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研究索引的甘苦与体悟
孙愫婷
（鲁东大学图书馆 烟台 264025）
我与索引的缘分，源于20多年前。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位编审到大学组稿，我与先生陈冠明正在编纂《李商隐诗集索引》，当时协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商隐诗集索引》分《诗句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书名索引》，为了提高索引的学术性，我们在人名、地名、书名的考订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由于出版行业不景气，1987年征订时，达不到出版社起印的册数，因此未能出版，出版社退还的书稿至今私藏书箧。
《李商隐诗集索引》的编撰，启发了我对索引兴趣，打开了我编纂、研究索引的大门。在研究索引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此后，我在研究《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全唐诗索引》、《史记索引》、《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等索引的基础上，为《中国大书典》撰写了有关条目。《中国大书典》于1994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我编纂过几部辞典，对辞典的检索方式（索引）比较关心。我们认为，一部好的辞书，一定要有相应的配套的检索系统，这样的检索系统呈现给读者的是莫大的便利；如果没有理想的检索系统，这就给读者设置了障碍。作为读者，当然希望挑选一部检索便利的好辞书。尤其是大型辞书，检索系统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各种检字法都有它的优点，也都有缺点，并且都有不同层面的使用者。读者一般也有最适应于自己的检字法。所以，一部辞书如果选择其中一种或两种与正文编排方法不同的检字法，问题一般是能够解决的。但事实上，许多编者、出版社没有树立便利读者的服务意识，有的不愿做细致而又烦琐的编排工作，有的则更多地考虑图书的印张和定价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编纂、出版的辞书是不会有合理的检索系统的。在对辞书的检索系统研究中，我们发现，同步检索现象比较严重。所谓同步检索，又称同序检索。是指索引所列的词目顺序与正文顺序保持同步，毫无二致。反之，称为异步检索或异序检索。这种索引的存在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有同步检索的辞书，不少没有第二种检索手段（即异步检索），它的位置一般在正文之前。所以，名为检索，实际只起个词目的作用。如人民中国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海》，用音序编排，除了正文前“词目音序索引”外，无任何索引。这种“索引”且不论其价值，就连与实际形式也不符合，只能称为“词目表”之类。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就称为“词目表”；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叫“笔画查字表”。有些专业性较强的专科词典，正文前有一个“词目表”，起到一个目录的作用，倒也是必要的，但不能算为“索引”。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语言艺术辞典》，正文前有“专题导引、目录索引”，乍一看好像是两部分，实际就是“词目表”或目录。我们对辞书的同步检索进行研究后，草成《同步检索平议》一文，发表在《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1996年第2期。在这篇论文里，我们提出索引学上“同步检索”、“亚同步检索”、“异步检索”等三个概念。唐玄宗为儿子们学诗作文有一部较好的教科书，命宰相张说及徐坚等编撰《初学记》。玄宗对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初学记》在“事对”及引用典故等方面，给文人带来很多方便。类书作为工具书，最重要的是检索系统。而古代的类书只有类目，没有检索系统。中华书局补充出版了由许逸民先生编撰的《初学记索引》，这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作为检索工具，人们总希望它使用方便，问题少些。不过，《初学记索引》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我写了《初学记索引订阙》，发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
2006年12月，我与陈冠明合著的两部专著《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杜甫亲眷交游年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共涉及近300人，而《杜甫亲眷交游年表》每年涉及大量交游。如果没有索引，会大大削弱这两部专著尤其是《杜甫亲眷交游年表》使用价值。当我们将编纂二书索引的想法与责任编辑朱怀春先生交流时，得到朱先生的赞同。于是，我编纂了四角号码索引。尽管篇幅增加了数十页，书价也会相应提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学者肯定欢迎。
索引的编纂、研究实践，有几点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
1 关于索引的编纂甘苦
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谁都离不开索引，像《十三经索引》、《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等等，这些经典的工具书，节省了学者多少宝贵的时间。哪一个文人学者可以说，他可以不借助索引就能出成果的？但索引的编纂过程，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其中的甘苦。过去年代，编纂索引都是手工操作。第一次编撰索引，完全是手工。第一步，选定底本及工作本；第二步，看书划词，确定词目；第三步，抄写卡片，标明词目、出处、卷数、页码等各栏目；第四步，排部首排列卡片，直到排至每一字；第五步，将字头标注四角号码；第六步，按四角号码顺序排列；第七步，标注多音节复合词的第二字的上二角号码；第八步，按第二字的上二角号码排列；第九步，按第三字的上二角暗码顺序排列；第十步，誊录清稿。这仅仅是操作层面。技术层面，还有一说的斟酌，异文的考订；对于人名、地名、书名索引，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比比皆是，必须通过考证，确定分合。烦琐复杂，可见一斑。其中甘苦，至今回味犹新。在许多人看来，编纂索引，是极其简单的事情，只是抄抄写写，排列排列而已。这叫没有经历，没有感受。
2 关于索引的重要性问题
史睿先生《试论中国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一文说：“有人看不起古籍点校或是索引、目录、汇编的编纂，可又有谁能说自己的名山事业从未受惠于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或是《二十史朔闰表》、《中国历史地图集》、《十三经索引》、《二十四史人名索引》这样经典的点校本或检索工具呢？”（载《国家图书馆学刊》1999年第2期）这个说法代表了学界的普遍认知；而学界的普遍认知，已经影响到职能部门或学术机构对于学者的考核或评价机制。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实。但对于索引的发展而言，这还是次要的因素。因为，至少部分学者编纂索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人“看得起”，或为了考核优秀，为了评职称能打高分，为了较高的评价，而是出于对索引事业的热爱，或仅仅出于对某一种文献的挚爱。学界的普遍认知确有问题，下文将要谈到。我们认为，直接影响索引发展的，是我国目前的出版管理体制。
多少年以来，索引出版总是大不景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将出版社推向市场后，经营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也由注重社会效益而畸向经济效益。因为谁都知道索引的销售市场。出版界出现过文化热、辞书热等等，就是没有出现索引热。出版社的这种倾向，形象地印证了司马迁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学界普遍认为，学术著作出版难，索引出版更难。在二十多年学术著作出版不景气的背景下，索引的编纂与出版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基于这一点，当年我们也理解并接受出版社对拙编《李商隐诗集索引》的退稿。
我国的文献索引，最需要的是古代文献领域。由于出版社追求经济效益，不同程度地给我国古籍索引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我国的古籍索引越来越少，这同时多少制约了索引事业的整体发展。
我国索引的出版单位，主要集中在两家著名的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其他出版社很少介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义不容辞承担出版古籍索引的“社会效益”、“学术效益”的重任。中华书局以出版新编为主，辅以翻印；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好相反，以翻印为主，辅以新编。前者以“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为大宗，后者以原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的索引及日本学者所编“唐代研究指南”为大宗。
当然，国内学者至少在利用索引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视的。除非对某一种文献的索引不知道或不了解，否则，在检阅文献前，总会想方设法先找到索引。谁都知道，这样做，不仅省时、省事，而且准确、全面。但是，这仅仅局限在利用或使用这个层面。对于编纂索引，则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学者在撰写、出版一部专著，或点校、笺注一部古籍时，会否想到在本书之后编纂一个“卷末索引”？我想许多人可能不会想到。即使有人想到，还有出版社一方。索引编好了，出版社可能还要考虑印刷成本及由此波及的书价问题。因为，事理非常简单，印张增加，书价必然增加；而市场一方，购者中的非学者人群，必然会减少购买欲望，随之可能中止购买。这也导致了不良循环。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两部专著是很幸运的。
3 关于索引的学术性问题
就古典文献的研究范围和层次来说，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想编撰有质量的索引，是不可能的。许多索引有着很大的学术难度与很高的学术含量，比如人名、地名、书名索引等，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胜任的。即使有深厚古代文献功底的学者，也难免会出错。几乎所有的有学术含量的索引，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由于学术因素而造成的缺憾、谬误。如张万起先生编纂的《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人名分合方面，谬误较多；许逸民先生的《初学记索引》也是如此。许先生是中华书局资深编审，著名学者,《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就是他与傅璇琮先生、张忱石先生合作编撰的。以下摘录谬误二则，以见这类索引也有较强的学术性和较大的含金量。比如：
三国典略 见鱼豢（154）
典略（三国典略）
29/校［六］（201）页
按，索引以《三国典略》与《典略》为一书，误。《典略》为三国魏鱼豢撰，见《隋书・经籍志二》；《三国典略》唐丘悦撰，见《新唐书・艺文志二》。此“三国”是指关中、邺都、江南三个区域，记载始自西魏，迄于北周，兼及东魏、北齐、南朝梁、陈。据原文，本条所引之事为北齐高纬事，与《典略》风马牛不相及。
郑氏
婚礼谒文赞
21/520
按，《婚礼谒文赞》为郑众撰，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郑氏婚礼》一卷，题郑众撰；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有《婚礼谒文》一卷，题郑玄撰。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二二题郑众。《通典》卷五八：“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大略因于周制……其礼物，凡三十种，各内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据此，则以郑众为是。“郑氏”条应归入“郑众”条下。
曲静涛先生《索引与文献数据库及相关领域论著题录・索引研究文献之索引》(1978.1-2004.3)也有类似的错误，如：
洪煨莲
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王仲翰，索引研究论丛・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94
洪业
洪业与中国的“引得”之学，彭忠德，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1）
试论洪业在索引学上的成就，顾志华，文献,2003,（1）
按，洪煨莲即洪业先生。洪先生字鹿芩，号煨莲，为英文名William（威廉）谐音。洪业先生是中国索引学的创始人之一，对于这样的国学大师，我们应该记住，不应搞错。
由此可见，即使有着极高的学术修养的学者，即使是专门研究索引的学者，难免也会出错，而且数量不少。所以编制索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对古典文献有深层次的研究，需要有广深的知识面。
多少年来，学术界有一个悖论挥之不去。标点校勘与编纂索引，是古籍整理项目中的主体，谁都认为很重要，自古以来还有“学识何如观点书”的说法，但谁都认为不能将标点校勘与编纂索引算作科研成果，更不能算学术著作。然而，假如我们将某一部点校本中的问题、错误搜集起来，写成一篇商榷、纠误论文，就是科研成果。所以，点校古籍不算科研成果，这对点校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同样道理，编纂索引也存在相似的问题。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将索引分级。至少应将索引分为一般级与学术级两个级别。比如，逐字索引，是不具有学术性的索引，应该是一般级索引；而人名、地名、书名索引，应该是学术级索引。如傅璇琮先生、许逸民先生、张忱石先生合作编撰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就是价值极高的学术级索引。如有必要，介于二者之间的，可以增加中间级，将人名、地名、书名索引之外，偶尔涉及考订的索引归入此类。所以分级，可以先在索引学界认定、规范、推广，以逐步取得学界的普遍认可，从而消除职能部门或学术机构对于学者的考核或评价机制的负面影响。
孙愫婷 女，鲁东大学（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