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
――论李小缘先生对中国索引事业的贡献
平保兴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97）
摘 要 李小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索引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提倡索引，推广索引，进行索引课题研究，指导索引事业，重视索引在高校图书馆服务中的作用，为推动我国索引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李小缘 索引学 成就 思想
众所周知，李小缘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笔者认为，在20世纪中国索引发展史上，李小缘还是现代索引运动的倡导者、传播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他提倡索引，参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他推广索引，在金陵大学率先开展索引课题研究。他关心和指导索引事业，重视索引在高校图书馆服务中的作用，为中国索引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提倡和推广索引，支持中国索引事业
笔者认为，李小缘走上提倡和推广中国现代索引之路决不是偶然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李小缘深受当时国内学术界提倡学术与索引氛围的影响。一方面，林语堂、何炳松、胡适、陈垣、刘半农、洪业等学者，有感于中国治学方法落后，于是借鉴西方索引的经验，大力倡导中国索引事业；另一方面，杜定友、沈祖荣、刘国钧、钱亚新和王重民等图书馆学界名流皆积极响应，纷纷投入当时的索引运动。二是李小缘受到美国高等教育和西方文化良好的熏陶。他在美留学，曾获纽约州图书馆专科学校学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因此熟知西文学术专著须附索引之学术规范。三是李小缘直接受到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的影响。1925年5月6日，鲍士伟来宁考察图书馆事业。在李小缘、洪有丰、施廷镛、曹祖彬等人的陪同下，鲍士伟参观了东南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等，出席各种欢迎会，发表演讲，阐述对中国图书馆的感想和希望。鲍士伟在宁的演说和参观图书馆，将中国书籍和图书馆索引的缺乏问题视为第一感言。李小缘对此也有同感，在《对鲍士伟博士来华之感想与希望》一文中写道，“读中国书往往非常记忆力不可。记忆力差者中国书即无从参考。西文书皆有索引，有索引则检查便易。否则欲在中国旧书内寻材料则非自第一页看至末页不可。因标准索引有了，则整理国学之工可以算成了大半。专门学者则事半功倍，此外如分类与编目皆待研究，欲有大规模图书馆，则非先定好索引之标准不可，有索引则研究与参与的人就容易用书了。”［1］鲍士伟的感言更加坚定了李小缘在国内倡导索引的信心和决心。
正是在上述良好的氛围下，李小缘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中国索引运动。1925年，他参加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筹备工作，成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始人之一。1927年5月18日，他撰写了《全国图书馆计划书》。该文从缘起、图书馆之目的、国民政府对于中国图书馆发达之责任、国立中山图书馆、省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计划。在这份计划书中，他将索引与分类、编目工作置于同等地位，指出了索引在图书馆学中的重要性。他在第三章第四节“举办事业”第十一条中写道，“设图书馆学研究部，研究中西图书馆学，及中国图书馆所必需解决之问题，如索引问题，分类问题，编目问题。并编制杂志索引、中国图书总目及编制印行图书馆学书籍。”［2］这是继《对鲍士伟博士来华之感想与希望》之后，李小缘对倡导中国索引的再次呼吁。
之后，李小缘对中国索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929年，他负责筹办在金陵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学年会，亲自计划出版第一份全国性图书馆刊物《图书馆学季刊》。他和万国鼎先生一起，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提出了《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此外，他又提交《编纂古书索引案》、《编制中文杂志索引案》和《中华图书馆协会应设法编制杂志总索引》等多项索引议案。这些建议案有力地推动了索引运动的发展，随之国内各种报刊和图书索引应运而生。
2 开展索引课题研究
如果说，当时北方有洪业为代表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和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的索引课题研究，那么在南方则有以李小缘为代表的索引课题研究。1930年，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将部分财产捐献给北平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金陵大学获赠65万美元，其中30万用于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建设。“本所创设之初即成立执行委员会，规划所务，以徐养秋先生为主任委员，刘乃敬、贝德士、刘国钧、吴超诸先生为委员，并设图书委员会，以研究员李小缘、贝德士、刘国钧诸先生为委员办理选购图书事宜，其本所图书参考事宜，则以李小缘先生任之。”［3］中西文化研究所成立后，在李小缘的努力下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制定了研究规划和研究课题。从1933年至1938年，该所研究课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目录学、东方学和美术学六个领域［4］。李小缘申报了《本国史学参考书目》（历史学课题）、《欧美东方学杂志论文索引》、《丛书子目索引》和《四川书目》。此外还有刘国钧的《六朝著述目录》、叶季英的《画书书目提要》、于登的《本所藏书目录》和黄玉瑜的《碑目便检》。
与此同时，在以李小缘为代表的学人影响下，金陵大学成为民国时期全国索引研究事业的中心之一。1926年，金陵大学图书馆成立了杂志索引合作社。1928年,万国鼎在全国首开大学索引课程――《索引与序列》。李小缘也亲自编纂《欧美东方学杂志论文索引》。当时负责金大图书馆中文书编目工作的曹祖彬，将金大图书馆所藏的360余种丛书，按著者姓名，笔画数排列，编成了著者索引，名为《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5］。后来，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南京中央大学地理学系出版了《道路参考资料索引》。金陵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农业历史组编《农业论文索引：1858-1934》。这是国内第一份农业论文索引，索引总计36000多条，具有开创性意义。
3 指导中国索引事业
李小缘热爱索引，长期支持中国索引事业。作为中国图书馆协会的领导者之一，他善于总结和分析发展中的索引事业，在此基础上给予前瞻性的指导。1936年7月18日，他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对中国索引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总结性的回顾，对社会普通人士津津乐道于杜威、王云五的分类法和重视索引对于读书之功效深感欣慰。“此在十年前为未曾有之事实，此普通知识之进步，确为使多数人了解图书馆事业之良好方法，此种人当为吾人服务之环境对象，今环境对象之图书馆学识增进矣，故吾人自身之专门学识亦非增进不可。增进之外，犹需适应我国之环境焉。”［6］作为中国索引的倡导者，李小缘熟悉我国索引事业的发展，尤其对索引编制中存在的问题看得更清晰。他分析道，“近十年来,因图书馆事业发达，多数图书馆因排列卡片，恒感《康熙字典》部首之困难，笔画排检之不易；诗韵法排列之过时，于是一般图书馆研究者，从而发明编制所谓索引法，排检法。其发明之方法，据蒋一前氏之统计，已有七十七种之多。此为二十二年年会论文。今三年中当续有突破八十种以上纪念之希望。尤望蒋氏继续研究，继续报告使我等对新出之法，可以认识，兼可以最好方法，昭示吾人，以为选择之法，其中一部分援用旧法，一部分仅有说明书，又一部分已编成字典，更一部分以其所发明之方法，应用至编制辞典，及重要参考书索引等等，以为试验，兼售其法。”［7］
李小缘还认真调查过当时编纂的各种索引，指出“专门索引于此十年内，其已成专书者则有教育，农业，文学，国学，地学等论文索引，或为分类，或为机械之排列。窥此成绩，固觉可喜，然皆不免支离破碎，割裂不全。计划不尽彻底，或疏于体例；载卷而不载年月，载卷而不记页，记页矣而不知用赅括之法；或对资料认识不清而致漏落；或记入之法，未尽正确；或失之于重复；或疏于检阅；或排比失伦；校勘不精；此皆缺少统盘计划之规则也。岂一劳永逸之道乎？其他散见于杂志中或断或续者有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心理，民众教育，实业，水利，社会科学，合作等，尤觉支离破碎，为用一时则可，毫无永久之价值也。而《人文》杂志按月将上两月杂志论文公布出版，甚为便利。然汇编不知何时可出？近有《期刊索引月刊》，与《日报索引月刊》，二者皆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纂，《期刊索引》所示范围，较《人文》稍多而排比不同，正形成一种相互作用。《日报索引》，对史料研究，尤为便利，吾人不能不认为一种进步也。”［8］李小缘对当时出版索引的上述评价较为客观，既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利于中国索引事业健康和稳步的发展。
同时，李小缘统计了30年代出版的索引理论著作和专科索引。其中，索引理论有5种，包括蒋一前的《中国检字法沿革史略及七十七种新检字法表》、王云五的《第二次修订四角号码检字法附检字表》、钱亚新的《索引和索引法》、杜定友的《汉字形位排检法》和洪业的《引得说》。专科索引有25种，为《中文杂志索引第一集》（岭南大学图书馆）、《艺文志廿种综合引得》（北平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农业论文索引正续编》（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和农业经济系）、《文学论文索引三编》（中华图书馆协会丛书引编）、《国学论文索引四编》（（中华图书馆协会丛书引编）、《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王唐、茅乃文辑）、《丛书子目索引》（施廷镛）、《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曹祖彬）、《丛书子目号名索引》（施廷镛）、《道藏子目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章锡琛）、《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碑传集外人名索引》、《室名索引》（陈乃乾、陶毓英）、《藏书记事诗人名索引》（张慕骞）、《册府元龟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太平御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十三经索引》（叶绍钧）、《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平图书索引组）、《文选注引书引得》和《水利论文索引》（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在总结中国索引编纂事业时，李小缘认为，“吾人所欲论者，则凡拥巨资而能号召者，其推广之机会愈大，自暂时表面观之：其成绩之大者，已深入一般小学教师，及学生，其学术成绩贡献之大者，仍推燕京大学引得社编纂处所编之传记引得等。然吾人恒以为距离时间较近，不能判断其优胜，要知方法之善与不善，决非金钱与势力二者相助而成。其善者当自然为人所采用而无疑也。故今尚不能客观之评判也。”［9］笔者认为，李小缘的这份统计，虽非完备，但是开展中国索引事业调查的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当时，索引法的发明可谓五花八门，据蒋一前的统计，有77种之多。因此，索引法的统一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1936年7月29日，在《第三次年会感言》中，李小缘摘录本年重要的九条提案，其中第五条为“索引检字统一案”。关于如何统一索引法问题，李小缘认为，“索引检字统一则余觉方法太多，演变之迹，尚未及时，可云统一。应先有充分试验机会，然后方可决断。”［10］由此观之，李小缘能够审时度势，按照新事物发展规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新生事物，他采取宽容之态度，这有利于中国索引事业持久的繁荣和发展。
4 索引与索引编纂是图书馆管理与工作的重要内容
李小缘曾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南京大学副馆长。作为领导者，他一贯重视索引的功用，并将之与图书馆工作紧密结合。他认为，索引和其他辞书一样，在图书馆参考咨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图书馆之意义》中，参考了国外16篇论文，认为图书馆即是教育，是精神娱乐的最高俱乐部，是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总机关。李小缘指出，“为答复种种问题，故图书馆内设置参考部，购置多种参考书籍如字典，辞典，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电话簿，索引，杂志索引等等如Public Affair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P.A.I.S.)，或International Index等。”［11］这一观点与李小缘接受西方图书馆学教育密切关联，也是他善于借鉴西方图书馆参考咨询理念的具体体现。
为了努力缩小与西方图书馆的差距，李小缘善于学习和吸收美国图书馆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实践之中。在他看来，索引是图书馆重要的藏书之一，对读者十分有益，图书馆必须重视收集和编纂各种专科索引。“大学图书馆当根据学校所设之科系各课程，外加参考书，全套杂志，素引，目录，等等。”［12］“专门图书馆者，乃专注重科目材料之搜集，为一种专门读者所立之图书馆。为供专门问题之研究而设。初有专门图书馆时，仅属少数如法律，医学，宗教而已。近来工艺兴，商业制造发达。故大公司，大银行，摩托车公司，工程，商业等等，无不有专门图书馆。专搜集专门杂志，索引，报告，小册，报纸文字，图画等等。”［13］他甚至将部室主任是否精于目录、索引作为衡量他们管理素质的标志之一。他明确指出，在图书馆，“除馆长而外馆中重要之职务即为参考部。参考部主任往往即为副馆长。部之主任多精明积学之士为之。惟需精于目录并洞悉字典，辞书，年鉴，类书，杂志索引之内容及组织。使一有问题，一查即得。”［14］
此外，李小缘还主张图书馆编纂各种索引，以方便读者检索资料。在《〈西人论华书目〉序》中，他介绍了自己从1921年收集西方人撰写的有关中国各类书籍之经历，进而提出了图书馆须将各国人士论述中国的图书列为索引的想法。“如能有现成者，就可以利用之，图书馆加以分类排比，编成索引，可以利用。”［15］对于收集范围，他认为，除了图书外，还应包括期刊论文、小册子、地图，以及各种插图索引、人的照片索引（附列于人名索引的地方）和论文索引，从而为读者检索资料提供快捷便利的门径。
5 结语
由上可知，李小缘为推动我国索引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学者，他深知索引与学术演进之关系，因此重视索引的编纂和研究。作为索引的热爱者，他不仅提倡索引，而且长期支持、关心和指导索引事业。作为图书馆的管理者，他将索引作为图书馆的藏书之一，把是否懂得索引作为衡量管理者素质之一，将图书馆编纂索引看作是否为读者提供良好服务的标志之一。笔者认为，李小缘先生的索引思想对于促进图书馆工作和发展索引大业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2,6,7,8,9,10,11,12,13,14,15 马先阵,倪波主编.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58, 200,89,56,56,58,70,80-81,106,110,145,204
3 《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60
4 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6-157
5 何多源编著.中文参考书指南（增订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205
平保兴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