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后主题索引：平实的学术阶石[*]

――跨语言文化视角下的中西学术传统与规范（下）

田兵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安  710062）

4 “索引”与现代术语和普通词语

18世纪以来，得益于启蒙运动所营造的新的知识信息平台，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愈加突飞猛进，科技交流也愈加广泛和频繁。新的学科、新的技术如雨后春笋，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势如浪潮汹涌。术语使用中的不一致和混乱等问题日益突显，术语的命名和统一成为广大学者和科技人员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术语学应运出现。据冯志伟（1996），现代术语学主要是研究“全民语言词汇中的专业术语规律”，涉及“概念的成分和结构、概念的特征、概念的定义方法、概念的交叉关系及概念体系等问题”[1]。

当今世界正在转型为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信息社会。专业知识飞速产出，专业概念和术语数量剧增。术语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它们主要涉及专业信息和专业知识的创建（如科学研究和产品研发）、应用（如在医疗和经济领域）、处理和记录（如知识库和数据库的建立），以及转移（如通过教授和培训）等各个环节[2]。

术语的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术语是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实现精确、高效沟通和交流所不可或缺的；2）术语是书面翻译、现场口译和产品本地化等得以实现的一个先决条件；3）术语是几乎所有标准化活动得以和谐实施的必要组成部分[3]。显然，术语的标准化成为术语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术语得不到规范和实现标准化，亦即如果一些关键的概念得不到准确的界定，或这种界定得不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那么就意味着这些术语和概念可以被不同地解读和阐释，也就为误解大开了方便之门。

术语的标准化一方面需要依靠一定的组织和机构来硬性做出规定，同时也可以依靠该术语随着某一学科的发展成熟而“自然地”出生成长。硬性规定和自然成长相辅相成。自然成长是前提，因为只有当术语的使用达到一定的频度并出现一定的歧义时，才会使硬性规定成为必要。不过，当一种硬性规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一种“自觉行动”时，一种学术传统或学术规范也就诞生了。在术语“自然”形成的过程中，术语的产生、形成和规范化也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书后主题索引在术语的“自然”规范和标准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术语是书后主题索引中主题项的主要组成部分。主题词的“术语”特性，使之与“普通”词语保持一定距离。由于是依附于特定的知识或理论体系，主题词被接受也往往是伴随着特定理论的传播而实现的。主题词对理论的依附，使之与普通语词存在一些根本差异。

首先，主题词在使用上不具有全民性。普通语词通常是为某一民族或语言社区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的，而主题词则往往只为某一专业领域的少数专业人士所了解和使用。当然，极少数的主题词或专业术语也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被普通大众所了解，最终成为普通语词。

其次，主题词一般都是普适的而非民族专有的。普通语词是服务于特定民族或某个语言社区的人群生存、生活和交往的需要，是随着特定民族或社区的发展而自然发展的，因此普通词语具有极强的民族个性。词语的规约性和民族性使之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其社区成员之间沟通信息、传递知识、传承文化、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等多种功能。主题词是基于特定的理论的，其内容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较强，使用的人群、场合和范围都比较固定和单一，因而具有更强的跨越语言、跨越文化或民族的更广泛的普适性。

第三，主题词在内容上是规定性的而非规约性的。主题词在内容上的单一性还源自其内容的界定首先是一种出自个人的、“硬性的”界定，而不是像普通词语一样是“自然”形成的。普通词语是在服务人们各种日常交流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普通词语最初也可能是某个人生造的，或是对某词语的一种临时的“特殊”使用，但这种“新”用法需要经历一个为全体或大部分社区成员接受的过程，即规约化过程，才能最终进入语言的核心词汇系统而成为一个普通词语。对于主题词而言，它们一般不会经历这个规约化的过程。主题词的内容一旦被界定，就不会改变了，只有当它所依附的理论需要修正或完善时，才会随着理论的更新而被重新界定，才会改变其内涵。

第四，主题词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专一性。与主题词单一、明确的内涵界定不同，普通词语往往是多义的，并且词义多是笼统的或模糊的。普通词语的多义性和语义模糊性是与普通词语的使用语境比较广泛相一致的。普通词语使用的语境往往会不尽相同，这些语境在不断地“修正”、“修饰”或“调节”词语的意义[4]。有些临时的涵义会经过使用语境的不断强化而成为一种固定的义项，新义项的产生可能是通过隐喻、借喻等方式，也可能是通过虚化或语法化等方式。这些新义项的产生，也就是特定语境下的临时语用义，往往需要再经历一个（在流传中）规约化的过程才能够稳固和确定下来而成为语义义（semantic meaning）或语法义（grammatical meaning）。主题词则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或知识体系通过比较严格的界定而获得其内涵的。主题词的使用和流通的范围十分有限，很少有机会为普通人群所接受而广泛流传，它们进入普通词汇的概率很低，因此，主题词能够长期保持内容上较强的专一性。

第五，主题词具有认识上的复杂性。主题词的内涵是依附于特定理论的，对它的认知以对特定理论的认知为前提条件。例如，“时间”这一概念，在牛顿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其内涵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源自两个理论范式本质上的差异，它们对“时间”做出了不同的界定。至于普通词语范畴内的“时间”，社区成员的认知是基于各自的生活“体验”和共同的社会规约[5]。人们对于普通语词的习得和掌握在认知上具有直观性、具体性和简易性。共同的生理构造和生活体验使得不同认知水平的社区成员都能够习得并共同拥有这些词语。而主题词对某特定理论的依附，使之在认识上更具复杂性，需要专业的学习、训练才能认知。

第六，主题词通常是指称新的科学事实而非语言事实，更具知识性和客观性。普通词语的内容也有知识性，但往往是指称被该民族或社区所规约化的“通识”或“常识”。常识一般划归“语言”事实，而非科学事实。例如，我们明明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行，却还要说“日出日落”和“东方红，太阳升”。为什么不改讲更科学的陈述：“我所处星球的那一部分正开始接收来自太阳的光”？这是因为“太阳升”是规约化的，并且足以“解释”现实世界呈现给我们的“自然”现象[6]。语言事实一方面是许多过去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的事实在语言中的沉淀，同时还包括许多是属于语言系统自身的、不同于客观事实的语言事实。例如，在有些语言中，名词有阴性和阳性之分，这种区分是语言系统的一种属性，与该事物的客观生物学属性不尽相同[7]。

5 “索引”的传统与规范

前文提到最早的索引是1230年拉丁文《圣经》的专书字词索引。“索引（index）”一词在现存英语文献中可追溯至1561年[8]。莎士比亚（1564―1616）和约翰逊博士（1709―84）各有一些“索引”格言，引用至今：

Ay me, whatact,

That roars soloud, and thunders in the index[9] ?

（我呀，作了什么孽，

犯了哪个天条，罪恶滔天，雷霆震怒？）――莎士比亚（1564―1616）

¬Let me hear nomore of him, Sir. That is the fellow who made the Index to my RAMBLERS and setdown the name of Miltonthus: Milton, Mr. John[10] .

（先生，千万别跟我再提那家伙。就是他给我的《漫步者》做索引，他愣是把弥尔顿的名字写成了：弥尔顿，约翰先生。）――约翰逊博士（1709―1784）

19世纪时，对索引编制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见下面的引语：

It is easyenough to make an index, as it is to make a broom of odds and ends, as rough asoat straw; but to make an index tied up tight, and that will seep well into thecorners, isn't so easy.

 （搞出一份索引，就如同用零头碎布捆扎一个拖把，容易之极；但编制出扎实严谨、能够将整本书的角落旮旯都彻底清理的一份索引，就不那么简单了。）――John Ruskin[11] （1819 � 1900）

到了20世纪前期，索引编制开始走向专业化；到了中期，职业索引工作者大量出现并开始组织行业协会。索引者协会（the Society of Indexers，简称 SI）于1957年3月在英国成立，会员逾百人。次年3月，其官方期刊《索引者》（TheIndexer）正式发行。索引在这一时期时常见诸报端[12]：

The inclusion of an index is, ofcourse, not enough in itself. It must be a good index.

（一本书做了索引，当然还不够。还必须是份好索引。）――《泰晤士报》1957年5月8日

从上述几个“索引”格言和引语可以看出，在英国索引编制的历史比较久远，在知识大众中的传播也比较广泛，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形成了一定的索引文化氛围和传统。

20世纪中后期，索引编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重心开始转向美国，规范化和标准化步伐加快。1967年，索引者协会的成员已经达到261人[13]。1968年4月，该协会的美籍会员有38个，包括个人会员31人，机构会员7个。同年11月18日，美籍会员发起成立美国索引者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dexers[14]  (ASI)）。1975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公布索引标准，即《文献编制――出版物的索引》[15]（国际标准ISO999：1975）。1977年6月3日，日本索引者协会成立。同月12日，加拿大索引与摘要协会成立。1983年，美国索引者协会的注册会员已经接近500人。1984年，索引编制的美国国家标准公布，即《美国国家标准：关于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及相关出版事务的索引基本准则》[16]。90年代中期，美国索引者协会会员逾千人，最高时达到1300人（1995年），后来回落。2007年，美国索引者协会会员为676人[17]。

综上所述，索引，尤其是书后索引，其编制在西方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自然的发展过程，有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比较广泛的知识大众基础。索引编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传统。索引编制人员不仅组织成立了自己的行业协会，还出版了正式的专业会刊。编写人员队伍也在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索引编制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行业规范，并制定出了统一的国际行业标准。索引编制一方面在走向国际化，形成更加普适的国际规范和标准，同时，其本土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各种语言和文化独特的传统、独特的民族性也在受到更多的重视。

6     书后（主题）索引的一般功用[18]

书后索引以某一特定文献为对象，以其中具有特定意义的词语为线索，指出该词语描述的信息在该文献中的位置，为人们查找文本中的相关内容提供导向和指南。人们可以借助索引的指引，重新回味曾一度阅读过的某些知识，或寻找某些信息在文献中的特定位置，或重新确认文献提到的某些人物、地域或事件等。人们也可借助索引，在从未阅读的文献中找出自己所需的信息。索引是沟通读者与文献内容的中间媒介。与其它检索途径相比，通过索引来查检文献，要更加快捷和准确。

试想我们手头是一部不带书后索引的专著。我们就只能通过目录或摘要来了解书的大概内容，至于具体内容，就只能依靠通读。如果是打算将来引用其中的一些内容，还需要做大量的读书笔记或在书上做出各式标记，以备将来不时之“查”。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地按照“线性”格式来实施完成的，这是因为文本展开的唯一方式是“线性”格式。同时，对于书中的重要内容，还需要动用“大脑”来大量记忆。这也是在传统的中文学术氛围中，为什么向来要强调“博闻强识”的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部没有书后索引的学术专著的“了解”，需要占去读者或研究者大量额外的“时间”和“脑力”。假如是需要同时“查阅”几部甚至十几部专著呢？靠这种传统的基于“线性通读”来读书做学问的方式，恐怕就更加难以“应付”了。

如果是带有主题索引和著者索引的专著，那么查阅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书后索引能极大提高对书中信息检索的速度和效率。对某一主题及相关内容在书中出现和讨论的情况，通过主题索引可以一“览”无遗。对某一学者在书中被引用的情况，通过著作者索引也能做到一“目”了然。至于更具体、详细的信息，则需要根据“主题项”下标示的页码去查阅和研读。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对于书作者，通过书后主题和作者索引，可以将书中关于同一“主题”及其相关内容的讨论，按照内容或语义上的关联而“类聚”在一起，可以将同一学者的相关论点和学术贡献“汇聚”于自己门下。这样一来，利用书后索引的研究者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脑力，用于思辨，来比较、考量其中的异同或正误，梳理其间的传承和沿革，辨析其立论和论证的高下，从而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

从服务读者和研究者的视角来看，一部专著有无索引差别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索引主要是为读者和其他研究者而编制的。一部没有书后索引的专著，其最大的缺陷就是不便使用――对书中具体内容的检索和引用。同时，书后索引还为读者解读著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一位名叫L. Garloch的美国图书管理员曾经说过，“不带索引的图书显然都是由自我主义者写作或出版的”[19]。书后索引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相关科研人员或书作者、教师、学生，其具体功用有：首先，读者在购买或借阅图书前可以利用索引来比较相关的图书，确认章节目录中没有提及的更具体的主题项在书中是否出现或论及。其次，教师挑选教科书或推荐参考书。书后索引可以清楚地显示教师自己的或本领域其他知名专家和学者的科研工作或论著，在该书中被引用或讨论的情况。第三，学者（包括学生）从事研究活动，尤其是文献查阅和文献引用。书后索引可以帮助学生在回顾文献时检索信息，帮助他们分析和厘定概念，确立合适的论文标题。书后索引将同一主题的不同参引项汇集一处，研究者不用通读全书或整个索引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源。主题索引将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方式汇集一处，甚至能够分层级提供更具体的次主题项，帮助研究者直接切入某一主题的具体方面，或将通往书中各类信息的门径进一步聚焦，服务那些要求更加具体、明确的读者。

从服务著作者及修订专著的视角来看，专著的写作是为了发表著作者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或表达他本人的不同看法和见解。书后索引的编制，显然有利于促进专著的流传和引用，实现其学术价值。同时，编制索引也是提高著作自身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

首先，索引编制工作为书作者提供了自我审视的新视角。与“线性”的写作过程不同，作者在编制索引时将书中不同位置的内容依靠同一主题项汇聚在了一起，他可以用新的目光来考察该主题项：它是一个原有的概念，还是一个新创造的概念或术语？它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它在本书中的使用是否做到了一致，还是出现了偏差？该主题项的使用与其在一般文献中的使用是相吻合，还是需要重新界定？是否只需给出一个新的工作定义？该主题项与其它相关主题项的关系如何？其间有着怎样的语义联系，是同近义关系，还是上下义关系？抑或是在语体上存在差异？它们能否形成一个语义场，或构成一个怎样的语义网络？换言之，编制索引为书作者提供了考虑书中重要概念、术语或词语间相互关系的机会，重点是思考其间的聚合关系。

其次，为著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之能够从信息检索和利用的视角重新考虑书中内容的呈现效果。书中哪些信息是实质性信息（substantial information），哪些信息只是偶然提及？那些内容是著作者的新发现、新观点或新创造？哪些是著作者对前人或其他学者的借鉴、继承或发展？著作者在展示自己著作的骄傲之处时，如何表达对其他研究者和读者的尊重和关注？著作者应该如何确认读者可能的目标信息？如何为读者过滤信息，以避免因检索疲劳而造成半途而废？编制索引时，是否应该提供文本中可能未曾出现的更常见一些的术语，以指引读者能够检索到文本中使用的更专业的术语？

此外，编制索引也为书作者提高著作质量提供了最后的机会，使之能够细心通读全书，抓住出版前的最后一刻来消除排印中的差错。

书后索引还有助于图书的评价。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书后索引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题词索引可以反映一部专著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一部专著内容的学科交叉程度。著者索引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部专著对本领域内相关专著的借鉴和超越程度。

书后索引，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解读、解构一部专著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他们可以更直观、更客观、更快捷、更准确地评价一部专著，可以更快速、更有效地检索和查阅该书中的相关信息，可以使研究者和学生更方便地引用相关的信息或梳理相关的内容，使得学术研究能够成为一种更加轻松、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创造天赋的活动，同时也有助于研究者更清楚、更自觉地区分出不同思想、不同观点的来源、继承、借鉴和发展的关系，从而避免在学术规范上出现失当或违规。换言之，编制书后索引也是防止在学术上“失范”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图书有无书后索引以及索引编制的优劣，应当成为评价一本书，尤其是学术专著的一个重要指标。图书馆在遴选和购置图书时，书后索引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在推选优秀参考书的过程中，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即AmericanLibrary Association）实际上将那些没有索引或索引质量差的图书排除在外，而ALA的挑选将会极大影响其它图书馆，尤其是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采购。

此外，书后索引也是书评撰写人考量图书优劣的一个重要尺度。没有索引的非小说类图书通常不会被重视。在决定是否写书评时，书评撰写人或期刊杂志的编辑也往往会通过索引来帮助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以便做最后的决策。

7     索引编制优劣的评判

编写书后主题索引，必须同时兼顾读者的不同需要、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出版社的具体要求。这也构成评判索引优劣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一份好索引至少应该做到：既能准确反映该书的内容，也能较好地兼顾读者的需要，尤其是要考虑到读者对该书的熟悉程度往往不如作者这一事实。

从理论上来看，做索引的目的再简单不过：帮助引导读者查询书中所包含的重要概念。但在实践中，从编制索引的实际过程来看，确实要复杂和棘手很多，尤其是要把学者的措辞转换成大众的说法。专业的索引编制员――他们实际上也是在为争夺图书奖之类的奖项在打拼――则更愿意讲：一份好的索引也像一部好书一样能给人带来快乐。（Beverly Kelley, Ventura County Star,November 17, 2003）

美国索引协会于1979年设立了“威尔逊索引奖”[20]。我们以其评奖标准为例，来了解优秀索引的一些主要特点和品质。该项评奖标准包括“实质内容”（前六点）和“技术细节”（后两点）两大方面。首先，要典雅。涉及1）简明；2）正确的词，正确的位置――即便是在正文中没有出现的词语；3）“迷人”；4）悦目；5）索引做得让人感觉恰如其分，不多不少；6）简练；7）得体。总之，典雅的索引超越了各部分内容的简单叠加。

其次，适用性：索引是否贴切地预期到用户之所需？重要概念是否全部编入？可用于检索某一概念的替换术语是否出现遗漏？特殊处理（如斜体和黑体等）是否与用户需要、材料复杂程度相适应？是否需要设立“抬头注释”[21]，对特殊处理加以阐释？从视觉上讲，格式是否便于对索引进行浏览？条目和次条目的措辞是否准确无误，重要术语是否给予了优先考虑，不必要的介词是否已经剔除？

第三，覆盖面：索引是否覆盖完全？处理是否均衡？试查一些重要主题，检验其覆盖面够不够充分。索引不是每一章主要话题的简单罗列，也不是对目录进行重组，而是要更加深入和细致。重要概念都应该编入索引，应该将散落各处的对特定概念的讨论进行归拢。无关的信息（如引入话题的背景材料和附带提及）不应编入索引。不能带有明显的索引者个人的某些成见或偏见。

第四，分析：主要条目的厘定是否合适？能否继续解析，区分出一些次条目？次条目的解析是否过度？是否造成邻近条目中同一页码的大量重复出现？是否出现一个条目下为数众多未经区分的页码串？次条目的数目及分层是否与该书内容的复杂程度相适应？

第五，查检：重要概念是否有不止一个“检入口”？索引应是作者书中的用词，但还应提供一些可替换术语或参引，更加方便读者进行检索。如果必要或合适，条目应该编制成“倒装”条目[22]。

第六，互见参引：参引做得够不够？好用吗？“也见”参引，应该能把读者直接“送”至合适的相关材料。（如果“见”参引所“送”至条目的页码极少，应采用“双重”页码标示，即两处都标示页码）。

第七，准确：拼写或排印不出错，页码范围不出错，参引次序不出错。主、次条目及参引，应各自按字母顺序排序，不出错。标点符号使用正确。从特定领域的专业角度进行审察，确保名称和术语在形式上能够做到正确、合适。互见参引，不能出现循环参引，不能出现指向缺失或指向措辞不同的条目。“倒装”条目在索引的不同位置出现时，标写的页码应该相同。

第八，体例：体例是否通篇一致？体例是否能有效解决正文中出现的新情况？注意体例方面的一些问题：1）梳理顺序；2）互见参引的标点符号；3）出处的指向和分离的标点符号；4）涵括范围的缩写；5）互见参引的位置设置；6）接排与次条目缩进的处理；7）主条目大小写的使用；8）不同字体的使用。

从这一评奖标准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索引编制行业，其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也比较规范。对索引编制的许多细节都给予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且都做出了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

8     “索引”在国内的情形

反观我国的索引编制，其发展历史和现状都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的传统训诂研究，虽然也十分重视文献，也曾出现过一些像清代章学诚、汪辉祖等人那样的索引研究“先觉”[23]，但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索引编制研究，也没有出现为著述编制书后索引的惯例。我国的书后索引编制是从西方引入的。最初的引入工作也是由一些有着一定西学教育背景的学者完成的，如林语堂的《创设汉字制议》[24](1917)、《汉字索引制说明》[25](1918)及胡适《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1923) 是我国现代索引学研究最早的重要论文。杜定友的《学校教育指导法》（中华书局1925）是现代中文书籍中最早附有“书后索引”的[26]。

林语堂（1917）认为，“百年以还，欧洲学术可云浩博，然部勒区分一检即得者，则索引之制之所赐也”。“近世学术演进，索引之用愈多，西人治事，几于无时无处不用索引以省时而便事”。“索引宗旨原在便检索”[27]。他被视为我国第一个引进“索引”这个名词的学者，同时，也是第一个向国人宣传现代索引作用的人[28]。《索引和索引法》（钱亚新著，商务印书馆1930）被杜定友认定“是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著作”[29]。20世纪20、30年代，索引编制和研究工作在我国渐次兴起，引发了一场“索引运动”――“盖中国索引运动，已在萌芽矣。他日成绩，惟视吾人如何努力耳”[30]。然而，此后连续的战乱耽搁了索引编制和研究的自然发展进程，建国后与西方学术交流的阻断以及频繁的政治运动严重妨碍了索引编制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改革开放以后，西学东渐之风又起，索引工作进入第二个发展机遇期。书后索引的编制开始增多，索引研究的文章和专著也日渐增多。索引专业学会成立，索引专业期刊创办，国际索引编写标准开始引入，中文索引编写规范开始制定。

在国内学术和出版界，以及普通读者和书作者当中，书后主题索引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一部学术专著，有无书后索引，以及索引编制的优劣，还没有成为评价图书质量的专项指标。在国内出版的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中，书后索引长期普遍缺失，其地位和作用长期被忽视。学术图书中书后索引的编制，还没有形成一种传统，相应的规范还没有建立和健全，相关的理论研讨也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和社会影响。书后索引的这种现状，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学术图书的整体质量，还波及到学术成果的交流、学术道德规范的建设，以及新兴学科的产生和成长。

纵观我国索引编制和研究的发展，显示出以下一些特点。首先，发展的历史比较短。从“索引”一词的最初引入到现在，尚不足百年。其次，缺失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索引的发展曾经被战乱和政治运动长期阻滞。第三，尚未形成编制索引的学术氛围和传统。索引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图书情报等领域的少数专业人士，其影响范围远未波及人文学术研究的其它领域。在广大学者和普通知识大众中还没有见到广泛流传的“索引”引语。第四，尚未出现编制索引的主体人群。一方面，广大学者在著书立说时没有自觉地为自己的“专著”编制索引；另一方面，还没有“大量”出现职业的“索引人”。目前，国内出版的中文学术著作中仍普遍缺失书后主题索引。第五，专业学会成立、学刊创办的时间较短。中国索引学会（The China Society of Indexers简称CSI）成立于1991年，至今不到20年。专业期刊《中国索引》创办于2003年。第六，尚未形成中文索引编制的规范。中文索引编制的国家标准，即《索引编制规则（总则）》，至今仍未出台。第七，尚未实现与国际接轨。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75年公布索引编制标准[31]，1996年发布修订版本。而修订版的正式中文翻译，却迟滞了整整10年[32]。

除了上述不利条件，我国的书后索引编制还面临一些内在的制约因素。首先，现代汉语，尤其是现代书面语发展成熟的历史比较短。现代汉语承载现代科学知识、人文知识的历史也比较短。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演进、发育、成熟的进程不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范：其中包括词义的规范化和规约化。这给系统分析和描写汉语词汇语义系统带来一定的先天限制，也将直接对主题词的分析和认定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学术汉语尚在形成之中。用Popper的“第三世界”理论来看，现代汉语承载现代科学知识的历史比较短，还没有成熟。索引编制的发展，与现代汉语语言体系，尤其是学术汉语体系的成熟有着一定的依存关系。学术汉语的出现，还是很近代的事情，对其研究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语言的发展与术语的形成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术语的形成是主题索引编制的重要基础。第三，我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语义学研究尚不发达。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和语法理论建设的相对滞后，也直接制约着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质量和深度，影响到对主题词的认定和分析。例如，汉语语篇中词、语的界线常常不是十分清楚，词语的词性难以清楚确定，给主题词的具体标注带来困难，也为索引的编制带来额外的麻烦。第四，我国的人文学术，缺少西方学术中追求真知，追求对词语和概念进行界定的传统。造成轻视理论体系的构建，创新成果缺乏。我国索引编制规范和传统的建立，还缺乏一个优化的人文学术研究大背景。第五，很大一部分主题词（或术语）是从英语等外语翻译而进入汉语，而非由汉语自然产出。中国学者在对这些主题词和术语的准确把握上，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也给索引的编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33]。第六，汉语是用方块字书写，词与词之间不像英语等拼音文字那样有空格标识，这给汉语的“断词”造成一定的困难。由多词构成的术语则会出现更多的实际问题和麻烦。第七，编制汉语索引需要耗费较之英语等拼音文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汉语的计算机处理程度相对还比较低。例如，在编制主题索引的具体过程中，在计算机word文档条件下编写索引时，换行导致的对索引项的“隔断”，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索引的实际编制因此而需要一行一行地逐一核检和排查。

尽管编制中文学术图书的主题索引和著者索引还存在许多困难，但从书后索引的诸多功用来看，此项工作属于营造良好学术研究氛围的基础工程。建立编写书后索引的硬性规定，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尽快与西方现代主流学术规范实现接轨，才能有利于我国新的人文学术传统和范式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大批量人文创新理论和创新成果的产生。

注释

 1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第1页。

 2 来源：国际信息中心（术语学）（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terminology）网站：http://www.infoterm.info/about_us/index.php[2009-0108]。

 3 同上。

 4 Grice提出（1989[1957]）意义理论，区分了话语义和句子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来解释交际中出现的会话涵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使我们对日常交际中意义的传递、解读和推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还提出(1989[1978]) “修改的奥卡姆剃刀”（Modified Occam’s Razor）作为义项滋生的原则，认为“义项的倍增不能超出实际需要”。他同时认为，在认定某一单词是否存在某些义项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的直觉，是否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并且在承认单词有某一义项时，应该确认该单词使用该义项的语言环境的范围应当足够广泛。参见P. Grice, Meaning,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vol. 66, pp377-88；P. Grice, Studies in the Way ofWords,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41-50。

5 有学者认为，社区新成员对时间的感知和认识是在比较典型的生活情景中实现的。现实生活中对时间的体验是依附于对空间距离的体验和认知的。对于空间距离的“长”或“短”，人可以依靠视觉直接感知，而时间却无法依靠感官来直接感知。要认识时间必须“先”认识空间――对抽象的“时间”的认知以对具体的“空间”距离长短的认知为前提。时间和空间的联系在于：在一般条件下，一个物体移动的“距离”越“长”其所需要的“时间”也会越“长”。换言之，“长”的两个词义――表示时间的“长”和表示空间距离的“长”这两个义项――具有不同的认知优先性：对时间“长”的习得是以对空间的“长”的习得为前提条件的。也见田兵：《义项的区分与描写：关于多义词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C. J.Fillmore & B. S. T. Atkins, “Describing polysemy: the case of ‘crawl’,” in Y. Ravin and C. Leacock , eds,Polysemy: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0，pp99-104。

6 参见R. Lord, Words: A Hermeneut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Lanham/ New York/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96, pp148；田兵、陈国华：《英语高阶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兼及多义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和义项特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pp243。

7 关于语言事实与科学知识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可以参考S.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in D. Davidson & G. Harman, eds., Semantics of NaturalLanguage, Dordrecht: Reidel, 1972, pp309；W. Frawley, Linguistic Semantics, Hillsdale, NJ:Lawrence Erlbaum, 1992, pp19。

8 见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th edition) Frederick C. Mish (ed.) 2003Merriam-Webster, Massachusetts: Springfield.。

9 出自《哈姆雷特》（Hamlet, Act III, Scene 4）。Index一词，这里指“（天主教的）教廷禁书目录”（见《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第二版）2007）。当代人引用这句话，是将“index”理解为“索引”，整句话表达“索引[编制]中什么样的做法，最令人不满，或最重要？”，具体含义依说话时的语境而定。

10 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全名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英语的人名索引是以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正确的排法是“Milton,John”。问题出在英语原文的索引中，在名字“约翰”前加上了称谓词“先生”，即误将约翰当作了姓氏来对待。出错的原因是，在英语中“John（约翰）”也是一个常见的姓氏。“约翰”既可以当人名又可以作姓氏，这是约翰逊博士语言幽默的文化基础。据Boswell讲，此语出自约翰逊博士。参见G. Norman Knight写给《索引者》杂志主编的信（The Indexer, Vol. 10 No. 2, 1976: 86）。

11 John Ruskin是19世纪下半叶，即英国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极具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思想家。

12 英国索引者协会的成立也是因G. Norman Knight在《泰晤士报》（1956年12月28日）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引发的。他此前已经做自由索引人三十余年，希望结识做索引的同仁。

13 见Peter Rooney撰文“美国索引协会简史”（2007），http://www.asindexing.org/site/asihist.shtml[2009-2-16]。

14 2008年3月，协会更名为美国索引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dexing，简称ASI）。

15 其英文表述为Documentation -- Index of a publication. ISO 999:1975。该标准于1996年进行了全面修订和扩充，即《情报与文献――关于索引内容、组织和呈现的指导原则》（国际标准ISO999：1996）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content,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indexes. ISO999:1996。

16 由美国国家标准局（ANSI）编制，其英文表述为：Americannational standard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related publishingpractices: Basic criteria for indexes。

17 见Peter Rooney（2007）撰文“美国索引协会简史”。

18 此部分在讨论书后索引的一些具体功能时，曾参考Martha Osgood的网页：Back Words Indexing (开始于1996年)的一些内容。该网页网址：http://www.backwordsindexing.com/index.html[2009-02-13]。

19 出处同上。

20 详见美国索引协会网站（http://www.asindexing.org/site/awards.shtml）。

21 对应英文是headnote。

22 英文对应词是“flipped” entry。这种条目是指多词术语在编制索引时可以分别以不同的构词成分作为该条目的索引项，如“英语学习词典”这一条目，就可以分别以“词典”、“学习词典”、“英语学习”、“英语学习词典”等作为索引项在书后主题索引的不同位置出现。

23 万国鼎：《索引与序列》，《图书馆学季刊》，1928年第3期，pp373-383；潘树广：《索引话旧》，《读书》1982第6期。

24 林语堂：《创设汉字索引制议》，《科学》，1917年第3卷第10期。

25 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新青年》，1918年第4卷2期。

26 潘树广：《索引话旧》，《读书》1982第6期。

27 林语堂：《创设汉字索引制议》，《科学》，1917年第3卷第10期。

28 黄恩祝：《应用索引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29 潘树广：《索引话旧》，《读书》1982第6期。

30 万国鼎：《索引与序列》，《图书馆学季刊》，1928年第3期，pp373-383。

31 即《出版物的索引》（Documentation -- Index of a publication）（国际标准ISO999：1975）

32 温国强、张敏、仇琛（译），侯汉清（校）：《情报与文献――索引的内容、组织和表示准则》（国际标准ISO999：1996）（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content,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indexes. ISO999:1996），《中国索引》2006年第2期（39-53页）。另：修订版的草案于1987年6月提出，国内有翻译和介绍，见侯汉清（译）：《文献工作――索引的编制（国际标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0年第1期。

33 Seth A. Maislin曾讲，“……英语索引只有说英语的人才能编写得好，并且索引是不能翻译的；在任何一种语言中，要把索引条目做得简洁，要准确把握索引条目的来龙去脉，就需要对词义以及词义的区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是非母语者所无法企及的。”（第8页）。见Seth A.Maislin: The indexing revival, intercom, 2005, pp 6-8, from Online:http://taxonomist.tripod.com/ftp/IndexingRevival.pdf .[2009-02-19]

田兵  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研究方向：词典学、语义学。入选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完成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2项。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国语》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