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编纂纪实

傅德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433）

1990年，笔者参与主编的《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以下简称《辛亥索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并获得了1992年全国首届社科情报优秀成果三等奖。日本亚细亚大学卫藤沈吉前校长在此书出版之时发来的贺电称：“它的出版为中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两年不到，市场上即销售一空。之后不断接到海内外学者及图书馆发来的电函，请求代购或要求重版。这说明，《辛亥索引》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界价值和广泛的使用价值的。与此同时，中外学术界期盼有一本查找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的工具书早日问世，以满足研究百年人物之需求。

（一）

《辛亥索引》出版迄今已18年过去了。2007年上半年，在复旦召开的历史系在沪新闻传媒、教育出版及金融贸易历届毕业生联谊会上，现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张晓敏先生，正式向历史系提出要重版此书，书名只在原书名的后面加上圆括号（修订本）。笔者及原书参编者，为此高兴不已。会后，当他得知我们自《辛亥索引》出版后不久，即利用短暂的闲暇时间，请将要退休的谢耀桦先生继续搜集此书的资料补编，经过之后10余年的努力，已补充了近4万条条目，他非常高兴，表示希望将两者同时出版。同年10月，在酝酿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时，笔者根据所增补的内容，认为整个20世纪有过活动的人物传记资料基本上都涵盖了，提出能否将原书名更改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以下简称《世纪索引》），很快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同。

（二）

《世纪索引》与笔者20年前参与主编的《辛亥索引》相比，无论是编纂规模，还是前后所持续的时间及其难度，都有所不同。论规模，前书的时间跨度只有38年，即所收人物从191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后者是从1900年到1999年，前后整整100年。论所持续的时间，从1990年开始从事资料的搜集，到正式着手编纂，到2008年初书稿交到出版社，前后长达18年之久。论对资料及传主鉴别的难度比前书要大得多。其难度难在人物资料的取舍，因后者的传记资料远远超过前者，稍有不慎，就会鱼目混珠，把不该收的收进来，把该收的漏收了。正因为如此，编纂过程较前书也有明显的区别。前书几乎是以手工作坊来编纂的，仅卡片就做了10万余张，花费的稿纸有几万张。此次除原先抄写的近4万张卡片外，余者4万余条，都是由学生从复印件资料直接输入电脑的，采用先依卡片号输入，便于对其进行逐条校对，再以传主笔划为顺序，进入数据库编程。传记资料的排列比照《辛亥索引》的体例，从而大大节省原需要动用上百人的劳力抄写和校对的时间。这就是先进的现代化手段加数据库编纂索引的优势所在。

（三）

《世纪索引》的编纂与出版，为国内外学术界查检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大工程。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检索，至今未发现以同样书名命名的工具书，所以它又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衡量一本好的工具书，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编纂者在确定选题时，不得不考虑该选题是否具有承前启后的要素。即将出版的《世纪索引》从所收人物的时限上，与《辛亥索引》完全相衔接。其从原1911年向前延伸至1900年，向后从1949年延伸至1999年，两者相加共计延伸了61年。即从1900年始，迄至1999年，整整100年时间。由于时限上的变化，从而使所收人物传记资料的内容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是本书的第一特点。

在编纂《辛亥索引》时，由于收录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传记资料量太多，难于把握，所以只收集了1949年10月1日前有过活动并有传记资料的人物。这样，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传记资料，学术界就很难找到一本检索的工具书。既然本书冠名为《世纪索引》，无疑要把这部分人物作为主要增补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世纪索引》中新增补的人物达1万余人。这是本书又一显著特点。

《辛亥索引》在出版时，由于编纂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所收人物传记资料截至1985年底，专著及论文集资料部分截至1986年底。到1999年底，《辛亥索引》原收录的1.8万人的传记资料经过13年的时间，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此次均被收录到《世纪索引》一书中。这对学术界全面研究某个人物的传记，对其一生进行公平、公正的评价，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新资料。包括《辛亥索引》漏收的传记资料，此次也予以补录。此书还打破《辛亥索引》“有关命令、奏稿、电报、来往信件等，一般不予以收录”的体例，把研究人物传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日记”、“信札”也一并录入其中。

《世纪索引》的另一个特点，纠正了《辛亥索引》中的部分错误。如《辛亥索引》中误收几个生于古代的人物。如：王九龄（第185页）生于清嘉庆1818年，卒于1885年；陈修国（第1276页）生于1783年，卒于1823年；董海川（第2148页）生于1796年，卒于1880年；黄仲则（第1971页）生于1749年，卒于1783年等等。另一个错误就是将一个“杨云”分列为两个“杨云”（第693页）；又如：易大厂和易封斋（第1398页）原为同一人，误分列成两个人。把“幼”误写作“幻”（第705页），“泅”（第714页）写成“囚”，“抚”（第720页）写成“扶”，“远”（第724页）写成“运”，“扎”（第751页）写成“托”，“霈”（第742页）写成“沛”， “纪”（第822页）写成“记”，“天”（第822页）写成“无”，“林大藩”（第1358页）写成“林天藩”等。以上错误都将在本书中得到纠正。

在搜集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的同时，我们还查找到部分与中国人有过交往的外国人传记资料。考虑到本书主要收录的是中国人的传记资料，所以将这部分外国人条目作为附录，供学术界查检。同时，还附有收录的报纸期刊一览表、论文集一览表。

作为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的工具书，旨在给检索者提供想寻找而找不到的信息。《世纪索引》一书，是目前收录20世纪人物最多，传记资料信息量最大，涉及领域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本工具书，它的出版一定会为20世纪中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

即将出版的《世纪索引》，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原《辛亥索引》修订重印，下编包括《辛亥索引》新增补的传记资料和《辛亥索引》向前向后共延伸61年的1万余人的传记资料。两编共收人物近30000人，传记资料150000余条，约400余万字。经过近一年的最后冲刺，书稿已送交出版社，预计年内可问世。此书编纂过程中，有几点启示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写出来，供同行参考，以今后从事同类工作时少走弯路。

其一，在搜集此书人物传记资料时，绝大部分的传记资料从篇名中就可以断定是否在本书的收编范围之内，但也有一部分无法简单地根据篇名判定。如发表于《美术史论》1989年1期上的题为《“海派”的早期画家》一文，需要查找实物及考订后方能定夺。经查核，始发现此文所涉及的朱熊（1801-1846）、张熊（1803-1886）、任熊（1823-1857）、王礼（1813-1876）、胡公寿（1823-1886）、朱�（1826-1899）、任蕙（1835-1893）、赵之谦（1829-1884）共八人，全都不在本书的收编范围内。再如由罗兰梅撰写的发表于《河南戏剧》1982年1期上的篇名为《十八兰》一文，卡片上特意写上了“新传主，十八兰”。经查所谓“十八兰”系十八位优伶的芳名，其名字中都带有“兰”字。她们是毛兰花、崔兰田、罗兰梅、车兰玉、李兰菊、王兰琴、刘兰玉、汪兰巧、周兰凤、张兰宝、陈兰荣、张兰香、刘兰鲜、郭兰玉、祁兰芳、马兰凤、刘兰英和张兰秋。她们都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表演艺术家。除此之外，对那些姓名仅一字之差的传主，而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诸如“王坤、王�”“王绍泾、王绍经”、“王统照、王统熙”、“韩桂芝、韩桂英”、“蔡尚思、蔡尚雄”等，都不能轻易地将他们合并为同一个人。对于同名同姓的人物更需要严格的考订，方可做出结论是否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雷锋、江泽民、王杰、陈强等是两个经历不同的人。还有三个名字完全相同的李振声：第一个是奉系军阀李振声，第二个是已逝世的济南部队空军副政委，第三个是1992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国社科院新增选的学部委员。另有三个同名同姓的“林青”、“刘群”，四个“王宪章”等。以上说明对有疑问的传记资料，必须进行认真考订后方可采用，否则，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给使用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出现以讹传讹的错误。

其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数据库的开发，在编纂大部头工具书时，也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编纂，这样既省力省时，又节省资源。上世纪80年代编《辛亥索引》时，先用手工将卡片上的人物按姓氏笔画排一遍，再根据专著、报纸、期刊、论文集的顺序排列好。并动员百余名学生帮助抄写，花费了几万张稿纸。现在，只要将已做的卡片资料输入电脑，然后直接在电脑上进行编程，计算机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处理后，打印出来的书稿即可达到出版要求，大大节省了编纂的时间。

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用先进的现代化手段编纂索引，使用计算机的人如不认真负责，一样会带来一些啼笑皆非的问题，稍不留神不少疑问就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待正式出版后再发现为时已晚。如把“郭兰英”打成“郭兰笑”，“阿甲”打成“阿申”，“牙含章”打成“牙念章”，“钱壮飞”打成“钱庄乙”，“王式廓”打成“王式廊”，“林风眠”打成“林凤眠”，“侯玉田”打成“候玉田”，更可笑的是把“赫光”打成“赤赤光”,把不应该简化的姓氏“於”字，自作主张地简化为“于”字等等。姓名的任何一个字打错，都会给此书带来很大的麻烦，一经查出，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前面提到的“於梨华”简化成“于梨华”后，同一个人物就分列为两个人。类似这样极容易搞错的人物还有“亦农”即“罗亦农”、“稽文甫”即“嵇文甫”、“萍空了”即“萨空了”等等。好在此次书稿的内容都在计算机内，若在稿纸上，移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其三，由于编纂《世纪索引》时，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在编人员只有二人。笔者本人的主要工作是系资料室的管理,同时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除此之外，还承担了上海市重点科研项目《上海大辞典・人物卷》的部分任务，以及复旦亚洲研究中心和文史学院的某些科研项目。另一在编人员留校后在担任本人助教的同时，还在攻读在职博士学位。所以，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诸如文字输入、校对等不得不请学生勤工助学解决。实践证明，在选用学生时，要有试用期。然后有选择地任用那些有责任心的同学，否则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少苦恼。除了前面提到许多传主的姓名被打错外，请另部分学生校对前面已校对过的条目，有的为了加快速度，很明显的应该校出的错误都没有校出来。如刊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1期上的《谈鼓王刘宝全对京韵大鼓音乐的改革》，卡片上明明写的是“刘宝全”，输入的学生误打成“刘宝金”，校对者竟然没有校出来，还是笔者在考订“刘宝全”和“刘宝金”是否同一人时才发现的。还有类似《近代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先行者朱启钤》中的“朱启钤”打成“朱启铃”，《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孙冶方同志与世长辞》中的“孙冶方”打成“孙冶芳”，《我和丈夫邓拓――访国际广播台台长丁一岚》中的“丁一岚”打成“丁一岗”等，这些本应通过同学的校对能解决的问题，结果都是由我们审稿时发觉的。当然，也不是说，经我们审稿后的就完全没有差错了。

苦心不懈，天道酬勤。《世纪索引》历经18载，笔者与本室同仁放弃一个又一个节假日，突破书稿中一道又一道难题，将于今年年底，就要见到多年为之奋斗的成果，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一成果的问世，与历届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历史系一届又一届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生的帮助，还有资料室已退休的同仁的鼓励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本索引还得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同仁的支持与帮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要特别提到复旦大学历史系81级系友，现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张晓敏先生。若不是他慧眼识珠，让我们自己在出版界寻找一家出版此书，不仅不要一分钱的资助，相反拿出一定的资金全力帮助编纂者把150万字书稿编出来的单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一心为学术而不是刻意为赢利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已。《世纪索引》的编纂与出版，也了却笔者多年的一大心愿。这是笔者一生独立自始至终主持完成的一本大部头的索引工具书。同时，它的出版还可告慰为本书搜集资料付出多年辛劳，并抄写过近4万张卡片的已故谢耀桦先生。

以《世纪索引》命名本书的书名，有点诚惶诚恐。百年风云人物辈出，有传记者更不可胜数。能否一览无遗，实在不敢承诺。初稿书名曾冠有“全编”二字，有学者读罢提议将其删掉为宜，笔者认为言之成理。虽说“学术工具之书，愈便检阅则价值愈增”，但真的做到，又谈何容易！《世纪索引》问世后，能基本达到国学大师梁启超60年前提出的这一要求，就很欣慰了。最终期待检索者的评判。

傅德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索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