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黎锦熙赠书目录的编制

陈家新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  北京 100006）

凡物件被国家博物馆所收藏，其名誉价值和收藏保管价值的永恒性，以及研究的严谨性和开发利用的科学性就都具有国际一流的水平了。所以，许多文化名人和领袖人物也大多愿意将自己终生阅读和收藏的图书资料，在身后捐献给国家博物馆收藏。由于这些图书资料出版年代的久远，又由于是名人亲自使用收藏过的，加之这些图书资料中又多见名人的圈批、签名和钤印，以及名人之间相互赠送专著时的留签，使之具有了一定的文物价值。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图书资料，如果只保管和收藏，不进行研究和开发利用，让它像死物一样沉默在库房里，那么就失去了名人为什么要捐给国家博物馆的目的和意义了。要想使名人的图书资料显现出真正的价值，必须给予充分研究和利用，要想把名人的图书资料充分利用起来，焕发其应有的光彩，目录索引工程的建设是首要的关键。

1978年3月，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教授去世不久，其家人尊重遗嘱把黎锦熙教授生前所收藏的各种图书资料全部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如何把黎锦熙教授捐赠给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图书资料的索引目录工程完成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的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确立了目录索引的编纂方法之后，便投入了长期的目录工程的建设工作。本人有机会参加了这项工作，所以撰写此文，在讲述黎锦熙的生平业绩的基础上，结合建立目录的工作实践，阐述建立黎锦熙捐赠图书资料目录的作用和意义，同时还具体讲述了关于黎锦熙捐献的平装书目录的建立方法。（注：线装书目录和期刊目录的编制拟另文介绍。）

1  黎锦熙是毛泽东尊敬的老师

2010年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他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教育改革和语言文字现代化作出过卓绝贡献。著名学者郭绍虞在《黎劭西先生赞》中评价黎锦熙说：“先生的学问，说得狭一些，是语法专家；说得广一些，是国语学的专家。声韵、训诂以及语法修辞、文字改革等，无不在他的钻研范围之中。专而能通，博而返约，这是近世学者中比较少见的。”

黎锦熙，字邵西，1890年2月2日出生于湘潭县石潭坝世代书香之家。黎锦熙和七个弟弟都受过高等教育，并成名成家，有“黎氏八俊”之美称。黎锦熙4岁时随家教读《诗经》启蒙。10岁左右就参加了父亲和齐白石等组织的罗山诗社。12岁起坚持写日记，历70余年，从未间断。16岁应县试、府试皆名列前茅，中秀才。1912年，22岁的他联络了一些志士同仁创办《湖南公报》，因主张民主改革，抨击袁世凯倒行逆施，只办了几个月，就被查封了。1913年，黎先生应聘担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历史教员。

1916年“中华国语研究会”成立，他为该会拟定的宗旨是：一、国语统一，即规定标准语。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1920年，他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废除小学“读经”。在他不懈努力下，初中、高中的“国文”也改为了“国语”。

20世纪初20-30年代，是中国文化重要的转型期。如果说，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狂人日记》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新文学的生命力。那么，黎锦熙则是挑战“白话文学有文无法”、创建现代新语文的第一人。1920年，黎锦熙与同仁在北京师范开设《国语文学》课程。他用大量例证阐明白话文不仅有“法”，而且这个“法”十分缜密，足以指导为文。他著作的《新著国语文法》，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此书至1959年已再版了24次之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该不容置疑地承认，《新著国语文法》为现代汉语语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黎锦熙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职时，与杨昌济、徐特立等先后任过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对黎锦熙主持的宏文图书编译社很有兴趣。后来，毛泽东、蔡和森积极参加了宏文图书编译社组织的哲学研究组，聆听黎锦熙、杨昌济等先生讲授哲学并参加学术讨论。

后来毛泽东主编和出版《湘江评论》，第五号出版时，毛泽东亲自到邮局寄给黎锦熙先生。后来，《湘江评论》第五号，全国仅留下黎锦熙手中惟一的这一本，现陈列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可见黎锦熙教授是个非常细致的人。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两次发给黎锦熙的“撤退函”都被黎先生撕毁，扔在字纸篓里，并微笑着对教务长说：“我们不走！我们可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哩。”黎锦熙没有去台湾，北平刚一解放，毛泽东就派人找到了黎锦熙，并给予了高度重视。1949年9月，黎锦熙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同研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等有关事宜。1950年5月17日，黎锦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谈了此事，并复信黎先生表示支持，要他用电话和胡乔木同志接洽。1954年初，黎锦熙致函毛泽东，谈了他对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同年7月，毛泽东又亲自给黎先生写了回信，表示赞同。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黎锦熙毕生勤勤恳恳地工作和治学，著述颇丰，成绩卓著。他在对汉语语法研究、“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文字改革和教育事业等方面都颇有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许多荣誉。毛泽东对黎锦熙在政治上、事业上和生活上也一直非常关心。1953年，他将各兄弟民族敬献给他的人参果、阿胶、红参、冰糖、麝香、贝母、血草等珍贵补药，分送给黎先生。“文革”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对黎锦熙加以保护，以支持他的学术研究。1972年底，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黎锦熙由阜城门外白堆子迁居朝阳门内北小街一套四合院里，从而有了一个更好的治学环境。黎锦熙对于毛泽东在各方面对他的亲切关怀是十分感激的。1977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他撰写了《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泽东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之情。

2  为黎锦熙教授捐赠图书建立目录的意义

黎锦熙所收藏图书资料中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以及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方面均有收藏，有些图书在版本收藏方面具有相当的价值，也有的图书因名人留鉴具有了相当的文物价值。现就其平装书内容举例介绍于下，目的是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对这批藏书建立目录。

尽管在这批所收藏的平装书中，有不少种属于较为常见易得，价值一般的图书，有的则属于政治时事学习材料，但其中也确有不少珍罕的著作和版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料研究价值或具有文物价值。如在上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前，曾彪炳于我国人文社科学界众多泰斗级人物，予中国近现代社会以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鲁迅、胡适、郭沫若、郑振铎、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早期的著译或其代表著作的最早版本等等，均有相当的收藏价值。如北京大学一院新潮社1924年6月初版本的鲁迅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本的胡适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3月出版的郭沫若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平朴社1932年12月出版的郑振铎的著作《中国文学史》（1-4册插图本）；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12月出版的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以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有一些著作虽不是泰斗级人物的著作，但现在看起来也是属于非常难得的出版物了，不仅具有保存价值，也具有历史研究价值。比如椤公编辑，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新学社发行的《万国名儒学案》；包世臣编著，上海古今书室1915年印行出版的《艺舟双楫》；姜公羽编辑，张毓祥校正，奉天关东印书馆1917年2月印制的《天地新学说》；曾毅撰，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年9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黎老收藏的平装书中，有不少著作是著者本人亲笔题署、钤印后赠送给黎老的。如胡适、章士钊、冯友兰、范文澜、顾颉刚、陈寅恪、舒新城、吴玉章、朱光潜、陈垣、侯外庐、杨树达等人均在解放前或建国后不同时期将自己的专著馈赠给黎老收藏的。如上面提到的《尝试集》之初版及再版本，就都是胡适本人亲笔题署之签名本，现在看起来，其三种因素并存使黎锦熙收藏的专著具有了文物性质：一是历史名人；二是珍贵的笔记；三是图书交往之间证明了一种关系或说明了一段故事。还有不少著述是众多曾经受业于黎老的学生、后辈将其所编著或译述的成果恭奉给他们尊敬的老师，这些书的扉页上大都对他们的老师是这样称呼的：“劭西师敬祈”、“劭西师指教”、“请劭西师正之”、“锦熙先生赐正”等字样。在这些晚辈中的许多人，如王重民、罗根泽、孙楷第、叶丁易、吕明、高子珍、李长之、隋树森、张舜徽、吴奔星、祝肇年等人，后来，以至解放以后，各自都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中成为著名的专家了。这些人的签名本，保留到今天也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了。如此多的留有着名人、学者、大师的亲笔签署的题赠本，暂且不论其内容，仅观其扉页上，封面上，或某一页的天头底角中，风格各异的书法手迹，也很令人赞赏不已，备感崇敬。黎老这批藏书中更有大量书的封面和扉页上，有黎老本人用汉字，或者以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或汉语拼音等签署的如“劭西”、“黎劭西”或“黎锦熙”等名号。这些签署中可以告诉人们，黎锦熙作为文字改革家对中国文字应该向简化方向发展的用心和努力。为了保留历史的原貌，黎老还在许多书中准确地标注其购藏该书的地点和时间，并加以钤印。许多书内其天头底角与行间，留满了他的摘录、批注、圈点与勾画，有的还对内容作了校勘补订。有时不厌其烦地对某一本书作出长篇批注，其字数以千万计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书写工整秀美，自始至终，一丝不苟，使黎老的严谨的治学精神，跃然纸上，为我们今天的专家学者树立了作学问的榜样。同时这些题署和批注，对于我们研究黎老的生平事迹，治学精神，学术思想和成就，研究各界专家、学者、名人、朋友、同事、晚辈学生与黎老之间的关系，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对于这批珍贵的平装书，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后应该如何收藏、开发利用和保管？这里谈一点个人的想法：

（一）这批图书不宜拆散分到各处，而应该建立专题库房集中存放和仅供有兴趣者使用。

（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应该选其中一部分具有学术史料或文物价值的予以永久性收藏，其选择标准如何制定，宽严到什么程度，由懂行的专家学者讨论研究确定。

（三）平装书目录索引的建立，为制定标准的人，对这批平装书的内容可以通过翻阅目录，有个概略的了解，以及在开会议定选择解决问题方案时可以做到有据可依。

3  为黎锦熙捐赠的图书建立目录的方法

3.1  文化素质是为黎老图书建立目录索引的前提

第一，要有相当深的文字知识。黎锦熙教授收藏的图书，多是具有较深学问的文本，如果不具有一定的文字知识，是难以读懂和认清各种图书版权页上的文字，要想建立起正确的目录索引也是不可能的。拿过一本书，要弄清其版权页上的内容，文字是最大障碍，工作人员掌握文字知识的全面性就成了首要条件。我们都知道，古籍所用的语言文字与我们今天所用的语言文字差别很大。古今文字形音义都是有变化的。比如篆书与隶书有别，草书与行书也不同。反切、通假等知识更应有所了解。有一些通假字是易混的。所以有时我们在书上看到作者的名字是古代汉语中的文字，和现代汉语中的文字是不同的，如果想当然地用现代汉语的某个字去代替，就会闹出笑话。第二，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书籍之所以有古今之别，就是指历史性而言，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如此。因此，搞分类，时时离不开历史知识。如每一本书都会涉及到年代问题，有的是从年号上反映出来，有的是从地名的变迁上反映出来。另外，古籍分类还会遇到大量的历史上的名词概念。只有对历史的纵横关系一清二楚，对重大历史事件了如指掌，分类时才能区别哪些是史料、史籍、史评、传记等。第三，还要有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古籍除史书外，还有大量的文学、哲学方面的古籍。在文学方面，必须了解历史上每个朝代出现的文学体裁、文学家、文学作品以及三者的相互关系。实践证明，我们一开始把黎锦熙教授捐赠的图书资料交给社教部新来的青年人来制造目录索引，显然是忽略了古代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我这里强调的意思是，只有具备了相当的古代文化知识，才能为黎锦熙捐赠的各种图书建立准确无误的目录索引。

3.2  确立三个步骤和一个意识

我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黎锦熙教授其生前藏书，包括线装书、平装书、期刊，以及往来信札、公文、剪报等，约计数千种数万余册(件)，即由其爱女黎泽渝女士遵父生前所嘱，慨然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我们在清点的工作中认真分析了黎锦熙的藏书情况，经过研究确定，认为整理黎锦熙教授的图书必须遵循三个步骤和一个意识：

（一）重新排架；

（二）为种类不同的书建立不同的目录；

（三）目录中的各种数据要因书而定，不能一刀切；

（四）要以文物收藏意识指导目录索引的建立。

黎锦熙教授收藏的图书其码放顺序在捐赠前是有规律的，但经过装箱、搬运和长期堆放在库房不动，又由于几次挪动地方，加之箱与箱之间又没有编号，最后发现其固有的顺序已被打乱。所以，浩繁的清理及编制目录的工作，时间跨度达十余载。为使黎锦熙捐赠的图书目录更加科学和方便使用，我们在建立目录的时候确定了分为三类的建目方法：即平装书一类、线装书一类、期刊一类。（注：以下只介绍平装书目录的建立方法。）

3.3  中文平装书目录的建立过程

黎锦熙捐献的平装图书1200余种6000多册，其中包括《万有文库》二集和《丛书集成》初编二种丛书。首先，为了让青年人能够了解博物馆所收藏图书资料的内容和范围，1988年馆领导同意先将这批图书资料交给群工部几位新来的青年同志予以清理，并依书名首字笔画数为序，排列出清册一份。其次，1992年7月，馆领导决定将这批图书给予认真清理，一是为这批图书打造出可以使用的环境，二是清点出具体数字满足黎锦熙女儿的要求。图书资料部决定让专业人员介入这项目录工作。我们先是根据群工部青年人排列出的清册，检核原书，并与本部所收藏的种类相对照，把原来没有收藏过的或重要的值得扩充收藏的图书资料遴选出来，重新排架。我们在有经验的老专家指导和带领下，先是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根据清册逐条核对博物馆图书馆的书名目录卡片，搞清楚黎锦熙的这批平装书中，本室仅有收藏相同的大约有160余种，其余绝大多数皆为本馆所无。确定了这一点，使我们的遴选有了范围；也就是说，黎锦熙捐赠的图书资料，予以收藏的范围应该很宽。

1992年，在着手对照黎老所赠之书进行核对与挑选时，我们发现群工部青年人所造清册，每种书所著录的几个基本项目，即书名、著编译者、出版年月、出版社和页码等五项都存在着讹误、脱衍、错置之处，而且清册中所有的标注都缺少了出版地和版次等重要项目。这基本上是因为文字知识不够水准而造成的，有的甚至腰斩书名，或将著者的官衔或籍贯当成著者的姓名，如此种种，使清册目录失去应有的最基本准确性。另外，我们更为遗憾的发现，由藏书者和赠书者亲笔题写在许多书上的签名、题赠以及批注圈画、校勘补正以至钤盖之印记等重要内容，都没在清册上给以著明，使其应该具有的收藏意义和文物价值全都不能在目录上显现出来。目录索引中不能反映出黎锦熙数十年间收藏这批图书时的每每精心签注，不仅失去了目录索引的真正意义，也不利于读者的检索和研究。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重新著录每一本书的各项内容是非常必要的。工作中我们采取以原清册为底本，对其著录的每一种书，逐项重新校核订正，并增录出版地和版次两项。同时我们还将那些具有学术史料或文物价值的签名、题赠、批注、补正和钤印之类文字不惜笔墨地以加注的形式将其内容尽量说清楚。有些藏书很具备多加收藏的理由，我们在加藏时注意就其原收藏的情况，并在目录中给予注明。我们在整理平装书的同时，将杂入其中的几十种(册)期刊、线装书以及黎锦熙女儿黎泽渝的个人用书，均予以剔出。

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我们对黎老捐赠的1200余种平装书逐本校对，重新补正和必要加注，使这本用心打造出的共约200页上下两册的图书目录，能较为详尽而准确地反映出黎老捐赠的这部分藏书的本来面目及它们固有的价值；使它们基本上具备了可以使用的条件。

黎老捐赠的线装书和期刊目录现也正进行校对和进一步审核，其编辑过程也具有相当的经验值得介绍，由于成文的材料还没有备齐，故本文只就平装书部分谈了黎锦熙赠书目录的编辑过程和打造使用环境的目的意义。

陈家新  男，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