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书后索引观论析

平保兴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97）

摘  要  周作人是二十世纪我国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诗人和学者。其著述宏富，内容广博，至今影响甚大。本文从索引学的角度，探讨他的学术著作书后索引法与时代之关系、书后索引编纂体系、方法和特点，以凸现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图书索引编纂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周作人  书后索引  索引观

目前国内出版社和学者，大都不太重视学术著作的书后索引。这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沈昌文先生指出，“……想想近半个来世纪中国在这方面居然一无长进,不禁长叹。国人著作而能自编索引的,也许会有,惜乎我没大见过。”王治来先生认为，“直到现在,我们出的书,还不能普遍编索引。”“像季羡林等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黄绍湘的《美国早期发展史》等书之编有索引,那是很少的了。”其实，在上世纪中国的学术界，编写书后索引的名家不乏其人。作为学者的周作人，就是一例。笔者认为，研究名家及其书后索引，不仅对于了解我国现代索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弘扬学术传统，促进学术著作书后索引的普及，也具有现实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从周作人编写书后索引的时代背景出发，探析其书后索引的编纂体系，揭示其索引的编纂方法和特点，以凸现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图书索引编纂史上的地位。

一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人的一切无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或多或少地留下时代的烙印。在论述周作人书后索引观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周围的人和学术氛围，与他书后索引之间间接或直接的关系。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外来新文化和新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其规模巨大，盛况空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索引和索引运动也始于此。林语堂、胡适、陈垣、何炳松、刘复、袁同礼、万国鼎、刘纯、钱亚新、黄希声、刘德文、傅云瑞、听涛、郑振铎等人，是这一时期索引运动的倡导者和索引理论的研究者。1917年9月，林语堂在《科学》第三卷第十期，发表了《创设汉字索引制议》。1918年2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汉字索引制说明》。当时，周作人是《新青年》杂志一位积极的撰稿人。他在该刊发表了W.B.Trites 的《陀思妥耶夫斯奇之小说》、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等许多译作。1918年2月10日，刘半农拜访周作人。是年3月，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回忆此次聚会的《除夕》一诗。1924年11月8日，周作人与钱玄同、孙伏园、顾颉刚等人，在北京东安市场开成素餐馆相聚，商议创办《语丝》周刊。周作人负责《语丝发刊词》的起草工作。1926年，刘半农在《语丝》发表的《一个极笨极笨的索引法》，指出林语堂的索引法太深，主张索引“愈简愈好”，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索引法的讨论。1922年2月24日, 郑振铎、耿济之陪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周家。胡适为爱罗先珂演讲之事，亲自登门拜访。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主张对图书进行“索引式的整理”。郑振铎对索引也有研究，曾发表过《索引的利用与编纂》等文。他们相互有往来，因此彼此都很了解,这在周作人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

从出版界来看，当时我国出版的图书开始流行书后索引。1920年,上海医药书局出版的丁福保编的《佛学大辞典》，设有“佛学大辞典通鉴，一名佛学大辞典索引”。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臧励君等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其附录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索引。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唐敬杲编的《新文化辞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内出版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辞书。该书有两种索引。“中文”索引，采用笔画之法。“西文”索引，则按“字母”顺序来编排。1929年，柯伯年的《新术语辞典》，有“字画”索引、“部首”索引和“英文”索引。1930年3月，舒新城主编、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百科辞典》总目之六，设立了“各科分类索引”。1925年，杜定友的《学校教育法》，就附有“笔画”索引和“笔法”索引。这是我国图书出版中的一种新现象。

从个人爱好来说，周作人一直喜欢阅读、收藏和翻译外国书籍。他在《我是猫》中说：“我在东京的头两年，虽然在学日文，但是平常读的却多是英文书。”从《周作人日记》可知，他每年都收藏日文、英文书籍，无形中了解到外文图书目录和书后索引。1925年7月，他的《一部英国文选》一文，就提到伦敦大学华伦女士编写参考书目和检目一事。1930年1月25日周作人的日记，记下了“大日本国语辞典五索引”的文字。

平保兴：周作人书后索引观论析在书目考证的研究中，周作人已经看出目录和索引之不同。1935年，他在《读禁书》说：“禁书目的刻板大约始于《咫进斋丛书》，其后有《国粹学报》的排印本，最近有杭州影印本与上海改编索引式本。”“从前我翻阅姚刻《禁书目》，仿佛觉得晚明文章除七子外皆在禁中，何况这陶路甫的文中有许多努虏字样，其宜全毁明矣，然而重复检索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却终未发见他的名字，这真真是大运气吧。”周作人没写过关于书目和索引之不同的专文，但从他的“上海改编索引式本”和“索引式的《禁书总录》”文字中，我们亦可略见一斑。

此外，1926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杂志索引合作社”。1928年, 万国鼎在该校开设“索引与序列”课程。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大会成立“索引检字组”。尤其是1930年9月，历史学家洪业，组织十多位著名专家，成立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这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在上述我国索引运动的氛围里，在自身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和国外学术规范的影响下，周作人开始重视学术著作的索引问题。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文学史》没有“书后索引”。从1927年起，周作人陆续出版了《谈龙集》（文艺评论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理论集）、《儿童文学小论》（评论集）和《艺术与生活》（评论集）。这些书中的书后索引起初出版时是没有的，是后来再版时添加的。笔者认为，他的书后索引出现于1936年《辞海》出版之后，因为他的索引条目是依照《辞海》笔画排列的。那么，他编写的索引，在排序法、地址标示法、款目版面设计和控制方面有何特点呢？

不同于上述的《佛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新文化辞书》、《新术语辞典》、《中华百科辞典》和《学校教育法》的索引，周作人学术著作的书后索引，属于“主题索引”的范畴，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术语等。但是，它们不是单独编纂成“人名索引”，或“地名索引”等类型，而是采用综合之方法，集中于一起，编成一种“综合索引”。虽然周作人在书后只写“索引”二字，但从他的实际编纂体系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在体例编排上，这种索引法将书中的人名、地名、书名、术语等统统放在一起，用汉字笔画法和外文字顺法来组织编排。他编写的索引体例都是一致的，汉字笔画索引在前，外文字顺索引在后。那么，汉字笔画采用什么标准来编排的呢？在此，周作人运用《辞海》的笔画法。上述著作的《索引》前都这样写道：“索引条目依《辞海》笔画排列。”譬如，“三画”中有这样的词条：

 三苏           5

  三苏策论        3

  三国演义    2   6

  于神奕         3

  女诫注释        6

对于外国人名的编排问题，周作人采用外国人汉译名在前，后用括号注明原名，而对于一名有多种译法的名字，也都收录在内，如：

  安特路兰（阑，Anderrew Lang） 1  3  7

    安兑尔然（安徒生，Andersen）      3 7

在此，序号之间不用逗号，或顿号分开，只是空格。这也是他的书后索引特点之一。

字顺是索引工作一种重要的手段，也是最精确的工具。对于英文人名等，周作人采用西方通行的字顺法。他单独设立“英文条目”，安排在中文笔画索引之后，其字顺编排是这样的：

Aksakov             18

Aleksandv Herzen      18

A. Richard            18

Bahau LLak           21

当遇到书中外国人原名后出现已有的中译作品名时，则在作者名后用冒号隔开，如：

Lavrov: 历史论集        18

L. Biuyon: 亚细亚美术论  15

我们知道，索引地址标示法有采用页码法、章节、段落号、片号、框号等。这取决于文献本身的类型、文献包含情报的组织和作者的个人喜好。在此，周作人采用章节号。他的索引所说的“数字为所在各篇的序号”，就是指书中的章节号，如“三苏”的“5”是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目录中的“5.第四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可见，他的编法很独特，与如今词条后面的序号指页码完全不同。

上述周作人的章节号标识法不同于外文图书的书后索引编写法。他为什么采用这一方法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他的著作本身篇幅不大，读者容易查检。二是出于图书出版时编排的考虑。从作者的角度看，其简洁和方便之特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不仅可以避免作者在写书成稿后到排版印刷时出现页码不对称的问题，而且可以免除作者繁琐的重复劳动。其次，读者也能从篇幅不大的书中，通过章节去检索相关的词条。这种索引编制前后的一致性，与现在排版之后再确定词条的页码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编写法不失为作者编写书后索引最为经济的方法之一。

关于索引款目版面设计，周作人采用分行式，将主标目和说明语用括号来标识。其特点一是醒目美观，清晰易检。其二，留空法，即不用标点，也就是说，主标目和说明语之间不用逗号，而用空格来隔开。三是，标目位置设在索引行的右端。

那么，周作人所编书后索引款目数量是多少呢？据笔者统计，《谈龙集》有索引412 条。《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167条索引。《儿童文学小论》索引有120条，《艺术与生活》有索引554条。另外，《谈龙集》正文180页，书后索引为8页，两者篇幅之比为22.5∶1。《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75页，书后索引为4页，两者篇幅之比是18.75∶1。《儿童文学小论》为72页，书后索引为3页，两者篇幅之比为24∶1。《艺术与生活》有250页，书后索引为11页，两者篇幅之比是22.73∶1。如果将这四种书的正文与书后索引篇幅累积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学术著作中正文与书后索引的篇幅之比平均为22∶1。

三

书后索引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律师和政治家H. Binney这样说过：“我以为一本好书，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索引，会失掉它一半的价值。”应当说，周作人学术著作所附的书后索引，已具备了上述条件。他的书后索引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简明、实用、新型、独特。他没有对索引发表过宏论或高见，从他所编书后索引的实践来说，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无论是索引排序法、地址标示法，还是在款目版面设计和控制，都显示出其索引的独到之处。这一切归功于他善于吸收中外书目或索引的编纂法，博采众长。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的章节法的索引地址，是一种间接的索引地址，读者不能直接检索到所需信息，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从我国现代索引尚处于肇始期的角度来说，这是学术规范上的一种进步。难能可贵的是，从那时我国整个学术界来看，周作人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书后索引对于学术著作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倡导学术著作应有书后索引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

参考文献

1  沈昌文.索引小事.中国索引,2008（2）：64

2  王治来.谈索引.中国索引，2006（2）：62-63

3  邵献图.西文工具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6

4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下）.河南：大象出版社，1996：11

5  唐敬杲编. 新文化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6  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7  周作人.谈龙集・谈虎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181

8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9

9  侯汉清.索引法教程.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出版，1993

10  卢正言.中国索引综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11  柯伯年. 新术语辞典.上海:南强书局，1929

12  舒新城. 中华百科辞典.上海：中华书局，1930

平保兴  男，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