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 7714》与引文索引

――关于文风之役

郑小枚

（海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海口 570228）

摘  要  《GB/T 7714》是国家关于学术论著所引文献的标注规范，它与检索链接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在信息资源共享的意义上，《GB/T 7714 》是为索引的通行天下而制作的。在文风的再造方面，《GB/T 7714》已经与索引联合起来，在完成各自本位天职的同时，指向“道德文章”。

关键词  《GB/T 7714》  索引  标准化  文风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展现该文本作者的研究起点、工作平台，呈现作者与该领域诸成果的对话程度，而且，是展开同类研究的相关文献链接的重要索引。在各类全文数据库日益齐全备用的环境下，它实际上成为许多研究者进行资料文献收集的引文索引。这种检索的便利，得益于中国学术成品的标准化进程。

中国学术成品的标准化进程，从《GB/T 7714-1987》到《GB/T 7714-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间曾经历了《CAJ-CD》（《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数据化嬗变过程。因此，“1987-2005”的时段，是中国学术界在向当今世界学术规则迈近，探索并制定自身规则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版数字化时代的降临，打破了以往纸质印刷时代的成果传播格局，使学术成果资源的共享成为可能和可行。《GB/T 7714》是关于学术论著所引文献的标注规范，“是一项专门供著者和编辑编撰文后参考文献使用的国家标准”［1］，正是这样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标准，悄悄地改变着中国学术文献的发表方式。

《GB/T 7714》的细则要求，体现了对学术成果归誉的严格界分。从渊源上来看，这种界分是建立在现代对知识的尊重，对他人学术劳动的尊重及其成果不容随意窃取的学术尊严上的，是现代人本思想和法制理念在出版领域的体现。它通过对文后参考文献的标注方式，把对他人学术劳动的尊重，用一种严格的、不容置疑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一种确定，一方面把应该归属于他人的知识名誉在写作中划分清楚，体现了对知识创造中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这种对写作的规定和要求，通过对引用文献标示的尊重，传达了知识时代的权益观念，传递了对个人独创的鼓励和扶掖。即《GB/T 7714》的规定包含了以下几点考虑：

（1）通过对写作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严格标注，呈现作者的写作平台，展示文本的研究起点；

（2）通过文后参考文献的严格标注，将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与作者的创新成果区分清楚；

（3）以精确可循的标注，为读者或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探究和研究提供索引。

这些考虑是“精确、有据、坦诚、创新、积累”［2］的细化和实化，其内里的体现的是对作者原创性的嘉奖。而这种对个人原创性的奖掖，是以另一种旗帜鲜明的防范为前提的：在数字化条件下，可通过摘要、关键词等方式，把同类文献的全文检索变成真实的文本呈现，并随着这一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以及使用者的增加，在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多重读取和监督中，让仿作、伪作与抄作逐渐无可藏匿。这就使其对学术成果归誉的界分和对学术劳动的尊崇，通过发表体例的标准化而真正落到实处。

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助教授王笛先生说，“制定一个规范化的学术手册有助于避免抄袭。在西方的专著和论文的写作中，在引用别人观点时，要尽量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有的手册甚至规定凡在直接使用他人的原话在三个连续词(words)以上，都得使用直接引号，若无直接引号，即使注明出处，仍被视为抄袭。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引用，凡从他人作品中而来的材料和观点，都必须注明出处，反之则是抄袭行为。英文plagiarism(抄袭)一词来自拉丁语plagiarius(绑架)，与中文的“剽窃”一词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在中西方都把抄袭视为一种强盗行为。”［3］

索引，在这里就有了一种约定之外的作用：袒露、比照，监督。引文索引，把所有的相关文献陈列于文本，同时也就把检索相关文献的追索引向了深处。而索引系统的日益发达，把全文检索和全文呈现变成了一种举手可得的事情，全文呈现作为一种互文性，在文本与文本之间构成了同类文献的集群袒露格局。这种袒露，对研究者是文献收集的福音，但对于忌讳见光的仿作来说，却形成了无所不在的袒露威慑。在索引的引导下，研究者在两篇内容相近、观点相似的文章中，可以通过《GB/T 7714 》所规定的“收稿日期”和刊物的发表时间等信息的比照，发现哪一篇是原创，哪一篇是仿作、抄作，其中“作者简介”的规定，也同时把原创者和仿作者的情况公诸于众。因此，索引无形中起了一种原文事实检视、举证的监督作用。

不仅研究者可以通过索引收集文献，在文本比照中选择拥有信誉权威的原创，避免使研究中的引文著录陷入研究之外的麻烦，另一方面，出版者则可以通过索引，把正在作业的文本价值借助比照了解清楚，同时将著作权方面的问题规制在出版之前，最大限度地消除来自版权方面的干扰和成本，对作者与编者在认定文本的价值方面，提供了更加透明的磋商情景。因此，索引在此无意中起到了引导文风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产生，来自于《GB/T 7714 》对中国发表体例的规定，来自于《GB/T 7714 》对学术立言的严谨要求，来自于《GB/T 7714 》本身与检索链接的亲缘关系――《GB/T 7714-2005》在前言部分就明确指出：“本标准在著录项目的设置、著录格式的确定、参考文献的著录以及参考文献表的组织等方面尽可能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以达到共享文献信息资源的目的”［1］，或者可以这么说，在信息资源共享的意义上，《GB/T 7714 》是为索引的通行天下而制作的。

索引的本质是查找、展开和利用，在每一项索引背后都存在与其对应的资料记录的位置关联，存在一个相关的文献组织结构。正是这个组织结构，将许多原本陌生、互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使人们在建立起一种索引观念与索引生活的同时，思考如何在信息时代改变原有的不良积习，并利用索引推进良好秩序的形成，促进整个生活世界的改观。对于学术界和出版界而言，文风的转变，是在索引环境下，可以通过文章发表体制首先从技术层面入手进行制约的。

文风问题并不仅仅是社会风气的问题，长期以来对学术研究的忽略所导致的放任，使一般的学术研究缺少严格的游戏规则、严谨的学问态度和一以贯之的学问作风，也是今日之学术在大面积耕耘中良莠难分的重要原因。因此，文风重建所应着眼的，是广泛的学风、学问基础――从实处讲，是一个学问习惯的问题。譬如，讲融会贯通，却不注意区分“他”与“己”的关系，随意把二者“融”为一体的结果往往是：在“融”中无己，或“融”他为己。这种彼此不分的状态常常是以无己见、无创意为根由的。又如，提倡借鉴，却只知“借”，“借”惯了而不思自制，难免把借来的当成了自己的，忘了以他人之镜“鉴”照自己的思考和创造，只“借”而不“鉴”，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独见和原创能力的匮乏。这种积习在学术晋升制度的尚未完全科学、合理、成熟之际，造成某种学术弊端便不足为奇。然而，这一学问习惯上的偏差，在急功近利风气的推波助澜下，则可能酿出令人瞠目的后果。为此，文风的矫正，除了需要社会风气、职称制度、法制、人心等领域的齐头并进外，从细处、具体处推行统一合理的学术成品的标准，造成随时随地可检视的索引环境，广泛培养对学问习惯的讲究，则是对治文风在技术层面可操作的章法。即文风中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虚话以及无话而话的平庸重复制作，作为道德层面的积习，难以在短时间内销声匿迹，而有待于社会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和评价标准的细化，那么，首先在技术层面让那些抄作和平庸之作相形见绌，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则是文风之役另辟蹊径的启始。

《GB/T 7714 》本身有一句不言而喻的潜台词，即它把学术研究的结果当作知识资源来处理，当作可创造价值的信息来对待。它把学术论著的写作与编排制作变成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改变原有的制作手段和传播方式，把学术研究结果的发表过程直接置于当代信息科技的环境下，使学术研究成果作为知识社会的一种流动资源，走出学术研究原先孤芳自赏、自生自灭的狭小天地，被日益索引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社会读取、利用，存活于生动鲜活的社会需要中。并由此拓展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共性，使其与信息社会的共享性充分接轨，同时，以此激活学术研究自身的活力，为思维创造开辟更广阔的疆域，为在全民生活中培养一种科学精神和学问习惯奠定基础。

因此，表面上看，《GB/T 7714》关注的好像只是发表体例、期刊形式，解决的也只是学术出版数字化和知识产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问题，简言之，它解决的似乎仅仅是技术问题。但只要接触过其文本并在操作中严格地按其规定去做，便可明显地体察到，《GB/T 7714》已经与索引联合起来，在完成各自本位天职的同时，指向“道德文章”，并通过对技术问题的解决，将其所包含的知识产权理念、个人原创理念、思想独创理念，由学术论著的编排技术标准转化成对写作行为的规定，并在索引的拓展和强化中，全面渗透学术研究领域。或许，这才是《GB/T 7714》作为一项中国学术成品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推动知识创新的核心和精髓所在。

从文风的道德指向看，技术性的《GB/T 7714》好像并不关涉“道德文章”，并不真正触动学术研究的创新。但在一个以技术为重要生产力的时代，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就不可能仅仅是方法的改变，其牵动的往往是概念、观念、行为的变革。汤因比曾在论及宗教与技术时说：“接受一种新的技术比接受一种新宗教要来的容易得多”，但是，“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所有的不同要素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因此，如果人们放弃自己的传统技术而采用外来技术来取代的话，那么，生活表面在技术方面的变化的作用，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表面，它会逐渐达到更深的程度，甚至使传统文化的地基都被动摇。”［4］为此，不可小视技术问题，正是这样“一项专门供著者和编辑编撰文后参考文献使用的国家标准”，把信息时代的“游戏规则”嵌入学术成果对公众的立言当中，融入作者的写作当中，存在于索引的快速、广泛传播当中，使之不仅成为一种写作格式、编排模式，而且将逐步形成一种新的追究方式和学问习惯，最终将改变原有的学术风气，构建新的研究理念。

文风的彻底扭转，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不可能以一夕之功完成，而需要社会诸相关系统的共同反省、蜕变、重生与合力，同时，还须假以时日。在这一过程中，以编排和索引技术渗透“道德文章”，围歼“道德文章”，也许只是《GB/T 7714》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直接结果，是索引作为知识传播形式所辐射的另一个扇面，它们对文风的转变之役，可能只是一个外围的攻势。但是，对于中国学术规范的重建来说，这种技术方式不失为一个迂回的、包抄式的策略，一个可让人蓦然回首的学术之“灯火阑珊处”。

“一个时代说话的方式变了，这个时代的文风也就变了”［5］。在这个意义上，《GB/T 7714》与引文索引的隐喻则是，一个时代的文献发表环境和读取环境变了，这个时代的文风也将改变。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 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2 姜明.注释体例大一统、学术规范及学术水准的提高�载：邓正来.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6-184

3 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 开放时代，2001(12): 56-65

4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5 谢泳.学术著作的文风问题. ［2006-03-04］�http://www.taosl.net/wc188.htm

郑小枚  女，1955年生，海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海南大学学报副主编，哲学硕士，主要从事编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