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东亚、中国学研究之实证考察:英文学术专著出版状况和趋势 陈肃 王成志
发布时间:2018-09-25  浏览次数:9

欧美东亚、中国学研究之实证考察:

英文学术专著出版状况和趋势1

              王成志

(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本文旨在对欧美有关东亚与中国研究的英文学术专著进行量化分析,通过介绍欧美关于东亚及中国学研究出版现状与趋势,使国内学者和图书馆员对东亚,尤其是中国学研究在欧美的整体状况有一了解,进而理解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关注点及侧重点。本文所用数据取自美国最大学术图书发行商 YBP (Yankee's Book Peddler) 的书目系统全球在线书目信息数据库 (Global Online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简称GOBI文章包括文献综述、研究出版现状和趋势的新方法、统计分析及结论等部分。

关键词  东亚研究  中国学研究  出版现状  欧美英文文献

 

1 引言

学术专著出版状况和趋势一直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关注。许多杰出学者、研究机构和专业协会都为此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早在195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汉学家牟复礼 (Frederick Mote, 1922-2005) 就收集、分析了重要出版社及其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并分析其学术重点、出版特色 (Mote, 1958)。牟氏还着重介绍了以台湾为代表的中国出版界的新进展,乃至提供出版社社名及地址,以助学人了解学术专著出版状况和趋势。牟氏指出,学术专著出版的全面发展状况和趋势,其本身盎然有趣;出版的学术专著为学人和研究型图书馆所搜求。这也是笔者今天探究东亚研究、中国学研究学术专著出版之发展状况和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尽管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东亚经济之崛起,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欧美有关东亚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研究亦当随之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至今此观点尚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笔者认为对学术机构特别是西方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学生录取、学位授予、学位论文、师资力量、学术出版(如发表专著、期刊论文、学会会议论文)等方面信息的收集分析,尤其是对作为两个非常重要指标的学术专著和期刊论文之分析研究,将非常有利于对东亚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研究发展状况和趋势的理解。本文即是从学术专著之出版入手,实证考察东亚及中国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和趋势。有关东亚和中国学研究的期刊论文将另有专文叙述。

近年来大量资料表明,国内学术界和图书馆界对欧美之中国学研究,特别是该领域之学术出版情况的兴趣越来越浓,相关介绍和研究资料也越来越多。但若想全面迅速地了解情况,仍非易事。鉴于此,除了综合分析东亚研究、中国学研究学术专著出版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外,我们还爬罗剔梳、整理出一份详尽的20002005年间出版的中国学研究学术专著书目(因篇幅有限,该书目未附于文后)。

2 文献综述

尽管学术专著出版状况和趋势的实证研究的专文不多,但仍有不少文献直接或间接地分析了相关学术专著出版状况和趋势。

曾为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中国研究中心的书目专家、现为台湾著名政治家的宋楚瑜,于1973年撰文讨论了中国大陆最新出版趋势 (Song, 1973)。该文统计分析了《全国新书目》,因这类信息和研究在“文革”期间几乎不可能,故在当时显得颇为及时和有用。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只研究分析了1973年出版的五期《全国新书目》,而且当时的出版物亦少有学术价值。

1993年美国东亚图书馆协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学术,研究图书馆和国外出版》(Scholarship,Research Libraries and Foreign Publishing)的报告。该报告描述了东亚研究出版现状,指出了电子出版物资源增多的现象,阐述了东亚图书馆馆藏发展的历史和基本状况,分析了图书馆对图书价格攀升的反应,并就学术研究趋势进行了评估(CEAL, 1993)。然而,诚如报告所申明的,该报告并未试图对东亚图书馆所面临的问题及困境作深度分析,仅仅罗列了困境和问题;因而并未对东亚研究的学术出版状况和趋势作深度研究。

2002年,布鲁姆(Blum, 2002通过对七种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专著的考察,写就了一篇书评。该书评通过分析学术研究动向和重点,以及该领域的理论探讨,试图追踪十余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及出版状况和趋势。对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相关问题的大量著作和文章,布氏书评几乎都予以提纲挈领的分析。该书评是为数不多的几篇就研究现状和出版趋势做了深度分析的好文章之一。

20022003年,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杂志发表了马保尔Marble) 编辑的英文特刊《中国学研究之现状》。该特刊包括了各类专业领域的研究论文;此外,还对中国学研究领域中的五种重要期刊做了详尽评介 (Marble, 2002/2003),并在特刊附录详细罗列了近数十年来有关中国学研究之状况和趋势的论文(Appendix. 2002/2003)。

2006年梁雪莉等收集、整理并分析了过去三十年来有关中医学研究出版物的状况。他们的资料取自OCLC 的世界书目系统,通过对资料的分析以期全面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医学研究的状况。分析资料包括了除中文以外的以其他各种语言发表出版的有关中医的图书、期刊杂志、音像及电子资源。该论文是少有的利用大型数据库,对一专业领域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的文章之一。但须注意的是,该文章所基于的数据反映的是图书馆的收藏状况。因此,准确地说, 该研究揭示的是馆藏结果,尚未直接反映中医学研究的出版状况和趋势。 

美国出版者协会发布的年度统计公布了专业及学术出版社的出版及销售状况,然而这一根据问卷调查所做的统计囊括了技术、科学、法律、工商、人文、医学等领域;却没有包括有关亚洲或东亚研究的出版资料,自然也不会有关于中国学研究及专著出版的资料[2]。

综上所述,尽管许多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现状以及出版状况所做的研究,对了解欧美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但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分析欧美中国学研究出版状况的研究尚付阙如。因此,笔者试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特大型数据库数据和检索功能,对20002005年的欧美东亚研究、中国学研究与出版状况做尽可能详尽和深入的分析。

3 研究出版现状和趋势的新方法

YBP是北美最大的学术图书供应商。其全球在线书目信息网GOBI储存大约300万种世界各地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学术图书,包括6,300家欧洲以及40,000家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YBP在欧洲的合作者Lindsay & Croft (LC) 包括6,300家欧洲出版社,其主要服务对象是欧洲各国的学术图书馆[3]。

GOBI 数据库每年增加55,000种新书记录,平均每周增加1,100种。这些图书选自1,800家出版社。图书馆员们根据预先设定的各图书馆馆藏建设计划书在YBP数据库中选书。数据库中的所有图书都有详尽的书目信息、出版信息、专业主题词和地名主题词以及分类信息。YBP编目以《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Anglo-AmericanCataloguing Rules Second Edition),《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Schedule),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Library of CongressSubject Headings)为指导,并有明确著录时间。这些特点使得数据检索与收集相当便利,功能犹如检索美国大学图书馆书目系统。事实上GOBI书目的著录点和检索点与公共目录检索系统已无大的区别。本质的区别是大学图书馆书目系统向公众开放,GOBI 数据库只向YBP客户开放。

GOBI数据库中存储的绝大部分英文专著出版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也有少部分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极少数专业协会和学术团体之出版物未被收入外,YBP囊括了90%以上出版机构所出版的英文著作。同时,YBP还定期审查和更新出版社名单,以保证其数据库之覆盖面[4]。

为保证检索结果的一致性,我们特设置检索条件如下:

出版日期: 2000 年至2005

著录日期: 2000 1 1日至 2005 12 31

出版社范围:所有YBPLC 包括的出版社

专著程度类型:专业学术著作、普通学术著作、普及学术著作和职业专著。不包括青少年读物

地名主题词: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GOBI在编目时将西藏作为一单独区域处理)

此外,为了保证检索结果的准确性,给后面的分析打好基础,我们在2005年五、六月间数次重复同样的检索,并对每次检索结果进行比较,以确保方法的科学性和检索结果的稳定性。

4 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欧美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研究,即我们传统上或通常所说的东亚研究,出现了总体繁荣的景象。出版总量共计4,924种。从2000年的633种上升到2005年的928种,大约每年递增近50种新书。其中,中国研究仍然占主要地位,共有2,710种。日本有1,854种;韩国有360种。可以看出,中国学研究专著占总量的一半以上,是研究日本著作的1.46倍,研究韩国著作的7.52倍(见表1)。

 

1  2000-2005年来有关中日韩研究学术专著出版量

 

总计

2005

928

488

356

84

2004

876

522

307

47

2003

843

474

303

66

2002

873

475

335

63

2001

771

396

320

55

2000

633

355

233

45

总计

4,924

2,710

1,854

3,60

 

    在过去的六年里,东亚研究的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偶有下滑。比如,2005年有关中国的研究专著比2004年减少了34种。在20032004年间,日本研究专著出现下滑现象, 2005年迅速回升,并超过了2002年的最高点。韩国研究专著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状态, 2005年出现高峰,共出版84种新书,几乎是2000年的两倍(见图1)。

1  2000-2005 年有关中日韩研究学术专著出版状况

    另外,分析发现,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了东亚研究专著的出版行列。2000年共有174家出版社,其中出版了10种以上图书的有14家。到2005年,共有325家出版社出版与东亚研究相关著作,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108家;出版10种以上增至22家。在这22家中,12家是商业出版社,共出版229种新书,平均每家19种新书。其余10家是大学出版社,共出174种,平均各家17种(见表2)。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大学出版社中表现突出,六年来共出版183种图书,平均每年30种。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量则连年减少,与2000年的31种相比,2005年只出了11种。商业出版社中,RoutledgeCurzon  Routledge 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六年间,Routledge 共出版154种图书,平均每年近26种。2003Curzon加盟Routeldge,成立新出版社 RouteledgeCurzon此后出版量大增,3年里共出版164种新书,平均每年55种。相形之下,ME Sharp 的出版量则不断减少,2005年只出了6种新书,故ME Sharpe 没有出现在表2中。与之相反,以前不为人知的GlobalOriental则在商业出版社中占有重要一席,共出版18种新书,成为出版十种以上图书的出版社之一。

从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一些出版社以出版东亚研究区域有关的图书为主,似无侧重;而有的出版社则有地域之侧重。比如,Global Oriental 只关注和出版与日本和韩国相关的研究,不涉足中国研究领域。Kodansha 只出有关日本的各类研究著作,中国与韩国研究则不在其出版范围之内。而Hotei 所关注的出版面则更窄,除日本艺术外,不出版与其他学科研究有关的著作。而与前几年不同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在2005年所出的14种新书全部是有关中国的。2  2005年出版十种以上东亚研究专著的出版社

 

       

总计

    Routledge

39

25

12

2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7

14

16

7

    Routledgecurzon

30

15

15

0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6

24

2

0

    Palgrave Macmillan

26

13

13

0

    Tuttle Publishing

24

1

22

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2

19

2

1

    Brill

18

17

1

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8

12

5

1

    Global Oriental

18

0

11

7

    Kodansha

16

0

16

0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4

14

0

0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4

7

7

0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13

12

1

0

    Edwin Mellen

12

11

1

0

    Rowman & Littlefield

12

10

2

0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2

4

2

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6

3

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1

7

4

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4

6

0

    Hotei Publishing

10

0

10

0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0

1

8

1

    总计

403

216

159

27

 

    就出版的专业学科领域来看,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过去的六年里,在4,924种图书中只有一本属总论类[5]的图书,该书是关于中国学研究的。似乎国外东亚学者都更关注其他专业学科,而远离总论类研究。相比之下,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每年都有不少总论类图书出版发行。或许这是中西文化差异所致,或许是从一般到具体的研究方式所致。而从具体到一般的研究方式则导致相反的现象。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对这一现象所做的推测,没有其他依据。

不出所料,学科间出版的不平衡性是很明显的(见表3)。历来备受关注的学科如历史、语言/文学、艺术仍然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出版社出版的重点,并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2000年东亚历史图书共计157种,语言/文学96种,艺术48种。2005东亚历史上升到191种,语言/文学189种,几乎是2000年的一倍。艺术图书的出版变化最大,几乎是2000年的三倍,共128种。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科学的出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00年的159种上升到2005年的177种。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经济学、商业、财政、社会学等都包括在社会科学这一大类里。日常工作中,也日渐感受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在逐渐增多,因而相关出版物的大幅度增加也不足为怪。出版较弱的领域有历史辅助科学、伦理学、音乐、医学、农业、海洋科学和目录学。这种不景气的情形自2000年一直延续到2005年。有关地理学、地图、人类学、哲学/宗教、技术和军事史的研究及出版量也有所增加。而政治科学的研究和出版量则呈下降趋势,2000年的34种下降为2005年的24种。此外,在这六年里,法律和教育方面的研究和出版量则是有升有降。

 从总体来看,有关中国的各方面的研究均超过对日本的研究,只有两个学科领域例外,即农业和技术。国外学者对日本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出版量连续六年超过对中国同领域的研究量,有关日本农业研究著作共计34种,远远超过有关中国农业的研究著作量(9种)。有关日本和中国在技术方面的研究著作量则是111: 59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情况是,上面所提到的出版趋势也反映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Routledge  RoutledgeCurzon 的出版物上。在过去的六年里,夏威夷大学共出版184种专著,82种是有关中国的,81种是关于日本的,21种是关于韩国的。Routledge 共出版148种专著,其中73是关于中国的,62种关于日本,13种关于韩国。与总的趋势一样,这两家出版社也出现了出版量的上升,偶有下滑。就专业领域来说,夏威夷将重点放在语言/文学上,中国语言/文学占23种,日本语言/文学占25种,7种为韩国语言/文学。其次是哲学/宗教,21种中国哲学/宗教,13种日本哲学/宗教,2种为韩国哲学/宗教。再次之是东亚历史和艺术。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相比,Routledge的出版重点则有很大的不同,该出版社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科学而非文史哲,这几年共出版有关中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专著32种。22种为有关日本的社会科学著作,7种是有关韩国的社会科学著作。其次是东亚历史,中国历史17种,日本历史16种,韩国历史9种。再次为政治科学, 9种关于中国政治,6种有关日本政治,2种是关于韩国政治。六年里,Routelege 只在2000年出过一种有关日本艺术的专著。

与日本研究不同,中国学研究不仅包括中国大陆,还包括有关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的研究,具体状况和趋势也很有趣。笔者将有另文讨论。

5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欧美有关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研究及出版状况有了综合性的了解,尤其是对各专业学科领域的出版状况和趋势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这将有助于学者了解学科研究和出版趋势,也有助于藏书建设图书馆员和学科馆员把握馆藏建设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的这一研究仍有它的局限性。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尽管GOBI囊括了90%以上的欧美出版社的英文出版物,但是,它并没有尽收关于东亚研究的所有英文著作。此外,在计算新书数目时,英美同时出版的同作者同一书名的图书只计为一种,精装和简装也只计为一种。比如,2005年,从GOBI中共检索出1,064种东亚研究专著,去掉重复以外,剩下928种。在这一去重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计算不精确,尽管误差可能性很小。另外,同样内容由不同出版社以不同书名出版的情况也存在。尽管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将这类书只作一种计算,但难免有极个别未被发现者。

尽管如此,我们深信这一研究将有助于学者和图书馆员对欧美有关东亚研究和出版情况的了解和认识。探究其他领域的研究动向和出版状况也或可做类似的研究,乃至在我们描述统计学之外,利用推理统计学方法考察发展趋势。希望本文能有抛砖引玉之功效。

参考书目

1 Appendix. 2002/2003. “A bibliography of Essays on the State of the ChinaStudies Field.” Issues & Studies, 38(4)/39(1):373-392

2 Blum, Susan D. 2002. “Margins and Centers: A Decade of Publishing on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4):1287-1310

3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Executive Group of the Association ofAsian Studies (CEAL). 1993. “East Asian Collections: A Report on Current TrendsWritten as Part of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Project: Scholarship,Research Libraries and Foreign Publishing in the 1990's.” The Committee on East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100:88-109

4 Leung, Shirley; Chan, Kylie; Song, Lisa. 2006. “Publishing trends inChinese medicine and related subjects documented in WorldCat.” Health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23(1):13-22

5 Marble, Andrew D. Introduction. 2002/2003. “Special Issue: The State ofthe China Studies Field.” Issues & Studies,38(4)/39(1):1-10

6 Mote, Frederick W. 1958. “NOTES Recent Publication in Taiwan.” Th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7(4):595-606

7 Soong, James Chu-Yul. 1973. “Chinese Publications in Early 1973.”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2):289-293

8 Van De Moortell, Raymond. 1989. “Find More Like This Twice-told Tale.”American Libraries, 20(8):746

注释

1 此文资料和数据主要来自于作者尚未发表的英文稿Who's Published What on East AsianStudies”。作者愿在此对匹兹堡大学中国学研究馆员张海惠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她审读全文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没有她的帮助、指点和润色,该文将逊色不少。文中疏漏和错误由作者全权负责。

2 美国出版者协会网站�[2006-6-24http://www.publishers.org/industry/index.cfm.

3 YBP 网站�[2006-6-21http://www.ybp.com/ybp/DomIndex.html?home.html&1 和http://www.ybp.com/index.htm

4 陈肃访谈LindaLomker女士,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 Lois Christian女士, 采访部主任。王成志访谈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图书采访部对YBP有了解的工作人员。本文所涉YBP的情况均反复与YBP资深书目学家Bob Nordini 先生核实。

5 本文依据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题分类系统 A-Z比如,A 为总论,包括全书、连续出版物、选集、百科全书、期刊杂志、学术团体、协会等专业出版物、报纸、综合类工具书、索引等等。DS 为东亚历史。P 为语言,文学。Z 为目录学,图书馆学等。参见附录一。

    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suchen@umn.edu

王成志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研究馆员和负责人,cw2165@columbia.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