引资源也可以被用来检索《定声》。

2. 《定声》分部柬（检）韵和分画检部

分部柬（检）韵和分画检部严格来说可以视为朱著19的“原配”索引。它完全具备编制索引要求的索引范围、索引款目、排序方法和原文出处四个基本要素。《定声》原书卷帙浩繁，却体例规整有序，可检可查。朱著也考虑到查检的问题，然而因学术观点的不同，他放弃使用通行的《康熙字典》214部首笔画列字法，给巨著配套了专门的索引“分部柬（检）韵和分画检部”，意在“因其隶属十八部之字，难以检寻，乃又就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易其原序，改为笔画多寡为次，从一画起，迄多画止，每部每字之上，悉以所定之韵，冠之于首，以明其属于某韵，另为是编”。20其编排把说文540部首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便于查找。然后每部从字理上将从此部首的字归类再按照自己独创的古韵十八部先后分属编排来排列10324字，把汉字从字形排列法改为韵部排列法。这不仅仅是检字方法的问题，而是整个对汉字认识学术观点的改变：当时古韵研究成果较好，朱氏按古韵部来分类，是出于摆脱字形束缚从声音上观察词义会通的考虑，“定声”是“假借”的基础，是为了“通训”。只是对于不熟悉，无法熟练掌握“古音十八部”的今人来说，朱氏柬韵和检部把握起来还是很困难的。正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冯汝�《检韵一卷》题曰：“是编之作，舍便于检其《通训定声》韵部外，别无取意，殊为蛇足，视其同时呈进之《古今韵准》、《说雅》，未可同日语矣。”其言较为允当。

正因为如此，中华书局影印底本时将此部分删去未刊，直接接以《说雅》。编者可能考虑朱氏柬韵使用不便，而中华版编的索引使用起来足以替代了！国学数典上有人问及这两者之间的版本差别，实则就体现于此删掉的部分。武汉古籍书店本第931-994页将朱骏声与弟子朱镜蓉合编的分部柬（检）韵一并刊刻，补出此被删去的部分多达124面，可称完璧。《定声・凡例》21说“平水一百六韵，旁书每字之上，以存今”，朱氏没有采用当时已流行的《康熙字典》部首作检字表，而用平水韵一百零六韵来归列全书一万零三百二十四字。对于不熟悉平水韵的现代学者来说，使用有很大困难。但这个困难，可以通过编制新检字表去解决，于是几部与《定声》查检相关的著作应运而生。

3. 《一贯三》，三家村学究编

紧随其后有《一贯三》，十二集，“可检《说文段注》、《经籍纂诂》、《说文通训定声》三书，尤为便用，非上列诸种所及。”22此书有总目，依《康熙字典》次序列出部首。欲查某字，可先检归某部某画。如“康”字，查“广”部八画，找到此字后，可知：

右侧即为《定声》索引。朱氏《定声》按古音十八部排列，没有古音常识的人根本无法查找。这里“十八”，指“康”字在《定声》第十八部（壮部），“四五三”指此部的第四百五十三字。吴小如先生曾指出此书“近几十年来流传不广，如果没有新的工具书来代替它，是有必要重印问世的。”23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石印本《检字一贯三》，全三册，十二卷，卷末一卷。行款为单面8行15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题“三家村学究”编，当即此本。《一贯三》为“一检三”式的群书索引。由于《说文段注》、《经籍纂诂》、《说文通训定声》都是查检文字训诂的基本工具书，《一贯三》不但在查字效率上大大提高，并为后来“一检多”的索引专书模式道夫先路。

4. 武汉古籍书店版索引（简称武汉古籍版）

阳海清《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24列举此书为1984年影印，实则原书出版时间为1983年6月，底本为临啸阁刻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版本首次以全本的形态影印面世。除正文十八卷外，书首还附奏折御批，罗�衍《序》、朱著《自叙》三篇、凡例、《声母千字文》、《说文六书爻例》、朱镜蓉《后叙》、谢增《跋》等，书后附《柬韵》一卷，《说雅》一卷（十九篇），《古今韵准》一卷，《行状》一卷，《补遗》二卷（八百余条）。除了影印正文1128页，武汉古籍书店版书后附有《说文通训定声检字索引》64页。包括三部分：正文检字索引、旁注字检字索引、说文不录之字检字索引。后面两种索引是武汉古籍版的一大亮点及特色。衡量一种索引的价值多少在于其有无特色及是否可替代性，而“一部索引能否被‘借用’，取决于它本身是否有多功能性”25。旁注字索引、说文不录之字是针对《定声》学“旁注字”、“俟考字”的特点而编制，对于查找重文、异体字、别体字、后代衍生字、误体字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此点索引的个性运用，编者陈文森在原书索引前做了详细说明：“旁注字索引，系附著于正文释文中之字，这类字或为通假，或为异体，或为讹俗字，可于所标页码及并列之字头下释文中查阅。”“说文不录之字索引中，有双声连用字，亦有异体字，索引中均作了互见。检字时可按所标页码及并列字头下释文中查阅。”三种均按照笔画顺序排列，相同笔画中，又按照丶－丨丿�排列。笔画及起笔亦相同者，再按照页码先后排列，以便检索。少数重文，为便于参阅，则归附于一处，不按页号顺序编排。

5. 中华书局版索引（以下简称中华版）

中华书局1984年6月也是根据临啸阁刻本加以影印。书后附有了该社编的字头笔画索引，以便检索。而出版说明的落款是1983年11月份，说明中华书局影刊此书确实晚于武汉古籍书店本。出版说明中提到同时附上的还有朱骏声逝世后他的儿子朱孔彰刊刻的《说文通训定声补遗》一并刊行，没有柬韵和检部部分，不及武汉古籍版完整。

中华版编有笔画索引，笔者认为与武汉古籍版相比，虽同为笔画索引，却逊色不少。一则索引编制缺乏起码的编制索引说明，自然就给读者使用造成一定的障碍。其次该索引同笔画下的字排列规则莫名其妙，难以把握。实际上由于汉字按笔画编排往往会造成难以查找，同笔画的字往往很多。为了便于查找，同笔画的字往往要采取更加深入的编排。采取的办法大致两种26：一种是按照起笔先后顺序排列。这又有下面几种情况，如按丶－丨丿�排列，武汉古籍版《说文通训定声检字索引》即是此例。或者按照－丨丿丶�排列，如《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笔画索引。对于同笔顺的字群，通常还可以继续下分为“－－”、“－丨”、“－丿”、“－�”等等。但无论哪种通常都会在索引说明中指出，便于读者把握使用。另一种办法是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那么就必须熟识《康熙字典》214部首的先后排列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同笔画的部首，读者要死记硬背哪些在前，哪些在后，不然就要耽误时间去找。如笔画同为二画的字，“人部”打头的字就就在“冖部”打头字之前排列，这就是规定。当然如果编制索引者比较敬业，并且抱着对使用者负责的态度，也会列出同笔画下的部首。比如日本斯波六郎《文选索引》27便是如此，使用起来就极其便利。

对于中华版的所编笔画索引，笔者反复使用都不甚上手。同笔画下之内的字似按部首笔画多少排列，而又未贯彻到底，使用者无法掌握检字要领，使用不便。查找某字甚至往往要同笔画查到底才找到，费工费力。相校而言，如果每画都按照《定声》古韵十八部所纳字的先后顺序排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以上两种是《定声》的随书附录索引，笔者重点推荐的是下面两种综合索引，即洪文涛、华昌泗、洪兆敏合编的《说文八种单字索引》与李行杰主编的《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

6. 《说文八种单字索引》（以下简称《八种索引》）

随着1963年中华版《说文》影印出版，八十年代徐锴《系传》、《释例》、《句读》、《义证》、《定声》、《诂林》相继得以影印问世，《说文》学大兴。随后《段注》在1981年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刊行。这些名著的刊行为研究《说文》提供了方便。由于这些书大体的编排顺序都是按照《说文》540部首编排，对于不熟悉、无法把握原书结构的初学者来说，想在多种《说文》注书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查找共同对某字的解释，非借用“一索多”这种超链接不可。

《八种索引》是中华书局于1996年编订成“一索八”的单字索引，历时四年编成告竣，978+108页。本书依《说文》篆首楷体，按四角号码编排，将中华书局版徐锴《系传》《释例》《句读》《义证》《定声》《诂林》以及上古版《段注》各书中同一字头放在《说文》同篆下，注明各书页码，既保持了各书之间的联系，也便于学人查询各种资料。《说文》新附字也一并录入，并于页码栏加“√”符号标示。《定声》旁注字、《说文》不录的字不在《八种索引》收录范围之内。《诂林》所附的“后编”、“补编”、“补遗之续”、“补遗后编”和《定声》“说文不录之字”一并录入。

全书的编排非常有特点。相较于其他版本的《说文》顺序编排（如《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本书全部字头按照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书后附有《说文字形异字表》和《重复字表》。四角号码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的创造发明。此种检字法后经不断改进并推广，大受欢迎，尤其在古籍出版界编辑索引中依然占据重要的一席。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古籍字族庞大，陌生汉字众多，读音也难以悉数掌握。读者对于大量难以掌握正确读音的汉字，按照字形，见形明号，便捷准确，不必考虑部首和笔画。读者只需要稍加训练，便可上手解字。一般按照四角号码编排的索引，书后通常会附有音序检字表或笔画检字表，便于不熟炼掌握四角号码的读者使用。但对于一切特殊的字，由于没有正确把握四角号码的规则，一下子查检不出。而本书最大的缺憾即在于没有附上音序检字表或笔画检字表。以笔者的使用经验而言，偶尔遇到不能正确解析四角号码的字，便成了拦路虎。此种情况下可以翻阅商务版的《四角号码小词典》，书后附有音序与四角号码对照表，找到对应字的四角号码，再去翻检原书即可。或者使用汉典网，间接查出该字四角号码，这当然算是走了弯路，耽搁了功夫。由此可见初学文字者熟练“基功”，掌握四角号码的重要性所在。

编者在前言中还列举了对《说文》各本的统计字头数据，附列于下面：《系传》收10724字（含重文）。《段注》收10704字（含重文）。《句读》收10705字（含重文）。《义证》收10823字（含重文）。《定声》收12647字（含重文和《说文》不录之字）。

7. 《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以下简称《五家通检》）

李行杰主编，韩金远、姜伟光、孙龙骅、王期辰合编，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本索引为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475页。本书成书较早，从后记中知道本书早在1989年即完稿，4月份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先生为本书做了序言。后因“字体繁难，排版异常费事，迁延至今”。滚滚商潮之下，编制与出版索引所遇到的各种艰辛与困难，各中滋味只有躬行其事者自知。

此书按《说文》540部首统字先后顺序编排，为清朝《说文》四大家的研述作联合通检。其版本依次是：《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陈昌治刻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刻本）、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齐鲁书社1987年影印连筠�杨刻本）、《说文句读》（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四川尊经书局刻本）、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临啸阁本）。本人最早接触的是李行杰主编的《五家通检》，从中受益颇深。因于每个单字之后，用汉语拼音标注该字读音，是为今读。然后分列该字在《说文》五家中的卷次页码，是为通检。书后附有笔画检字和音序索引。

正如张世禄在序言里提到“今人使用《说文解字》有两大困难：一曰读音难明，二曰检索不便”，初学《说文》者必须正确的读准了某字的读音，才能把握这个字。本书每字头后附有该字读音，极便。例言（四）：“本书今读注音，依据下列原则：（1）只取本义音。……（3）《说文》徐校本所加反切，是照录孙�《唐韵》音，与音变规律时有不合。本书注音，以《广韵》为主要依据，适当参考《集韵》，按照语音演变规律，标出今读。”学者可以拿着这个今读对照中华版《说文》影印本的卷次页码，标注到对应的字头。例言（三）还列举了本书所收单字总数：正文9430字，重文1279，徐铉新附字403字。

本书为翻检方便，做了革新。附著笔画索引与拼音索引。收录了《说文》全部字头（包括重文），单字按照笔画多少排列，笔画多者又细分起笔顺序，使用便利。而《说文》拼音索引，更系首创。本书却并未收录徐铉新附字，《八种索引》则收字较全，还附列了篆文字头，可惜没有读音。如果能够将两种本子的优点合起来，那将才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了呢。编制音序索引是本书极便利当代学人的地方之一。正如潘树广先生所说：“它符合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8 笔者学习《说文》多年，而入手工具书则是此书，尤其从音序索引中大受裨益。

但应当指出，笔者在长期使用该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索引页码不准确，甚或完全错误的情况。因此多加搜集，下面便是我整理出的部分错误及改正后的正确页码。分析起来，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著者在誊抄过程中不慎造成的。最明显的是第173页“�”字到“冠”字接连十字的《定声》索引皆误，更证明是誊写失误。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错误如下：

注音类错误举例：

其他类型错误举例：

第99页，“脯”字备注处应加说明：朱注原字头误为“膊”字，与第403页下字头重复，应该“脯”。

第341页，“隘”字桂注47卷1280下的下字写入王注中。

第336页，“�”字应去掉“重文”二字。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国学宝典网曾经下载一个文档，是《说文解字诂林》、《古文字诂林》与《定声》的联合索引，按照《说文》字头顺序先后编排，可按任意字检索，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而《定声》使用的底本就是武汉古籍书店版。对于此中的错误，并未纠正，因此于此处带出。

8. 台湾《说文通训定声》索引情况

台湾学界对《定声》的研究使用与编制索引都非常重视。早在1966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就影印了本衙藏版，全 8册。此后1971 、1975、1994年多次再版。附有检字索引，题三家村学究编。内容包括道光二十八年序、黟县学舍刊、同治九年男朱孔彰临啸阁补刊、补遗系光绪八年临啸阁刊本，年谱31系据1966年台北艺文印书馆排印本景印。在台湾NBINet联合目录上可以找到有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说文通训定声笔划检字》，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1966年版。154页，油印本。因笔者未见原本，未能确定是否专为此书出版而编订的索引。此后又有《索引本说文通训定声》，台北市京华出版社1970年版，文光总经销。附《说文通训定声索引》，郑成海编制。台北市世界书局也多次出版过《定声》影印版，并附单字索引。台湾静宜大学盖夏图书馆有藏。

二、《定声》索引的使用

编制索引是个苦功夫，编制成后是为了供人使用。如果无人使用，或束诸高阁便成了摆设，岂不枉费了编者的一番功夫。而如何利用好编者苦心劳力编制好的索引，而非抛掷一边白白使之蒙尘是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本人就使用《定声》索引中若干经验谈谈自己的看法。

任何技艺都必须架构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牢不可摧。学术也是如此。要掌握《定声》，必先熟稔索引，尤其是纸质形态的索引，然后才谈得到利用电子版索引。这应成为做学问的“基本功”，也就是学术中这个“术”的层面。

索引编辑者对使用者负责，通常会在索引的前言、凡例中点出自己的编纂目的、收录范围，所据版本以及编排体例等，使用者一定要认真阅读，领会其用心。要注意不同版本《定声》索引间的区别，善加利用。例如有位读者拿到中华版《定声》，也没有看到凡例，直接闷头去查找“胚”字，到头来一无所获，就断定《说文》没有收录此字。回头咨询后才知道自己要查的字根本不在该索引收字范围之内，“胚”为“�”字的后起分别字，在《定声》里属于旁注字，要查检此字正确的方法应该利用武汉古籍版“旁注字索引”九画中查知“胚”在205页。

要学会索引借用的技巧。这里所谓“索引借用”，是指拿按甲版本编制的索引给乙版本用。一般而言，编制索引都有特定的版本。对于影印古籍而言，虽然是不同出版社的版本，页码自然不同，但只要底本相同，都可以借用。比如李行杰主编的《五家通检》依据底本为武汉古籍版，如果你手头上只有中华版的《定声》，这个索引页是可以被借用的。只要到《通检》中找所需字对应的朱著索引页码加上8页，便可以。同样道理，利用洪文涛等编的《八种索引》，底本虽然依据中华书局版，也可以被用来查武汉古籍版，只要在朱著索引页码减去8页即可。如果几种索引都有，可以根据所检字的特点灵活机动地采用不同索引。一般说来，拼音查检便捷。著名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陈原说过，采取汉语拼音编制索引“在检索速度和准确性方面都可被称为最佳选择”32 ，使用拼音速度最快。但初学者对于《定声》里一定会遇到大量不知读音或者结构比较复杂的字，则用四角号码最便捷。例如要查“�”字，字音很难确定，四角号码情况比较容易断定，为3029₄。此种情况下，可以直接从《八种索引》第362页找到该字，知道中华版《定声》在403页下。根据规则自然推算出武汉古籍版在第395页下。如果没有找到，可以顺势在前两页或后两页翻检，自然可以找到。对于某些四角号码不好断定的字，则可换笔画索引试一试。例如“吴”这个字并不复杂，但是其四角号码却是根据“�”的字形编制。初学者不知这一点，对于其编码究竟是2643₀还是2680₄这样的困惑。这种情形，最好换用笔画索引试一试，结果反而会在《五家通检》的笔画索引“七画”33找到此字。利用索引本无定法，一切以便利快捷为先。总之要善于发现规律，勤于总结。必须熟练掌握一种《定声》版本的索引，训练自己在最短时间内查到所需字的能力。

《定声》不但用说文谐声把古韵分为十八部，而且创造“以声为经，以形义为纬”的编排体例。这样做可以看出音和义的联系，尤其是声符相同的字在意义上的联系，可以看出某些字之间的同源关系。《定声》在每部之下，借“某几名，凡某之派皆衍某声”形式来表示从某声符得声的字例。如屯部第十五，在“�十二名，凡�之派，皆衍同声”下面，收了以“����”等以“�”为声符的十二个字，这是朱骏声的一个创造。由于《定声》全书的编排特点是按照1137个母编排，也就是说将上万个字分成1137个字族，或者说是声族。朱骏声这样做目的在于“著文字声音之原”，“证广韵今韵之非古”34，这种独特的编排也为我们查检某字提供了若干技巧可资借鉴。对于不常见的生僻字，除了正常翻索引查找该字外，还可以借用该字声符或同字族里其他字的索引号去查找。比如查检生僻字“�”的含义所在，则可考虑以“�”为声符的这一字族及其同源关系。通过索引查找“�”字在第799页，同样可以找到此字。通过观察从“�”得声的字，可知道多有“条理”之义。�，思也，引申为思想有条理。�，议也，议论有条理。�，辈也，段玉裁注“引申之同类之次曰辈”35。�，是水面有条理的小涟漪。�，青丝绶，用青丝按条理编结而成。�，有�曰�，车轮由车辐条理排列支撑而成。而朱著题“�”下“疑沦没、沦胥字，借为此�”，意为“�”本义是山阜倒塌，后来引申用为一切有条理、有过程的沦陷。由此可见这一族字大都是“�”的孽生字，属于一组同源字。把这些字排在一起，对于研究同源词和准确理解字义都很有帮助。而索引的利用在《定声》的研究中功不可没。

对《定声》索引不可过度依赖。索引固然是治学的利器，是初学者的拐杖。而真正的大学者利用索引是为了克服对大部头著作的畏惧，形成逐渐摆脱索引，培养翻书的能力，最终达到随意翻取、信手拈来，进而游刃有余的境界。笔者长期实践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

三、编制《定声》索引展望

著名索引学家潘树广先生指出：“古籍索引对读书治学有多方面的作用，因而，我们应当重视索引，熟知解决什么问题该查什么索引；我们更提倡多编索引，嘉惠学林。”对于《定声》索引的编制，潘先生的指教同样适用。朱骏声自己对于《定声》的编排与查检在《自叙》已经明言：“部标十八，派以析而支以分；母列一千，声为经而义纬。将使读古书者应弦合节，无聱牙诘诎之疑，治经义者讨叶沿根，有掉臂游行之乐。”36由此可见严格说来，《定声》是一部《说文》谐声字典，通过谐声同源字族，学者可以比较同字族的同源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根据《定声》这个特性，可以编制《定声》一千一百三十七个母的拼音索引，从而达到“以母索族，以族求义”的目标。朱氏自己编制的“声母千文”便有“索引”这层意思，只是未做索引页码而已。欲研究《定声》一千一百三十七个母族，应先从“声母千文”入手。可参考海外中文图书《说文通训定声声母千文纂注》。作者是清人殷晋龄，合肥人。台北文史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注释

①  关于朱氏名字由来，可参看吉常宏、吉发涵著《古人名字解诂》，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右：《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有声，�骏有声”又“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旧以此诗为颂扬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业绩之作，故以“丰芑”应“骏声”，有子能继父，孙能承祖，世世不绝之意。

②  中华书局版43册481卷13236页，上古版12册10307页。事迹又参见《清史列传》卷六十九、《碑传集补》卷四十及《石隐山人年谱》。

③  《传经堂文集》流传未广，见王德毅等编《丛书集成续编》19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

④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⑤  （韩）朴兴洙《说文通训定声在汉字研究上的意义》，中国文字研究2009年第一辑(总第十二辑)。

⑥  朱星《评说文通训定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 5。

⑦  详情可参考林寒生《说文通训定声的词义研究》，辞书研究,1987.2。

⑧  薛安勤《〈说文通训定声〉中的说文》，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 6。

⑨  《说文通训定声・自叙》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页下。

⑩  关于“本衙藏版”含义，笔者以为即朱氏私刻本，与官署无关。详参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所著《说“本衙藏版”》一文，见《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本文又收入淡江大学中文系，淡江大学汉语文化暨文献资源研究所主编《昌彼得教授八秩晋五寿庆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5。

11  《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社2006年版，第101页。

12  《续修四库全书》本即依本衙藏版影印，《识》、《行述》、《补遗》据光绪临啸阁藏版配补。

13  阳海清《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第54页

14  《朴学丛书》1，（71+845+122）页。

15  于玉安，孙豫仁主编，《字典汇编》8，1128页。

16  《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20册-221册，题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参《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第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7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经部》，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165页下，。

18  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第15页下。

19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89页下。

20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89页下。

21  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5页下。

22  参见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第74页“《说文通检》十四卷”条。

23  吴小如，吴同宾编.《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书局 1982年版。

24  阳海清《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第54页

25  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26  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27  参第三册《检字表i据总笔画数》第51-84页。《文选索引》唐代研究指南特集(日)斯波六郎编李庆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8  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29  �，本音cūn。《唐韵》慈损切，《集�》七�切。后常用“蹲”字借用为“�”字，而“�”字反废。今《诗经・小雅・伐木》作“蹲”。参宗福邦等《故训汇纂》第458页，商务印书馆，2003。

30  鲅，本音bō。Bà乃后起音。《汉语大字典》4680页右：（二）�鱼。也称�鱼，即马�鱼。

31  即《石隐山人自订年谱》。程朝仪补，朱师辙补注。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五号，又载《安徽大学月刊》第二卷第七期，并收入《吴中文献小丛书》。详参黄秀文《中国年谱辞典》第486页，百家出版社1997年版。

32  陈原《汉语拼音方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光明日报》1983年3月22日。

33  《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第356页。

34  见书首作者呈请礼部为辑成《说文通训定声》代为转奏进呈御览文。

3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372上。

36  《说文通训定声・自叙》第6页，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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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力著.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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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星.《评说文通训定声》［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5）

15  房建昌.《朱骏声与说文通训定声》［J］.辞书研究，1984（2）

16  薛安勤.《说文通训定声中的说文》［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6）

17  林寒生.《说文通训定声》的词义研究. 辞书研究，1987（2）

18  （韩）朴兴洙.《说文通训定声》在汉字研究上的意义［J］.中国文字研究，2009年第一辑(总第十二辑)

李文涛  男，1980年生，硕士，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索引学会会员，已在《中国索引》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