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索引探微》序跋

平保兴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97）

《易・系辞上》云：“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求索隐微，乃索隐之真义。索隐探微，能解前人所未解，申前人所未申，释惑解疑，所知自然良多。胡适先生曾说：“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可见，学贵于疑，有疑有问，持之以恒，便有所得。《中国索引探微》一书，乃得益于此也。

书分三篇，上篇曰“索引史话”，中篇为“索引人物”，下篇是“索引编纂”。

“索引史话”收索引论文11篇，所探问题涉及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索引之滥觞，中国古籍中“索引”一词，西方传教士在华编纂的首部英文期刊索引，《清季外交史料索引》的编纂特点，对杜定友《学校教育指导法》是现代中文书籍最早附有书后索引说的质疑等。它们发前人之未发，道自己之心声。索引界历来认为，现代索引的编纂起源于20世纪初。笔者认为，早在明清时期，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编纂了宗教索引和英文期刊索引，这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索引编纂的肇始。有的学者认为，类书为中国古代索引，然而笔者未敢苟同此说，从西方索引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索引发展史的角度，认为类书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辞书，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索引。类书与现代索引没有本质的联系，最终也未能发展为现代索引。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本无“索引”此种名词，“索引”二字创自日本，是从日本抄来的。笔者认为，日本文化是在借鉴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虽比中国早使用“索引”这一术语，但它无疑借鉴了汉语中的“索引”，因为“索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又如，1917年林语堂的《创设汉字索引制议》一文，“首次从日文引进索引这个术语，在中国索引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后来,学界普遍接受了潘树广先生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王国维是最先将“索引”一词从英文引入中国的人。1910年5月9日出版的第120期《学部官报》，刊登了《世界图书馆小史》一文，从中可知，王国维已从英文版百科全书中译出了如今通用的专业术语“索引”一词。此外，篇中所录论文，皆以新见史料，对学界已有的种种观点加以考证，并提出己见，从而将相关论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索引人物”辑文13篇，探讨中国索引史上有名的索引家。它们或究名家之成就，或析其思想，或辨其异同，他们的学术思想于今不无裨益。这些索引家有洪业、李小缘、王云五、杜定友、万国鼎、林语堂、郑振铎、黎锦熙等。研究表明，方法的转换往往会有耳目一新之感。对名家进行比较研究是学界习用方法之一，但在索引领域用此法研究的论文可谓凤毛麟角。书中收录的诸如林语堂与郑振铎索引学成就比较，郑振铎和胡适索引学思想比较等文，为索引思想史研究中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

“索引编纂”汇文5篇，有的是查漏补缺，有的尚属首次编纂，旨在使现有出版的索引日臻完善。史料告诉我们，学人皆视索引为学术津梁，而索引之完备，尤为重要。《中国索引综录》是一部集索引大成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翻阅各种资料时，笔者将其未收索引，整理成《〈中国索引综录〉补遗》一文。万万未料的是，该书主编卢正言教授虚怀若谷，充分肯定了这一微不足道的补遗工作。2010年10月，笔者有幸参加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国索引年会，意外收到了《中国索引》编辑部转交的卢先生的信，其中如是写道：“《中国索引》2010年第3期刊登了平保兴先生对我主编的《中国索引综录》新作的《补遗》，《补遗》所列都是重要的中国索引文献，不应遗漏，希望平先生和其他人士继续从事这样的补遗工作，这对中国索引事业也是一种积极的贡献。”卢先生奖掖后进，话语热情，令我十分感动。之后，我又撰写了《〈中国索引综录〉拾遗》和《〈中国索引综录〉续编》。后者续编了1998年至2010年间国内出版的各类索引，也算是对该书的一点补充。此外，《民国索引研究论著索引》和《民国日记图书索引》，也是对现有相关索引（或目录）的补缺。

总之，集里的论文是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索前人未见之史料，抒一己之观点；或探前人未涉之域，拓自己研究之路。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并非专事中国索引研究，只是长期在图书馆工作，又执教于本校图书情报专修科，有时与索引打交道，深感索引史和索引人物研究对撰写《中国索引史》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此不揣浅陋，结集于此，或有疏漏偏失，祈请方家同仁赐正指教。

编完此书，回顾在书苑所走过的道路，我不禁感慨万千。这其中，既有收获时的一点欣喜，更有探学历程中的艰辛和苦涩，可谓一言难尽。不过，在此我想说的是那些曾经关心、帮助和鼓励我的师长和同行。

首先，我无法忘怀我的恩师――著名的翻译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黄树南教授。先生虽于2009年驾鹤西去，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为学，他的为人，早已深深刻入我的脑海。他和蔼可亲，对待学生如同慈父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他不厌其烦，谆谆教诲。他认真审阅我的《五四译坛与俄罗斯文学》、《五四翻译理论史》、《五四翻译文学史》、《爱罗先珂与中国》等多部书稿，用铅笔批改，写下他的独见，让我得益匪浅。他那严谨求实的学风和一生追求学术的精神，让我和我的师弟师妹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弥留之际，他还关心我在编写的《20世纪俄苏文学汉译编年》一书的进展情况。当我告诉他还要不断补充和完善时，他感到十分欣慰。有一次，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他曾一度研究翻译史，但因工作量太大，教学任务繁重，再加上健康原因，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此项研究。当得知我写的书不能作为晋升职称时的评审材料时，他十分不解道：“这也是资料整理工作呀！”他“唉!”了一声，对我说：“你把翻译研究放一放，先研究图书馆学，写写论文，以后再研究翻译吧。”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在他的教导下，后来我又投入图书情报学的研究。

我没有忘怀，当“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南师大副校长、图书馆馆长王建教授，与我促膝谈心，指点迷津。中国报刊史研究的“重镇”、南师大纪委书记倪延年教授，对我更是关怀备至，鼎力相助。他们让我感动，令我敬重！

“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懈的努力，最终让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驱散了乌云，阳光变得更加明媚。从这阳光中，我分明感到了它的温暖和力量。2010年10月，我从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包平教授的《提升内涵强化特色――江苏高校图书馆学术研究现状与思考》一文中获悉，江苏高校图书馆发表了6543篇论文，在发文数量前15位的作者中，赫然列着我的名字，排名第七。“发文量最高为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都平平，共发51篇，其独著文献为6篇；江南大学图书馆吴�年、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平保兴，他们所发论文均为独著。”是年10月，我有幸出席了中国索引学会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年会。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邱均平教授的《近五年来国内外索引研究的进展与趋势》一文中了解到，我被列为2005-2009年间中国索引研究的核心作者之一，在26位核心作者中排名第十，在图书馆学科中排名第三：“中文核心作者中，前10位作者的发文量在6篇以上，其学科背景分别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卢炎生、施伯乐、郝忠孝、王国仁；情报学：侯汉清、邱均平、张琪玉；图书馆学：王雅戈、刘国华、平保兴。”（《近五年来国内外索引研究的进展与趋势》，又见《中国索引》2011年第1期）说来，这让“半路出家”的我悲欣交集！

我又怎能忘记在走向学术路途中那些给予我帮助的人。他们是南京图书馆副馆长许建业研究馆员和全勤研究馆员，《中国索引》编辑部主任温国强研究馆员和仇琛副研究馆员，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秦邦廉馆长，上海师范大学卢正言教授，《图书情报研究》编辑部执行主编沙振江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图书馆赵呈刚馆长，《日记杂志》主编、著名作家自牧先生。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平保兴  男，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