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索引

王治来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长沙   410081）

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中亚史，交稿后，又要我编一中英文对照的索引。开始时我觉得费事，但进一步想来，又觉得应该。便认真地来做这件事。

索引，应当说是用来检索书的内容的一种先进的方法。有了索引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任何我们想找的东西。索引这个词，英文为Index，所以，过去哈佛燕京学社将其译作“引得”，这个译法不错。

自古以来，我国出版的书籍几乎都没有索引。编索引乃是外国书的传统。近数十年国内出版的书，除哈佛燕京学社出的多种引得(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和先秦诸子的多种引得)、中华书局编的《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等较著名外，一般只有外国著作的译本才将其原有的索引译出，但多半是译名对照，而非索引。像季羡林等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黄绍湘的《美国早期发展史》等书之编有索引，那是很少的了。写关于外国的书，附上中外文对照的索引，不但便于读者查找资料，而且有利于外国读者知道外国名目的中文写法。

过去，由于我国没有采用索引这一有用的手段，读书人在需要某种材料时，就只能靠博览群书，并将其记忆在心；或将书拿来从头到尾翻一遍，不胜其繁。一个学者之被称为学问渊博、水平高，就靠记忆好，记得多，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材料掌握得多。陈寅恪是学术界公认的记忆超人、学问渊博的一代宗师。他甚至在双目失明之后，还能指导他的助手到何处何处找到他所需要的资料，以完成他的学术著作。但是，历史上像陈寅恪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极少的。如果人们都有他那样的天才，哈佛燕京学社还有什么必要编引得呢？

从前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能把四书五经背下来，甚至倒背如流等等。那样的人为什么能做到对典籍那样熟悉呢？我认为，这在于唐代以前书籍并不多；又因为，封建时代的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出题目只把四书中的某一句话拿来作为考题，让考生用八股文去就题发挥就得了。无需具备别的广博知识，这不就使人们只要能把分量不大的四书五经都背下来便算完事了吗？

韩愈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只会束缚人的视野，实为误人子弟之言。直到清末民初，一些最著名、最顶级的学者和历史家写历史，例如夏曾佑（1865～1942）的《中国古代史》，都只写中古以前。至于中古以后和近代的中国通史，当时人似乎没有写过，或者我没有见过。这又表现当时人只注意和重视远古。而远古的典籍并不多。也正因为唐以前典籍不多，所以宋以来的说书人，或搞文学的人讲历史，也多半是说两汉，说三分(三国)或说隋唐。这几个朝代的资料既易于掌握，也较适合群众的爱好。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发达，因而书籍就越来越多，试问，谁还有那么大能耐，谁还有那么好的记忆，把所有的文献都记忆下来和背诵下来呢？所以，我们就只有依靠索引了。

我个人以为，索引的办法，古人并非没有想到过和做过。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书，都有索引的性质。我曾读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就觉得其中的某些注释，颇有类似索引之处。如注某一人，就指明此名见于某某传。而该书的《陈汤传》中解释“行事”一词的那一条，可说是最长的一条，其所引之书多也可算是最多的了，包括《诗经・秦风》、《通典・边防》、《春秋繁露》、《史记》、《汉书・艺文志》、《汉书・刘向传》、《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李寻传》、《汉书・王尊传》、《汉书・翟方进传》、《汉书・儒林传》、《汉书・货殖传序》、《汉书・匈奴传赞》、《汉书・王莽传》、《汉书・魏相传》、《汉书・叙传》与《论衡》诸书。但在使用电脑的当代，只要一按鼠标，就找到了。古人将索引的实际功能寓于注释之中，但未能将其变成一种方法加以普遍化，也不是所有的书都能这样做。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出的书，还不能普遍编索引。

由此可见，古人做学问是很苦的，要作到渊博，只能靠读书多和记忆力强。我们现在既然可以用索引去查找资料，就无须像古人那样要求熟读和背诵读过的书了(当然，熟记某些基本的文章和书籍还是必要的)，也完全不必要用古人那样的笨方法来查找资料了。那为何不普遍提倡在著作中附有索引呢？

（转自：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第24版・书人茶话）

王冶来  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兼任湖南省六届政协常务委员、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八届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