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辑《文集考》刍议

朱迎平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  纂辑一部通代的文集目录，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项不容忽视的基础工程。古典文献专科目录的纂辑有着悠久的传统，参考《经义考》、《史籍考》的撰修经验，纂辑《文集考》的基本原则可定为：贯通古今，全备本末；类例宜慎，设计宜精；采摭宜广，来源宜明；分段纂辑，大力协同。

关键词  文献学  目录学  文集考

作为荟萃古代诗、词、曲、赋及各体文章的主要文献体类，文集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基本载体。任何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对相关总集、别集的利用和研究［1］。20世纪以来，对集部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重要作家别集的校注整理、断代分体总集的纂辑（如《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等）以及文学批评著述的汇集（如《历代诗话》及《续编》、《历代词话》等）几方面，但遗憾的是，对作为文学作品基本载体的历代文集总体面貌的研究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历来我们文学史的阐述主要立足于每一时代的若干经典作品，往往缺乏对各时代文学全貌包括文集全貌的描述和研究，而要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向前推进，弄清历代文集总体面貌无疑是一个切入点，它能使我们站在更为宏观的立足点上对文学这个“整体的系统”进行观照，进而深入探讨其发展规律。因此，对历代集部文献的全面整理研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文集的形成和文集目录的编撰

中国古代诗文的纂辑成集缘起甚早，其源头可追溯到《尚书》和《诗经》，这两部散文和诗歌作品集实在是最早的两部文集，虽然后来因被推尊为经典而列入经部。其后，战国时期开始问世的大批子书其实也带有部分文集的性质。但由于先秦文学和学术尚未截然分家，文学尚未取得独立地位，这些“文集”的编成并非缘于独立的文学意识。汉代随着辞赋创作的兴起和各体文章的日益繁盛，文集的体制逐渐孕育，西汉末年刘向父子编定的《楚辞》，标志着第一部文集的诞生；而他们对大量诗赋作品的整理以及《七略》中“诗赋类”的设立，说明文学开始取得了独立地位。到东汉末年，“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2］。建安时期，文集的编纂正式见诸文献，曹丕、曹植兄弟都曾为自己和他人编纂文集，包括别集和总集，这样，名实相副的文集问世了。魏晋以降，“群文滋长，倍于往者”［3］。与此同时，“众家之集，日以滋广”［4］。文集这一汇聚诗文作品的新的文献体式在两晋迅速成长起来，并在齐梁时期达到成熟，《隋志》著录的汉魏六朝别集（包括梁代著录而隋时已亡的所谓“梁有”的文集）共900余部，其中产生于两晋至梁代270年间的就占了约700部，而总数约250部的总集，也几乎都是建安以后编纂的。《隋志》四部体制的确立，标志着文集已成为古代完全独立的文献体类，其集部的著录，也成为此类文献的第一次大汇聚。

唐代文集诞生的数量继续上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唐人别集共约570余部，总集100余部，但这并不完全，陈尚君先生撰有《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唐人别集辑存》，从唐五代、宋元人的碑志、书目、著作中辑得《新唐志》未载的唐人别集406家、446部。这样，唐人别集的总量已超过1000部。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文集的产出量进一步提升，《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别集约1000余部，总集250余部，这一数量同样不完全，辑录《宋志》未载的宋人别集的工作尚未见有人做过，别集的总量估计大大超过1000部。明、清两代形成的文集数量更大，清人文集可考者达四万余家，真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然而，一方面是新文集的大量产生，另一方面则是旧文集的大量佚失，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云：“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新制日增，旧编日减。”［5］逯钦立先生在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发现，“据《隋书・经籍志》，梁时著录的别集和总集约一千一百三十五部，隋时著录的约五百四十四部，这些文集提供的作品资料仍是很丰富的，但是到了宋朝，《崇文总目》所著录文集仅十五家，《直斋书录解题》确定的旧集不过十三部……可见宋代保存下来的先唐文集，较之梁时只剩百分之一而强，较之隋代也还不够百分之三，旧文集可说是散失殆尽了。”而“能确定流传到今天的旧集，至多只有稽、陆、陶、鲍、谢、江六家而已，较之梁代文集，只剩下千分之一二了。”［6］汉魏六朝文集如此，以后许多时代文集的命运也都相似。再加上旧集亡佚之后，后代又有各类纂辑本不断问世，新旧相杂，使得文集流传的情况愈趋复杂。

随着文集的大量问世，专门著录文集的专科目录也应运而生。六朝时期曾盛行文学专科目录的编撰，从荀勖《文章叙录》、挚虞《文章志》开始，顾恺之《晋文章记》、傅亮《续文章志》、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丘渊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沈约《宋世文章志》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直至阮孝绪《七录・文集录》和随后《隋书・经籍志》的问世，才对六朝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完备著录［7］。唐代开始形成的文集，主要由公藏目录、私藏目录和史志目录（包括后代补辑）予以著录，其体例少部分附有提要，而大多数仅列其目；多数为断代著录，通代著录自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始，后仅明代焦�《国史经籍志》的集部沿袭，但“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最不足信”［8］。因而，集部文献向来缺少一部通代的大型专科目录。

20世纪中期以后，中华书局陆续推出了几种断代文集目录：（一）张舜徽著《清人文集别录》（1963年版）收清代别集600家，每一文集，列书名卷数，下注版刻时代，每集撰有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和创作概况；（二）万曼著《唐集叙录》（1980年版）著录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108家，对著者、书名、卷数、成书年代、编次体例等都有详细介绍，尤重于版刻源流的考证；（三）饶宗颐著《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1992年版）分别集类、总集类两部分，对唐五代宋金元近300家词人的生平和300多种词集的内容梗概、版本流传、历代评价等进行阐述；（四）祝尚书著《宋人别集叙录》（1999年版）著录宋代诗集、诗词集、文集、诗文集、诗文诗词集共540余家（不含词集），每集先列作者小传，然后重点考述版本源流，并简要评述各本之优劣得失，末列参考文献；（五）祝尚书著《宋人总集叙录》（2004年版）著录宋代总集85种，体例略同《宋人别集叙录》，但每集后附主要版本题跋，全书后又附录《散佚宋人总集考》，著录凡180余种，将宋代总集相关资料汇于一帙。此外，世纪之交，还诞生了几种清代文集目录：（一）袁行云著《清代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著录清代诗人2500余家的诗集约3000种，以单刻本为主，各集前系以作者小传，叙录文字以证明史事、提供资料为主。（二）李灵年、杨忠著《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著录清代近2万名作者的传世别集40000种左右，每种注明现存不同版本，详列收藏单位，作者均附小传，并列举传记资料索引，全书兼具传记和索引的功能。（三）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著录清代作家19700余人，别集4000余种，每种均著录卷数、版本、作者小传、主要内容及收藏单位（或个人）。这些目录著作，主要是对部分传世的唐、宋、清人文集进行著录和介绍，内容以考述版本源流为主，体例主要为叙录体，也有部分辑录相关序跋。上述八种著作旁征博引，用力颇勤，填补了文学专科目录的空白，极大地方便了对历代重要传世文集的利用，惠及学林，功德无量；他们也为今后纂辑文学专科目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这些断代的文集目录，还难以反映历代文集形成和流传的全貌，其局限在于：（一）文集形成和流传的一些重要朝代尚未撰成目录，如汉魏六朝、元代、明代等；（二）传世文集之外曾经形成和流传的大量文集（包括曾被著录和未曾著录的）未能得到体现；（三）没有形成统一的体例，著录或叙录的重点有较大差别。因此，汲取已有文集目录的编撰经验和成果，进行整体规划，重新发凡起例，纂辑一部通代的文集目录，全面展现历代文集的形成和流传，从而对集部文献作一次总结性的整理，应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项不容忽视的基础工程。

《经义考》和《史籍考》的纂辑经验

中国古典文献专科目录的纂辑，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足资纂辑文集目录时参考借鉴。如经部文献有清初学者朱彝尊撰成的《经义考》进行了总体条理和著录，后又有谢启昆《小学考》对小学类文献进行了增补。史部文献也曾有章学诚为首的十余位学者前后数十年努力，撰成《史籍考》予以著录，可惜毁于一炬。子部文献最为庞杂，难以全面条理著录，但其中的医学类、天文历算类、佛、道经典类、小说类等，都已有完备而自成体系的专科目录问世。而前述当代学者编撰的多种断代文集目录，也都对集部专科目录的纂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下重点考察部类总目《经义考》和《史籍考》的纂辑经验。

清初学者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人。他博通经、史、文学，著述甚多。五十岁时以布衣举博学鸿儒，参与修《明史》。晚年家居，因当时经学家局守一家之言，致使先儒遗编失传者什九，乃广收历代经部文献，仿效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体例，参考明人朱睦挈之《授经图》，撰成《经义存亡考》300卷。全书分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等26类，末附家学、自序两篇，朱氏生前校刻逮半而辍。46年后，卢见曾、马曰�捐资刊印全书，改题《经义考》300卷。乾隆末，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12卷，补正朱书1000余条。《经义考》的体例，以书名为纲，首先注明历代目录所著卷数、著者或注疏者，其次分别注明“存”、“从”、“阙”或“未见”，再次辑录原书序跋、古今学者论述，以时代为序，照录原文，不易一字。偶有己见，另附按语。《经义考》为历代经部文献的大汇聚，毛奇龄称“非博极群书，不能有此”，陈廷敬称“经先生之考定者，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姚名达则谓其“为目录学辟一新大陆”［9］。

乾嘉时期学者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他终身未仕，长年寄食幕府，或主讲书院。为学尤精于史学，著有《文史通义》，编撰《和州志》等多种方志，参与编修《续通志》、《续资治通鉴》等。章氏学问生前少有人知，死后百余年才受重视。章学诚受《经义考》启发，提出编撰贯通古今、全备本末的历史专科目录《史籍考》的设想，以“使求史者无遗憾”。他依靠河南巡抚毕沅之力，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始于开封聘请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同修《史籍考》，中经停顿，于五十五年聚众武昌续修，至五十九年毕沅去官又辍。嘉庆三年（1798）得浙江巡抚谢启昆支持，在杭州补修《史籍考》，参与其事者有钱大昭、陈�、胡虔、袁钧、张彦曾等学者。一年后“粗成五百余卷”，“视旧稿不啻四倍之”，但仍未最终完稿而再次告辍，章氏不久抱恨而终。46年后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南河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潘锡恩在招请学者校刻《乾坤正气集》的同时，增订《史籍考》。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潘氏辞职回乡时，已完成清稿三百卷，虽分卷减少，内容却增多四分之一，且达到了较高水平。参与增订的学者有许瀚、刘毓崧、包慎言和吕贤基。这样，前后60年内，经章学诚为首的十六位学者三次努力，终于完成了300卷的史学专科目录巨著《史籍考》。不幸的是，咸丰六年（1856）潘氏家藏书籍失火，《史籍考》的增订稿清写本和毕、谢的原稿本，连同三万余卷藏书，同毁于一炬，令人痛心疾首，击节长叹！《史籍考》的这一悲惨结局少有人知，后世甚至有流出国外的谣传［10］。

较之《经义考》，《史籍考》的编撰表现出更强的自觉性和计划性。章学诚先后撰有《论修史籍考要略》和《史考释例》二文，阐述其指导思想。前者提出撰修的十五项原则，即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剪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经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择，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选，十曰谱牒宜略，十一曰考异宜精，十二曰版刻宜详，十三曰制书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采摭宜详；后者则对《史籍考》的体例类目作了详尽的辨析解说，全书计分为制书、纪传、编年、史学、稗史、星历、谱牒、地理、故事、目录、传记、小说共12部55门［11］。因此，虽然《史籍考》未能留存下来，但章学诚的撰修理论和实践，与朱彝尊《经义考》一起，为部类专科目录的撰修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值得今人深入探究和借鉴。

纂辑《文集考》的若干设想

参考《经义考》、《史籍考》的撰修经验，对浩如烟海的集部文献作一次总结性的整理，纂辑一部贯通历代的大型文学专科目录，其名称应题为《文集考》。

《文集考》纂辑的基本原则，有如下四项设想。

一、贯通古今，全备本末

经、史二考的基本出发点是贯通古今，其学术渊源是宋代史学家郑樵编撰《通志》的思想。南宋初期学者郑樵（1103-1162）不满空疏的道学，讲求实学，强调各门学术的“会通”，所谓“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12］。郑樵将这种精神运用于目录学中，“十年搜访图书”，撰成《群书会记》36卷，再简化为《通志・艺文略》8卷，其特点是通录古今，兼记有无，全备本末。他强调：“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臣今所作《群书会记》，不惟简别类例，亦所以广古今而无遗也。”［13］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高度评价郑樵的这一创举，指出：“其意则欲包括古今，备录无遗，在一切目录中，实为野心最大、范围最广者。《通志》原为通史，故《艺文略》亦为史志之流。虽于书名或误漏或重复，然此种通史艺文志之作要不可少，迄今日犹有重新汇编之必要也。”［14］

《文集考》应继承古代目录学的这一优良传统，不但要著录历代流传至今的文集，也要著录当时传世、后来亡佚的文集；不但要重视文集的现状（如流传版本），也要通过历代著录体现文集的变化沿革，从而做到“广古今而无遗”。惟其如此，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文集形成、流传（包括亡佚）的情况，也才能使目录著作更好地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二、类例宜慎，设计宜精

古代目录学向来重视用类例显示学术源流。郑樵提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既明，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15］《文集考》的纂辑，必须充分重视类目的区分、体例的设计，发凡起例，尤须作精心安排。今举其大者，先述四端：

（一）类目三分为纲。较之经、史、子三部，文集的分类，稍显简略，但仍须仔细推敲。一级类目可区分为别集、总集和诗文评三项。楚辞自《隋志》起历来自成一类，但其实质乃为总集，且数量较少，不宜单列，应归入总集。二级类目别集可依朝代区分两汉别集、三国别集、两晋别集等；总集可依体裁区分楚辞、诗集、赋集、词集、杂文集、合集（综合各类文体）等；诗文评可按体式区分诗格、诗话、文话、图谱等。

（二）体式辑录为主。《文集考》的体式，可综合传录、叙录、辑录等多种方式，但宜以辑录体为主。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开创了目录中的辑录体，“除尽录二家（按指晁公式《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解题外，兼引汉、隋、新唐三志及宋三朝、两朝、四朝、中兴各《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各史列传，各书序跋及文集、语录之有关系文字，每书皆有解题，每类各述小序，凡各种学术之渊源，各书内容之梗概，览此一篇而各说俱备。虽多引成文，无甚新解，然征文考献者，利莫大焉。较诸郑樵之仅列书目者，有用多矣。后世朱彝尊撰《经义考》，章学诚撰《史籍考》，谢启昆撰《小学考》，即仿其例，在目录学中别成一派，对于古籍之研究，贡献最巨。”［16］这一体式的长处，一是接近原貌，尤其是散佚文集，可据原有序跋等“粗窥端倪”；二是较为客观，可避免主观臆断，以今人观点误解古人；三是可考源流，从历代著录、序跋和评论中可考见文集的本末源流。

（三）著录以集为纲。文集的著录可以书为纲，也可以人（著者）为纲，《文集考》宜采用以集为纲。一人多集，古代十分常见，但以人系书，容易混淆类例，因为古代只有分类目录，没有著者目录［17］。以集为纲，可明文集源流，体现以文集为本位。要查检著者的全部文集，可通过编制著者索引来解决。

（四）按语因需而设。对于繁富的辑录内容，应该通过按语的形式进行归纳、条理、辨析，阐述己见，这也是体现今人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按语要因需而设，言简意骇，不必每集都用，也不宜长篇大论，喧宾夺主。

三、采摭宜广，来源宜明

要撰成通录古今、兼记有无的《文集考》，关键在于材料的采摭一定要广泛，要在历代文献的海洋中爬罗剔抉，将有关文集的资料尽可能网罗无遗，再加以辨析使用，方能将文集的真实历史面貌展示出来。《文集考》材料采摭的对象，最重要的约有下述六个方面：

（一）历代史志书目（包括后人的补撰、考证等）和各类公、私书目的著录。这是《文集考》资料的基础。

（二）各地方志《艺文志》中的著录。这是史志书目和公私书目的重要补充。

（三）历代总集、别集中收录的文集序。这既是《文集考》辑录的对象，也是考知亡佚文集的重要线索和第一手资料。

（四）历代史传、碑志、行状、传记等资料的记载。这类材料可用以同书目著录相比照。

（五）历代笔记、诗文评著述中的记载。其中可能有亡佚文集的线索。

（六）今人各类文集目录中的材料。这些经过编次整理的材料尤应充分利用。

上述各类材料的采摭均应注明来源，以便复检；在排比的基础上可适当地归纳辨析。

四、分段纂辑，大力协同

由于贯通古今，规模宏大，《文集考》的纂辑决非少数人之力所能完成，需要学术界大力协同，通力合作。

首先，国内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据悉正在继续开展部分断代文集叙录的编撰项目，如能加强信息交流，推举著名学者总领其事，通盘筹划，整合力量，相关学者通力合作，《文集考》的纂辑应是可以实施的。

其次，可在统一体例的前提下，采用分段纂辑的运作模式。如可考虑分为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代（含辽、金）、元代、明代、清代六段；可采用分段负责，齐头并进，也可先以一段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行铺开。

第三，充分运用已有文集目录编撰的成果。在原有基础上，根据全书凡例，或增补，或删减，或变换体式（如宋代、清代部分均可如此）。如能取得已有成果原著者的认同，邀请其参与纂辑，更有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文集考》的纂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将以专科目录的形式，对古典文献中的集部文献作一次总结性的大清理。这项工程如能完成，必将推动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的深入发展，也将为古代文学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注释

1囿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古代文集自形成始，就以收录诗文类正统文学为范围，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一般不入文集而单行。明清部分集部目录收入此类作品，但非通例。20世纪对小说、戏剧的研究蓬勃开展，历代小说、戏剧作品的各种目录纷纷问世，几近完备，因此本文不再涉及。

2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6页。

3葛洪《抱扑子外篇》卷五二《自叙》，《百子全书》本。

4《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小序，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1089页 。

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271页。

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后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87页。

7参考拙文《六朝文学专科目录辑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2期。

8《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七，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744页。

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会》“专科目录篇”，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第314页。

10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专科目录篇”及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后记》，第351-352页、416-424页。

1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专科目录篇”，第352-371页。

12《通志总序》，商务印书馆《十通》本《通志》卷首。

13《通过・校雠略》“编次必记亡者论”，商务印书馆《十通》本《通志》卷七一。

1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史志篇”，第210-211页。

15《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商务印书馆《十通》本《通志》卷七一。

1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史志篇”，第211页。

17参考《通志・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商务印书馆《十通》本《通志》卷七一。

朱迎平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