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介绍：

《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陈诚资料室部分资料提要》

马小鹤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2006年是红军长征七十周年，报刊众多关于长征的报道与回忆中，有不少篇文章谈到拥有博士学位的老红军涂通今。涂通今生于1914年，福建省长汀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卫生所医生、所长，中央教导师医务主任，后方第四医院医务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51年入苏联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学习，1955年获医学副博士学位。1964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因此被称为“长征中走出的医学博士”。《光明日报》2006年8月13日单三娅所写的报道称：

涂将军告诉我，关于红军卫生工作的资料，大部分在战争年代已经遗失，但是有一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找到的。为此事，我专门访问了原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现已离休的高恩显将军。

“这应该‘归功’于当年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总司令陈诚。他当时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从苏区得到的文字资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缴。不料，他为了搜集红军情报所建立的‘石叟资料室’（陈诚号石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宝贵资料。陈诚晚年在美国定居，去世前将这批资料赠给哈佛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国内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却在上世纪50年代，得知了这批东西的下落，但不知其内容。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的孙女高星在美国读高中时，才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联系上，从一位整理这批资料的美籍华人吴女士那里得到目录，最终得到了其中有关红军卫生方面资料的复印件。”

这批从美国回流的资料，现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我在其中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学员名单上的28人中，找到了“涂通今”这个名字。从《红军卫生学校招考第四期简章》可以看出，当时红军的医学教育以实用为主，相当全面，所列课程如下：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提要、药物学、诊断学、细菌学提要、外国文（日文、德文）、病理学提要、内科学、外科学、卫生勤务、皮肤花柳提要、耳鼻咽喉提要、军队卫生、毒瓦斯预防、眼科提要、法医提要、临床实习。

这篇报道中提及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吴女士”，恐怕是90年代的中文图书馆馆员、美籍华人胡嘉阳女士。笔者向胡女士问及，胡女士说她经常帮助读者寻找各种资料，已经无法确切记得此事，帮助高星找资料的很可能是她。但是，她却不是整理这批资料的人。整理这批资料，编撰成书目提要的是吴天威（Tien-wei Wu）先生。这本书目提要就是本文要介绍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陈诚资料室部分资料提要》(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collection ) 。吴天威先生（1918.10.15-2005.3.20）是辽宁沈阳人，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1952年赴美留学，获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后任南伊利诺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历史系教授。他创办了刊物《日本侵华研究》，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发起建立了海外第一个“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史研究专家而广为人所知。他是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著名学者，但是他的这部目录学著作现在却很少被人提及了。其实这部著作至今仍是利用陈诚收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资料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陈诚（1898.1.4～1965.3.5）字辞修，别号石叟，浙江青田人，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24年入黄埔军校，历任特别官佐、炮兵营连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1930年在蒋冯阎战争中，升任第18军军长。1931年5月任追击军第2路总指挥，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未遇红军主力。1931年2、3月，率部增援赣州，使红一方面军伤亡3000余人，被迫放弃攻打赣州的计划。1933年2月任赣粤闽边区“剿共”军中路总指挥，率11个师参加第四次“围剿”，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在黄陂被歼灭，第十一师在草台冈被歼灭。7月任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共”军军官训练团团长，分期训练中下级军官，以后，蒋介石多次在庐山等地举办训练团,陈均充任副团长或教育长。陈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有实干家与战术家之称，深受蒋介石信任。9月任北路“剿共”军前敌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采用步步为营、逐段推进战法，占领江西广昌、石城、瑞金等重镇，迫使红军最后放弃中央苏区。陈诚不仅多年与红军作战，而且非常注意收集有关苏区的资料。他回忆说：“我在江西剿共，前后数年，从共区收集出来的文件，数量之多惊人。事平后加以整理编订，成《赤匪反动文件汇编》六巨册，约一百一十余万言。”［1］这六册文件在1935年出版［2］。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尚未出版的江西苏区文献。

陈诚后来历经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1948年10月去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台湾当局“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等职，1965年在台湾逝世。他并未在晚年定居美国，也没有把资料赠给哈佛大学。1960年，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获悉台湾藏有1930-1943年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大量共产党方面的文献。这些文献为数大约一千五百种，从油印单张到正式的出版品，形态各异，西方学者从未得以一睹庐山真面目。它们为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学者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靠资料。如上所述，这些文献是陈诚所搜集的，称为“石叟资料室共匪资料”。它们包括共产党的各种指示，政府行政工作的报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经济计划，军事战役的报告，以及其他许多与江西苏维埃有关的材料。胡佛研究所获得陈诚的允许，在中央研究院的帮助下，将这批资料拍摄成21个缩微胶卷。胡佛研究所进一步得到陈诚的允许，将这些胶卷的复制品提供给美国、西欧与日本的研究性图书馆。燕京图书馆就是获得这套胶卷的图书馆之一。

这批原始资料填补了西方图书馆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方面中共文献的严重不足。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关于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原始资料犹如凤毛麟角，极为罕见，几乎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认真研究。比如，以广泛收集中国共产主义资料闻名的胡佛研究所在此之前只有一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刊物《红色中华》，而这是全美国独一无二的一期。而陈诚的石叟资料室拥有二百零三期，几乎是完整的一套《红色中华》。

这批资料对西方学者研究苏区至关重要。60、70年代出版了一些研究江西苏区的著作，比如萧作梁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力关系，一九三○——一九三四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西雅图／伦敦，一九六七年；以及同一作者的《中国土地革命，一九三○——一九三四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西雅图，一九六九年；约翰·鲁的《反叛的毛泽东，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斯坦福，一九六六年；香提·斯瓦鲁普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牛津，一九六六年；金一平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柏克莱，一九七三年；特瑞格维·洛特维特的《中国共产主义，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民政政府的试验》，隆德，一九七三年；以及德雷克·瓦勒的《江西苏维埃：毛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四年的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柏克莱，一九七三年。看来凡是更广泛地使用这批资料的作者，就能更深入地分析有关事件［3］。

但是，由于这批文献数量比较大，没有索引与书目提要，对使用者来说诸多不便。研究中共政治史的学者们热切盼望索引的出版。吴天威在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赞赏。他在1970年就发表了“江西苏维埃时期：陈诚资料室部分收藏概述”［4］，介绍了77种报刊中的6种，以及没有收入1965年北京版《毛泽东选集》中的17篇毛泽东的文章，然后分九个主题介绍比较重要的文献。80年代，吴天威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在1970年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编制书目提要的工作，于1981年出版，作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的第3种［5］。

这本书目提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收藏中的75种报刊，每一种略作介绍，说明背景与存缺情况；（二）挑选有关文献，加以介绍与评注；（三）按照21个胶卷的次序，列出全部文献。最后是作者与主题索引。吴天威不仅为所有研究江西苏区的学者提供了一本方便的工具书，而且对江西苏区的许多复杂事件勾勒了基本资料的轮廓。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中。第二部分分为十九个专题：I.苏维埃政府；II.党务；III.共产青年团；IV.共产国际路线；V.苏区内部的冲突与分歧；VI.红军；VII.政治委员制度；VIII.教育；IX.司法；X.苏区经济；XI.劳工；XII.农民；XIII.群众运动；XIV.对日战争；XV.福建事变与白区工作；XVI.肃反；XVII.国民党围剿；XVIII.留俄学生出身的领导集团（Russian Returned Student Leadership，即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XIX.杂件。

吴天威在这部文献提要中，为江西苏维埃历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指南。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全面评述他的研究成果，在此只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这个例子是富田事变。吴天威指出，关于富田事件的传统认识基于两种信息，部分基于对AB团（英文Anti-Bolshevik的缩写，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的错误理解，部分基于毛泽东自传中把富田事件归诸李立三路线的定性。根据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

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富田靠近吉安，是当时苏区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拥护，这次叛乱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6］。

其实，富田事变的起因与李立三路线并无多大关系。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1930年5月前往上海开会回来后，贯彻李立三路线，攻击毛泽东。毛泽东遂认为李文林系AB团嫌疑人物，江西省行委中存在AB团总团部。

吴天威指出，几乎所有关于富田事件的重要文献都可以在陈诚的石叟资料室中找到。吴天威就像处理其他所有主题一样，把散见于1500余份文献中有关富田事件的文献通过提要与索引，归为一类，便于读者检索。1930年2月7日泰和县通过的《青年问题草案》（148=XX:21［7］）已经认为富农与AB团控制了泰和地区的青年组织。 1930年9月28日的《纯富两区合并工农兵代表大会日刊》（149=X:47）刊登了赣西南特委代表的讲话，认为AB团篡夺了领导权，躲在红旗后面，试图毁灭革命力量。这与其他一些文献一起说明：9月份赣西南整肃AB团的斗争进入了高潮。其实所谓AB团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反AB团的斗争后来触发了富田事件。

1930年12月3日，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率兵一连前往吉安县富田村，在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中抓捕“AB团分子”一百二十多名，严刑拷打，处决了四十余名。12月9日，李韶九又赶到红二十军驻地吉安县东固镇，着手在红二十军内搜抓“AB团分子”。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被指控为“AB团分子”。刘敌经与李韶九周旋假作坦白、设法回到174团一营营部后，12月12日集合所部，将红二十军军部包围，放出被李韶九关押的所谓AB团犯。李韶九得以脱逃。刘敌当晚又率部队前往富田，包围了省行委机关，释放出被关押的七十余名所谓AB团犯。总前委增派来的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趁夜黑而得逃走。事变领导人决定成立新的省行委，把二十军拉过河西永阳镇。

富田事变领导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但是，从12月17日的《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151= XIV:50）中，我们看到，这三位将领不为所动，宣称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的路线相符合。在发表宣言之后，18日这三位将领又给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等写了一封公开信（152=XIV: 51），为毛泽东辩护。

12月20日，富田事变领导人以“江西省行委”名义，写了一封《致（彭）德怀同志转朱德、（黄）公略、（滕）代远诸同志信》（150=XIX: 12），在信中捏造了一封所谓毛泽东写给古柏的信，挑拨三位将领与毛泽东的关系。但是彭德怀识破这是一封假信。

同日，总前委发表了一封答辩信（153=XIX:11），从五个方面反驳富田事变领导人对总前委的指责。吴天威认为，这封长信是关于富田事变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可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富田事变发生后一个月，1931年1月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中央局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月16日发出了《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54=XIV:28）。吴天威认为，这是关于富田事变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之一。这个通告把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与取消派汇合的一种反革命行动，同时强调在斗争中要采取群众路线，避免乱打乱杀。1月27日又发布了第六号通告《运用夺取群众的策略以加深反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155=XIV: 30）。2月4日项英又写了《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XIX: 13），教育富田事变的领导者改正错误。2月19日，发布了第十一号通告《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XIV:31），要求各级党部纠正在富田事变上的不正确做法。

但是，项英的做法遭到中共中央的否定，最后富田事变领导人被处决，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全部被处死，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在中国大陆，直到1988年杨尚昆才在一份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中央始终没有下达为富田事件平反的文件。与此相比，萧作梁、吴天威等海外学者在这个事件的研究上更显出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

石叟资料室关于江西苏区的资料以胶卷形式刊布之后四十余载，陈诚家属将陈诚的个人文物捐赠给国史馆，计有文字史料5，600余件、照片17，000余张、文物1，100余件。其中《石叟丛书》共汇辑成八十五册，分成文电、言论、专著、计划、传记、语录、杂著、附存等八大门。2005年3月5日国史馆安排了“石叟丛书影像资料库检索系统”［8］启用仪式，如今读者可以很方便地在线上检索石叟丛书。例如，在杂著门的杂文类中，可以检索到陈诚1935年5月所写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序》，说明他收集有关文件的来龙去脉。在续编《友声集》下册中，可以检索到1963年8月12日“甘柏尔来函奉胡佛研究所小册一份及谢赠共匪资料”，这是胡佛研究所所长甘柏尔写给陈诚的信，感谢他允许复制1，170余件江西苏区的资料。但是，据笔者检索，石叟丛书中并未包括这些江西苏区资料本身。因此，至今为止，要阅读这批资料，还是需要使用胶卷，而使用胶卷，则仍然还离不开吴天威编制的提要。

注释

1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编辑吴淑凤. 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2005第22页。

2 赤匪反动文件汇编 /陈诚编. ［China: s.n.］,1935

3 书评：Shum Kui-Kwong,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Ch'eng Collec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9. (Jan., 1983),p.205-206.

4 Tien-wei Wu, “The Kiangsi Soviet Period:A Bibliographical Review on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9, No.2 (Feb. 1970), pp. 395-412.

5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 / Tien-wei Wu.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1981. (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 series; 3)

6 第17号胶卷第11号文献（XVII:11），斯诺笔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第68页。

7 这个文献在此书第二部分提要中，编号为148，第三部分列为第XX号胶卷第21号文献。

8 http://web.drnh.gov.tw/%A5%DB%AD%EE%C2O%AE%D1/

马小鹤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