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玉索引学思想研究
王崇良 韩爱萍
（湖北科技学院图书馆 湖北咸宁 437100）
摘 要 张琪玉不仅是中国当代情报语言学的开山鼻祖和奠基者，而且还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献分类学家。同时，他对中国当代索引学进行过专门系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三个时期是21世纪初期。张琪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对中国当代索引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本文拟对他的索引学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 张琪玉 索引学 思想研究
Abstract：Zhang Qiyu is not only the founder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intelligence linguistics, but also a famous Chinese contemporary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expert. He has had a special systematic research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index,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is the early 1960s; the second period is the early and middle 1990s; the third period is the early 21th century. Zhang Qiyu’s academic thoughts and spirit are widely spread. He has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index.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summary of his thoughts on index.
Keywords：Zhang Qiyu，Index，Thoughts Research
张琪玉不仅是中国当代情报语言学的开山鼻祖和奠基者，而且还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献分类学家。同时，他对中国当代索引学进行过专门系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了组配索引法；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了索引原理、索引结构和设计、索引编制技术、索引计算机化、索引项、索引体系、索引源、索引结构、索引学学科概念、索引学研究对象、索引学研究任务和工具书功能索引等方面；第三个时期是21世纪初期，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了专著索引、索引的两大基本类型和《索引学基础》传统讲授大纲以及索引工作现代化和中国索引事业发展等方面。张琪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对中国当代索引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的思想、精神和学术造诣都很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本文拟对他的索引学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
张琪玉的索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论文中。关于索引学方面的论文有：《关于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开展的设想与建议》、《论索引项》、《工具书功能索引——关于编制“工具书之工具书”的设想》、《目录的特征——谈谈充分发挥书目检索工具的作用》、《索引和数据库的选题与设计》、《现代的索引就是数据库》、《专著索引》、《图书内容索引的标引深度问题》、《论索引的两大基本类型》、《中国索引事业：当前格局与问题》等。表现在以下方面：
1 阐明索引的概念、特点及其功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 张琪玉对索引的概念、 特点及其功用进行了专门探讨与研究。他在《关于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开展的设想与建议》［1］一文中认为索引是对“某种文献或某一文献集合中所包含的各篇文章， 或所讨论的各个局部主题， 或所涉及的各种事项（如地区、 人物、 机构、 事件、 生物、 矿物、产品、 设备、 公式、 数据、 著作等）以简明的方式分别著录标引， 即确定其检索标识和指出其所在位置， 并将款目按一定的可检顺序排列和组织， 以方便检索”的一种工具。索引一词可以是指“某种书刊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可以是指“某种检索工具或某个检索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还可以是指“独立于某批书刊之外的一种简明检索工具。”索引作为一种检索工具， 具有下列四个显著特点：一是“它是一种高深度标引的检索工具， 以文献中的一个局部或事项， 或期刊中的一篇作为一个标引单位”；二是“它以极简洁的形式（一般仅有检索标识和出处）起指引”的作用， 而不是对“文献进行登记和报导”；三是“它总是提供与书刊的目次或检索工具的正文部分”不同的检索途径；四是“它以便于查检的顺序编排其款目”。索引的功用，主要表现在下列七个方面：一是“方便查检， 可大大节约查阅文献”的时间；二是可“增加查全或查到所需资料”的可能性；三是“提供与文献正文不同的另一种甚至多种”查检途径；四是浏览索引时，可使“读者发现某些他所未想到”的有用资料；五是某些书虽“非工具书， 有了索引，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工具书”的作用；六是“一种检索工具或工具书配备了索引”， 可使它的“检索功能或参考功能”成倍提高；七是某些索引还有“特殊功用”， 如“引文索引、 杂原子索引、 化学结构索引、 等同专利索引、 某些古籍索引”等。
张琪玉阐明的索引概念、特点及其功用，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深刻透彻，为我国索引学的创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2 阐明索引学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琪玉对索引学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进行了专门研究和深入探讨。他在《关于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开展的设想与建议》［2］一文中指出：尽管索引这一事物的出现已有不短的历史，索引方法和技术已有长足的进步，但“索引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处于“幼年时代”。关于索引的知识，过去称为“索引法”。“索引学”这个名词的出现“时间还很短”，还“很少使用”，是一门“新学科”。张琪玉还特别强调指出：索引学“既不可能把一切与索引有关的事物都归于自己的领域，也不要把自己的领域划定得太狭窄”。应当承认，索引学“与情报检索理论、情报语言学、目录学、文摘学、图书编辑学等学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法划清界限，但索引学应当有自己的“研究重点”。索引学研究主要包括“索引原理、索引结构和设计、索引编制技术、文献微观标引、索引计算机化、索引法应用和索引使用法、索引评价、某些类型索引的专门研究以及索引发展史”等几个方面。其中应以“索引这一事物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对各种类型的索引作统一研究。索引学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总结索引实践来丰富、充实自己”；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从学科理论建设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现有的索引，从中提取基本的原理、方法和技术”；第三个任务，就是要“使索引学研究与索引实践密切结合”；第四个任务，就是要“使索引工作现代化”。
张琪玉阐明的索引学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不仅为我国索引学理论研究工作开辟了新路，而且也为我国索引学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3 提出索引设计和索引选题原则要求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琪玉对索引设计和索引选题原则要求进行了专门研究和深入探讨。他在《关于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开展的设想与建议》［3］一文中明确指出：索引设计一定要遵循“改革创新、精心构思”原则，它是影响“索引功能和使用价值”的重要因素。具体说来，索引设计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索引结构功能”方面，要“使一种索引能尽量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二是在“索引印制质量”方面，要严格把关，“一种编制得好的索引还要通过印制质量”来体现；三是在“投入产出”方面，要“力求索引质量高而成本又尽可能低”。另外，张琪玉还特别强调：索引选题一定要遵循“适应时代需要”原则，它是“索引工作能否产生效益以及效益大小”的第一个环节。具体说来，索引选题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在“社会需要”方面，要“根据现实需要、长期需要和社会大量需要，有计划、有比例地来确定选题”，并尽量避免重复；二是在“索引对象（即文献）的价值”方面，要“多为使用价值大的文献”编索引；三是在“文献资源及其它条件”方面，还要考虑“人员素质和数量、设备、经费”等因素。
张琪玉提出的索引设计和索引选题原则要求，不仅为我国索引学指明了正确发展方向，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4 提出用组配索引法改进“目录的目录”编制方法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张琪玉对用组配索引法改进“目录的目录”编制方法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在《目录的特征——谈谈充分发挥书目检索工具的作用》［4］一文中明确指出：在今天，我们如果不借助于“书目检索工具”，要想在茫茫无际的图书文献海洋中“全、快、精、准”地找到所需要的资料，“极其困难”。而图书馆习惯的编目办法，是把“专书形式”的书目检索工具作为书籍编入“书籍目录”，把“专刊形式”的书目检索工具作为期刊编入“期刊目录”，而且还按“著录所用的文字”分别处理。至于作为“期刊的专栏”，作为“专文和专著的附录”等刊载在“各种书刊中的目录资料”一般都没有编制“分析款目”在目录中反映出来。由此可见，“书目检索工具”在图书馆目录中的反映是很“分散”的。必须加以改进，必须编制一套“目录的目录”，即把“一切有参考价值的书目检索工具和目录资料都集中反映在这个目录中”。而在编制“目录的目录”时，比较理想的方法是“组配索引法”。采用这种方法，在检索文献时，就可以“根据需要将各种特征进行任意组配”，从而把“能够满足检索要求的书目检索工具准确地选择出来”，并“安排一个合理的检索程序——从最简捷、最有效的途径”着手检索。张琪玉还特别强调了用“组配索引法组织‘目录的目录’”的主要之点，就是“对书目检索工具的特征进行全面分析”。而“书目检索工具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其“所收录的图书文献的情况”决定的，包括收录图书文献的“（1）学科或主题、（2）出版年代、（3）国别、（4）文种、（5）类型、（6）著者、（7）出版者、（8）收藏者”等；另一部分是由其“本身的情况”决定的，包括书目检索工具的“（9）类型、（10）著录文字、（11）编排法、（12）编辑年代、（13）编辑者、（14）用途、（15）质量”等。把以上“十五类特征分别编制十五种特征分类表”，其中“第一种特征表可以直接选用某一种图书文献分类法”，其余“十四种特征分类表”，一部分可“预先编好”，另一部分则可“在工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用“组配索引法编制的‘目录的目录’”，十分灵活，在检索文献时，可以“准确地把适用的检索工具”选出来，并把“不适用的检索工具”删除掉，从而能“迅速地完成检索任务”。同时，因为它能“全面地揭示出每一种检索工具”的特征，从而有助于“充分发挥书目检索工具”的作用。
张琪玉提出的用组配索引法改进“目录的目录”编制方法，不仅为我国书目检索工具编制指明了正确发展方向，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得到了使用单位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
5 阐明工具书功能索引结构原理、编制方法及其功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琪玉对工具书功能索引的结构原理、编制方法及其功用进行了专门探讨和深入研究。他在《工具书功能索引——关于编制“工具书之工具书”的设想》［5］一文中指出：我编制工具书功能索引的设想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在新疆曾做过一些试编工作。后来曾多次将这个设想介绍给有关同行，但未引起注意。所谓工具书功能索引，是指“一种具有多项检索功能的工具书之工具书”。它能把“每一部工具书的全部功能，包括各种显见功能和潜在功能都分析、挖掘出来，采用主题法对每种功能予以标引”，使得在利用工具书时，不需要凭对“某部工具书有哪些功能的清楚记忆和熟练的查检技巧”，就能“方便、有效地利用丰富的工具书资源来解决各种各样需要查考”的问题。
关于工具书功能索引的结构原理，张琪玉认为是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工具书登记目录”；二是“工具书书名索引”；三是“工具书功能主题索引”；四是“工具书功能分类索引”。其中，关键部分是“工具书功能主题索引”。它能“全面、深入地把每部工具书的各种显见功能和潜在功能分析、挖掘”出来，并从“主题、语种、工具书类型”三个角度予以标引。
关于工具书功能索引的编制方法，张琪玉认为其要点如下：一是对“工具书功能的分析”应“周详”，但分析出的“每项功能必须是实际存在”的；二是索引款目的“主标目不宜太细”，但“副标目则应相当专指”，尽量利用“工具书中原来的标题”；三是全部标引完后或积累到相当数量时，应对“标目和副标目的措词”进行整理，对一种功能很多工具书都有的，可“删去一些质量低的款目”，使之“统一、协调、精炼”；四是不同工具书可能有“同一功能”，但质量不同，可在“索引款目出处项后加注‘加权符号’”。张琪玉还特别指出：“工具书功能分类索引是在工具书功能主题索引的基础上编制”的，两者款目“完全相同”，只是按“分类体系排列”而已。
关于工具书功能索引的功用，张琪玉认为主要表现在下列五个方面：一是“从分类途径查有哪些工具书”；二是“从书名途径查某种工具书是否已被收录，及其著录事项”；三是“从功能途径查有哪些工具书”，并可区分出就“某一功能而言哪些工具书质量较高”，应“优先使用”；四是当没有“直接查找途径”可利用时，还可进一步挖掘其“间接查找途径”，包括：a. “转接查检法”、 b. “上位查检法”、 c. “猜测查检法”；五是可以在“工具书登记目录中加注本单位收藏标志”，在查检时就能知道关于“某项功能本单位有哪几种工具书”可供利用。
张琪玉阐明的工具书功能索引，不仅可使工具书资源得到深度开发，而且还可使利用工具书的困难降到最低限度，同时，为我国索引类型的深度开发提供了理论上、编制技术与编制方法上强有力的支持。
6 阐明索引项、索引体系、索引源和索引结构学科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琪玉对索引项、索引体系、索引源和索引结构等学科概念进行了专门研究和深入探讨。他在《论索引项》［6］一文中指出：索引项这一概念，是指“文献中被索引对象”的类称。“索引项的书面形式”就是“检索标识”，也叫“索引标目”。 检索标识可以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人工语言”。 检索标识和相应出处构成“索引款目”。一个索引实体就是其“全部索引款目的有序集合”。
关于索引体系，张琪玉认为：“每一种索引项提供一种检索途径，回答某种检索提问”。只含有“一种索引项的索引”称为“单一索引或专门索引”，含有“多种索引项的索引”称为“综合索引或普通索引”。“多种单一索引（有时也可以包括一个综合索引）的有机集合”称为“索引体系”。
关于索引源，张琪玉认为：“索引总是与被索引的某种文献或某个文献集合相配合”的，索引项只可能“来自文献”，所以，“被索引的文献是索引项的来源”，即“索引源”。他还特别指出：“文献的内容或形式特征”是否应该作为索引项，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文献的学科性质或其他特点”；二是“文献的质量或使用价值”；三是“读者或服务对象的需要”。
关于索引结构，张琪玉认为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单个索引”的结构；二是指“索引体系”的结构。“索引项无论是对单个索引的结构，还是对索引体系的结构”来说，都是“决定的因素”。他还特别指出：如果是一个“索引体系”，则应使其中的“各种索引不要形成并行的互不关联的结构形式，而要形成互相之间有机联系的结构形式”，其中有的索引作为“直接索引”， 有的索引作为“间接索引”。另外，张琪玉还提出了把“文献的数量关系作为一种索引项引入书本式索引 ，使文献索引与文献计量相结合”的观点。
张琪玉阐明的索引项、索引体系、索引源和索引结构等学科概念以及提出的观点，不仅促进了索引学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而且推动了索引学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
7 阐明专著索引概念、功用、编制方式、标引深度、概念提取和标目规范等问题
21世纪00年代初期，张琪玉对专著索引的概念、功用、编制方式、标引深度、概念提取和标目规范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系统阐述。他在《专著索引》［7］一文中指出：专著索引是“专书索引”的一种，指以“一部专著（系统著作）为对象的内容索引”。 专著索引通常“附于书后”，因此习称“书后索引”。
关于专著索引的功用，张琪玉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便查检，可大大节约读者查找专著中所需特定内容”的时间；二是“读者浏览索引时，可发现某些想所未想而又感兴趣”的内容；三是“某些专著虽非工具书，但配备内容索引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工具书”的作用。
关于专著索引的类型，张琪玉认为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综合索引”；二是“专门索引”。专门索引是指“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机构索引、主题索引等单一种索引项”的索引；综合索引是指“将各种专门索引的索引款目混合编排而成”的索引。
关于专著索引的编制方式，张琪玉认为：一般采用“人工自由标引”的方式。所谓人工自由标引方式，是指“标引人员在阅读分析专著内容后，不依据事先编制或选定的规范词表，而按一定规则自行决定给出索引词（索引款目用词）”。人工自由标引方式的索引词有“关键词和加说明语的关键词”两种形式。
关于专著索引的标引深度，张琪玉认为：是指“对文献内容进行周详标引”的程度。专著索引的标引深度以“‘索引篇幅/正文篇幅’计算，从百分之三四到百分之十几不等，一般为百分之八左右”。标引深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索引项（也就是索引功能）”的多少；二是“对检全率和检准率”的要求。
关于专著索引的概念提取，张琪玉认为：提取索引概念是“专著索引编制工作”的主要内容。提取索引概念是否“恰当”，是决定其“质量”的最重要环节。被提取的索引概念应是“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有用信息的”，专著中的某些“不可能成为读者查检对象的和无信息价值的内容和名词术语，不能作为索引概念”提取。
关于专著索引的标目规范，张琪玉认为：专著索引的标目措辞应有一定的规范。其主要要求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标引用词应与被提取的索引概念专指度基本一致”；二是“主标目用词应与专著原来用词的书面形式尽可能保持一致”；三是“对标引结果应作适当规范化处理”；四是“增补标引不用词的参照款目，用以指引到所采用的标引用词形式”；五是“对于标目规范的要求，可拟定若干条规则以便遵循”。
另外，张琪玉对专著索引“出处项表示”、“款目排序和合并”、“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潜心研究和专门探讨，很有见解。
张琪玉阐明的专著索引的概念、功用、编制方式、标引深度、概念提取和标目规范等问题，详实具体，深刻透彻，全面地促进、推动和完善了我国专著索引的编制技术和编制方法。
8 阐明索引的两大基本类型和《索引学基础》传统讲授大纲
21世纪00年代中期，张琪玉退休在家，但仍笔耕不止。他决心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他在《论索引的两大基本类型》［8］一文中，深入探讨和潜心研究了国际标准草案《文献工作——索引的编制》（由侯汉清译成中文），国内学者侯汉清编著的《索引学教程》和陈光祚主编的《科技文献检索》以及赖茂生等译自日本索引家协会编的《索引编制工作手册》和台湾《索引编制标准》等关于索引类型学科概念的阐述。他认为许多“索引学著作（其中也有国外的索引学名著）在阐述索引理论时，采取把不同种类索引的结构和编制方法掺和、叠加在一起，含糊地进行阐述”，而没有把索引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清晰指出两大基本类型索引在“功用和编制方法上”的重大差异，均沿用“国际标准草案基本一致的提法，均未对这两种索引类型的重大差异”做出深入分析。因此，张琪玉明确提出用“直接检索事实情报的索引”和“检索情报源的索引”两个概念作为索引的“两大基本类型”。并从“功用、编制方法、使用方法”等10方面的差异“列表”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同时，对两大索引类型的“命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张琪玉认为“直接检索事实情报的索引”和“检索情报源的索引”这两个概念本来是“非常清晰、非常准确”的，但作为一个术语，似乎有不符合“简洁性”的缺陷。若将其简化为“情报源索引”和“事实情报索引”似乎还“可以”，但是否能得到“广泛通行”是一个问题。因此，除可使用“情报源索引”和“事实情报索引”作为“正式命名”外，再用“文献篇目索引”（可简称“篇目索引”）和“图书内容索引”（可简称“内容索引”）作为“同义词”。
另外，张琪玉在专门研究和深入探讨索引两大基本类型10大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索引两大基本类型”分别集中各种索引编制“《索引学基础》”传统讲授大纲。全书分为四编24个章节，其结构体例如下：第一编“索引基本概念”； 第二编“情报源索引(文献篇目索引)” ；第三编“事实情报索引(图书内容索引)”；第四编“索引计算机化与数据库”。
张琪玉阐明的索引的两大基本类型和《索引学基础》传统讲授大纲，详实具体，深刻透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开拓性的研究，全面地促进、推动和完善了我国当代索引学的理论框架体系。
9 提出“现代的索引就是数据库，现代的索引工作者就是数据库建设者”的观点
21世纪00年代初期，张琪玉在《现代的索引就是数据库》、《索引和数据库的选题与设计》［9-10］两篇文章中，通过对索引工作现代化概念的阐述，数据库与传统索引在结构与功能上的比较分析，数据库推动了索引工作的现代化进程，数据库扩大了索引原理的应用以及数据库对索引学发展的贡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潜心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的索引就是数据库，现代的索引工作者就是数据库建设者”的观点。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数据库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索引学”的内容，推动了“索引学”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了索引编制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索引方法”，特别是“自动抽词、自动赋词和赋分类号”等索引编制新技术；二是“推动了检索方法”的进步。自数据库出现后，创造出了适用于数据库的许多新的检索方法，如“布尔逻辑检索法、加权检索法、扩检、缩检、改检方法、二次检索法、各种标识联合检索、截词检索、模糊检索、成批检索、SDI服务、回忆检索过程、保留检索课题表达式、检索对话”等等；三是“推动了索引用语言（情报检索用语言）的创新和改造”，最重要的是“索引语言的组配化和自然语言的应用”。同时，张琪玉还就索引和数据库选题的原则进行了分析研究。他认为：选题是索引和数据库编制工作的重要一环，应遵循下列四条原则：一是“文献价值”原则；二是“用户需要”原则；三是“可能性”原则；四是“编制人员能胜任”原则。索引和数据库选题时的“着眼点”，主要是“文献内容（和类型）在当时的索引价值，以及与索引类型（和数据库类型）”的配合。然后再用“索引与数据库四条选题原则”一一筛选，最终找到“合适”的选题。在确定选题后，应对所需编制的索引或数据库的“用户对象、收录范围和规模、索引或数据库类型”等有个明确规定。
另外，张琪玉还就索引和数据库的“功能设计”和“结构设计”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功能设计的要点就是“充分地、有效地挖掘被收录文献”的使用价值。被收录文献的“可索引项（或者说可作为检索途径的对象）”可能很多，要根据具体需要，加以“选择取舍”，而并不是“越多越好”，否则便会“画蛇添足”，造成白费工本；而结构设计的要点就是规定其“索引项或字段，使用何种索引语言，条目的形式或字段的著录格式，索引深度（或称标引深度），印刷型索引的多个索引之间的联系，排检法”等方面。
张琪玉提出的“现代的索引就是数据库，现代的索引工作者就是数据库建设者”的观点以及阐明的索引和数据库选题的原则、功能设计和结构设计，高瞻远瞩，为我国21世纪索引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2，3 张琪玉.关于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开展的设想与建议.江苏图书馆学报，1993（1）
4 张琪玉.目录的特征——谈谈充分发挥书目检索工具的作用.图书馆，1964（4）
5 张琪玉.工具书功能索引——关于编制“工具书之工具书”的设想.图书馆杂志，1992（2）
6 张琪玉.论索引项.图书馆杂志，1994（5）
7 张琪玉.专著索引.江西图书馆学刊，2003（2）
8 张琪玉.论索引的两大基本类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5）
9 张琪玉.现代的索引就是数据库.图书馆杂志，2001（12）
10 张琪玉.索引和数据库的选题与设计.图书馆学刊，2002（5）
王崇良 男，湖北科技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文献分类学，出版专著一部，公开发表论文30多篇。
韩爱萍 女，湖北科技学院图书馆馆员，发表论文1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