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与失败的纠结

――我与索引利用的几件事

卢正言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200234 ）

索引的价值在于使用，使用的效果如何是衡量索引质量的重要标准。多年来，我因工作和学习需要，常常利用专题索引、报刊索引和语词索引等查检资料，得到不少帮助，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例如在使用主题和功能相同相似的索引中，要注意索引收录的时间范围，选择更新和更有权威的编者和出版者；同一种索引要尽可能选择修订本或增订本。特别是使用者对索引提供的有关资料要注意鉴别，切不可以为丢进篮子里的都是菜等等。今爰作此文，略谈点滴体会，俾与同好共享。

一、于硕是不是郭沫若的笔名

上世纪80 年代初，我在编写《郭沫若年谱简编》和《郭沫若名号别名笔名录》（后收入《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时，偶然见到原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0年4月编印的《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1949――1979）》。这本目录收录了署名“于硕”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兰亭序〉并非铁案》，一篇是《东吴已有“暮”字》，二文分别刊见《文物》1965年第10期和第11期，后又同时收入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兰亭论辨》一书。据我所知，《沫若文集》和郭沫若的其他集子，以及有关郭沫若的各种年谱、传记、著作目录均未见收有这两篇文章，有关研究和考证郭沫若笔名的文章和书籍，也没有提及郭沫若曾经使用过于硕这一笔名。

于硕到底是否郭沫若的笔名，《〈兰亭序〉并非铁案》等两篇文章的作者是不是郭沫若，最好询问当事人。但郭沫若和于立群夫妇均已先后作古，当时唯一可以考虑的办法是寻找《文物》杂志当年的责任编辑。我怀着一试的心理，函询北京文物出版社，请求帮助。想不到我很快就收到该社叶青谷先生的热情复函。叶先生说《〈兰亭序〉并非铁案》一稿寄交《文物》编辑部时，郭沫若曾有附信。郭沫若在附信中说：“立群同志基本上根据我所收集的材料，写了一篇有关《兰亭》的文章，又经过我几次润色，觉得可以用。”叶青谷先生又说，他曾调阅了该文原稿，发现笔迹酷似郭老，认为可能是郭老为于立群抄改的。他们又请郭老的女儿庶英、平英鉴定，最后确认原稿为于立群而非郭老手迹。由此他们认定，“于硕”为于立群而非郭沫若的笔名，那两篇文章的作者是于立群而不是郭沫若。至于另外一篇署名也是于硕的文章，由于叶先生一时没有找到原稿，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估计也是于立群执笔、郭沫若润色过的。

由此可见，《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1949――1979）》将《〈兰亭序〉并非铁案》等二篇文章作为郭沫若的作品予以收录而不加说明，是不妥的(最近我才知道，该系年目录后来收入《郭沫若专集》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已将于硕的上述二文删去)。经过考订，证明于硕不是郭沫若的笔名。我因此未将于硕这一笔名的有关情况收入《郭沫若名号别名笔名录》和《郭沫若年谱简编》中，这无疑是正确的。索引之类的工具书可能比一般阅读书少一点差错，但不等于都没有差错，我们在使用时还是应该审慎一点为好。

二、郭沫若有没有翻译出版过《资本论》

约在1985年，我在翻阅《全国报刊索引》时，得知《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1日曾经刊载由该报记者采写的《才华横溢的市川十年――访东京“郭沫若文库”》。经查该文，作者说：“在这里（按：指东京“郭沫若文库”），还看到了郭老用‘陈启修’这一笔名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本由上海昆仑书店于一九三○年出版。”我一时疏忽，对郭沫若的这一“笔名”信以为真。当时我正在看《郭沫若名号别名笔名录》的校样，便匆匆忙忙将这一“发现”补充了进去。此后不久，我逐渐发现《光明日报》记者的观点有误，但已来不及在我的文章中加以改正。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版《资本论》，译者是1883年出生的四川中江人陈启修而非1892年出生的四川乐山人郭沫若。虽然郭沫若曾多次打算着手《资本论》的翻译，但均未译成，更不可能出版。例如1924年11月，郭沫若自日本回到上海不久，曾从东方图书馆借来了英译本《资本论》，准备在五年里译完，但由于上海商务印书馆觉得“不便”而没有同意列入出版规划，郭沫若的这一翻译计划因而未能实现。据林林所作《这是党喇叭的精神――忆郭沫若同志》一文透露，1935年，郭沫若旅居日本市川时又产生了翻译《资本论》的念头，同样地由于某些原因，这一设想也未能实现。后来郭沫若忙于各种事务，他更加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实施翻译《资本论》的巨大工程。由上可见，《全国报刊索引》如实收录那篇访东京“郭沫若文库”的文章没有错，错的是那位认为陈启修是郭沫若的笔名、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版的《资本论》为郭沫若所译的记者，错的是没有认真考证鉴别就盲目听信的我。 

三、曹礼吾陪鲁迅晚餐是在何年

再说一个我使用索引失误的例子。

三年前，我偶然见到曹聚仁的《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该书有一篇《再悼曹礼吾》，谈到某晚曹聚仁请鲁迅吃饭（实际上是为鲁迅先生暖寿），并由曹礼吾、陈望道等人作陪。席间，曹聚仁向鲁迅介绍曹礼吾对鲁迅所著《野草》中的《好的故事》一文的理解，鲁迅听后“大为赞叹”。曹聚仁在文章中说：“在我的师友之中，真正懂得鲁迅文章的，礼吾兄该算得其中之一。即如《野草》中的《好的故事》，我看了许多高头讲章式的鲁迅作品研究，以及写后记的委员，也似乎没有人懂得，我也是听了礼吾的讲述才懂得的（《野草》是哲理诗，受尼采的影响很深，所以不容易体会的）。”

曹礼吾曾任暨南大学、大夏大学、西南联大和同济大学、上海师专、上海师院教授，1955到1958年做过两年图书馆主任（馆长），是我的领导。1957年我从中文系毕业后，便在他的手下工作。曹主任离开我们已经多年，我常常想念他。看了上文后，我想弄清楚他到底是如何理解《好的故事》的，鲁迅听了介绍以后，又是如何“大为赞叹”的，这些在曹聚仁的《再悼曹礼吾》中都语焉不详。

我还想弄清楚曹聚仁的这次宴请，发生在什么时间，事后鲁迅自己是否说过什么。查《鲁迅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7月二版），该书书后有人名索引，按人名笔画多寡为序排列。我先查到11画的“曹”，很容易找到“曹聚仁”，再按时间先后为序逐条检索。开头几条都是记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1933年9月11日这天，鲁迅在日记中这么写：“曹聚仁邀晚餐，往其寓，同席六人。”我很高兴，认为这便是鲁迅应邀在曹聚仁家晚餐，曹礼吾等人作陪的具体时间，只不过曹、鲁二人对同席者的人数说法有点出入。根据曹聚仁的回忆，同席者除了曹、鲁二人，陪客还有曹礼吾、陈望道、周木斋、黎烈文、徐懋庸、杨霁云、陈子展、李�共八人，《鲁迅日记》则称“同席六人”。对此我没有多加考虑，便写了《记忆中的曹礼吾先生》，在2010年10月30日《上海师大报》上发表。对于同席者人数问题，我在文章中说：“曹聚仁是主人，陪客是他请的，说的又很具体，所以曹说应该更为可信。”时隔不久，我又找到《鲁迅日记》，再来查查书后的人名索引。想不到在1933年9月11日之后，我又发现了一则鲁迅去曹聚仁家晚餐的记录：1934年9月13日“晚曹聚仁招饮于其寓，同席八人。”这下可对了，曹聚仁在《再悼曹礼吾》文中写的就是这一次晚餐，曹、鲁二人对同席人数的陈述完全一致。由于我第一次查检时的疏漏，不但误算了时间，还因此错怪了鲁迅先生，很不应该。

四、蒲冠卢戴，一人犯错众人照抄跟着错

最后说一则网上索引的事。

打开互联网，几个网站都说我写过一篇《王子安》的文章，我甚为诧异。经查《王子安》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小说，作者是清代作家蒲松龄，网上为何蒲冠卢戴，将蒲松龄的作品改成卢正言的，而直到现在仍然无人出来纠正？

原来，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S版语文（九年级第一学期）》，收入了我的一篇特约稿《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接排在蒲松龄的《王子安》一文之后。该书的篇名索引（篇名目录）中有

“王子安………………………………蒲松龄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卢正言”

等字样，可能是工作人员在编索引时看走了眼,将下一篇的作者看成是上一篇的作者，因而出现了上述错误。偶然看走了眼可以理解，但校对者哪里去了？这一错误产生后，为何其他一些网站也都跟着照抄继续同样的错误，而不核查一下原书？葛剑雄先生说得对：“严格来说，工具书应该百分之百正确。”实际情况表明，我们现在离这个标准还很远，尤其是机读索引问题更多，需要我们广大索引工作者努力再努力。如果使用了质量不高或有差错的索引，又不注意鉴别资料的真伪，或不完全按照规定进行查检，这怎么可能保证检索取得成功呢？

卢正言  研究馆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中国索引学会原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上海市图书馆学会高级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