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前瞻――纪念中国索引学会成立十五周年

葛永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200336）

1991年12月24日，中国索引学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唯一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索引专业学术团体，它的成立也是中国索引史上的一件大事。诚如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先生当时在《贺词》中所说：“中国索引学会的建立，把这股力量凝聚起来，是弘扬索引科学、做好索引工作、更好地为学术研究界服务的至关重要的保证。”［1］时间过得很快，一晃15年了，我们已经跨入一个全新的世纪。温故而知新，奋臂以扬鞭。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学会的创建经过和它平凡却耐思索的历程，也许不无启示和意义。

一

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国际、国内风云变幻时期。为促进索引理论研究，繁荣索引编纂出版，培训索引人才，一个继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之后即将成立的中国索引学社，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注意。作为学社筹备处负责人，我和潘树广同志曾告诉媒体记者说：“尽管当前经商成风，知识贬值，但有远见的出版家、学者和事业家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使我们充满信心。这种有益学术而无利可图的事业，必将在曲折的征途中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2］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此。那时，一个全国性社团从草创到正式成立，撇开整套的行政程序不说，光是经费、办公场所、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等等问题就够费神的了。但是，这些关口在各方关心、协助下都一一闯过来了。当学会以规范化名称――中国索引学会获得中央民政部和当时的主管单位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时，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在学会成立大会上，宣布德高望重的顾廷龙先生为学会名誉理事长，袁运开校长为理事长。推选我为第一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学会日常工作。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发扬求实精神，努力开拓我国索引事业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当时，在华东师大会场上，人们环顾四周，索引界精英济济一堂；放眼上下，索书山之秘库、引学海之航船的中国索引事业正任重道远，前途无量。中国索引学会的成立，揭开了我国索引史上崭新的一页。

二

过去，有人讥讽我国有些社团不干实事，往往争名夺利，或只是让一些领导人挂个名对号入座排个虚职，所谓“排排坐吃果果”，如此而已。值得庆幸的是，索引学会的领导一开始就把“真诚、求实、开拓、奉献”这八个字作为办会宗旨和会员活动准则，并坚持身体力行。我们深知，一个好的社团，一个能够成长起来的社团，必须有长远规则，有肯奉献的领头人。国内一家著名的杂志在学会成立初期就报道了我筹办学会的艰苦经历［3］（学会的另一创始者潘树广因教学科研任务繁重退出，后担任学会顾问）。其实创建学会岂是一人之功，但在主持学会工作的10余年中，我常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感。因为想起索引界前辈钱亚新先生在生命垂危时的谆谆嘱托，以及广大会员的殷殷期待，我确有芒刺在背似的压力感，使我无法懈怠。为了全力投入学会工作，我退休不久就又辞去了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等单位的返聘。是的，要创建一个面向全国，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的学会，我与当时各位学会领导都明确应该努力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在此期间，许多学会领导和挂靠单位的同志，如王明根、罗友松、林仲湘、王同策、侯汉清、黄秀文等，以及秘书处的许多同志都各守职责，尽心尽力，而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暨情报学家张琪玉更是十余年如一日参与学会工作，作出重大贡献。学会顾问陈誉教授也经常关心指导学会工作。当时学会有位副秘书长（指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林申清）在身患绝症即将告别人世的前夕，还时刻关注着学会图书的出版；华东师大图书馆研究馆员仇永明生前对学会工作也始终抱着满腔热忱；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曾蕾博士更是在协助学会开拓国际交流工作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社团本是有共同理想和志愿的人所组成的群体，正是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才使学会工作能始终充满朝气、卓有成效地推向前进。

三

社团并非赢利机构，除会员交纳的会费外，没有任何经费补贴。但是，幸运的是，学会成立初就得到香港企业家黄金富先生、台湾大学胡述兆博士和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先生等的慷慨赞助，虽然数目大小不一，却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学会群策群力开展了各项活动。首先，成立各专业委员会，制定有关规划，并与各地联络机构一起，协同开展工作；其次，大力发展会员，建立一支有水平、高资质的索引工作者队伍，曾先后在各地举办培训班10余期，还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年会、研讨会、成果展示会等）；第三，扩大索引服务和应用领域，推动索引走向社会，如建会初期就与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合作编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文献库》并通过国家鉴定；后来又与上海电话号簿公司（即今中国电信集团黄页信息有限公司）长期进行科研合作，这些都为索引走向社会作了探索并开了先河；第四，大力宣传和扩大索引知名度，编纂出版各种与索引业务有关的图书、报刊，如：索引研究论丛、索引通讯、中国索引综录、索引教材，以及历经艰难曲折才争取出版的《中国索引》季刊，等等。第五，积极与国外索引团体建立联系，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如与澳大利亚索引团体的互访，并在国外电台的广播讲话等，还有与英、美等5国索引团体签订学术交流协议，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学会的影响和知名度。长期以来，我国索引从闭门造车到走向社会，进而跨出国门进行国际沟通交流，应该说这是我国索引事业的一大跃进。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学会长期经济并不宽裕，当时所有工作同志一般均无报酬，有的也仅每月支付一、二百元津贴，因此每年年检和换届审计无不顺利通过。这种以事业为重的清廉作风自也值得称许。

四

2001年12月，中国索引学会举行成立10周年庆典。学会业务主管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发来贺信，国家新闻出版署也对学会作了较高评价，称中国索引学会“是一个有活力、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但学会领导层决不自满，早在两年前（即1999年10月）的大连国际年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离开预期的目标还很远，譬如学会创建初期，我们曾经计划编辑出版一套跨世纪的大型索引学术丛书；我们还想拥有学会自己的出版机构；更想筹建‘中国索引事业发展基金会’、‘全国方志年鉴信息中心’，等等，看来这些在目前暂时还难以实现。然而我们有信心、有毅力，继续迈着坚定的步伐，努力跟上形势，在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方面，为当代索引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4］事实上，后来遇到的困难更多，如在办刊工作上的曲折经历等等，但一时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一个社团的成长与发展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只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努力攀登新的高峰，学会才能保持她永恒的活力。

又过了两年（即2003年11月），中国索引学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改选。关于这次换届曾经有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因为不仅有较多老同志退下来，更关系到学会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世纪有更大作为。于是，在挂靠单位问题上，学会率先采取协商和竞标并举的办法，这在目前国内社团中恐怕还是罕见的。虽然有过一些曲折，但事实证明，这样对学会发展有利；从长远看，更能显示一个社团的活力和旺盛的战斗意志。因此，在这次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已明确指出“要继续引进和确立竞争机制”［5］。这完全是基于学会持续发展的思考。后来，全国政协常委、学会顾问邓伟志在向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提交的发言稿中，也把“要发展社会组织――社团建设要力避行政化，要增强生命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十二条大纲之一。可见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在这次换届中，我决定与不少老同志一起退下。当我听到主管单位的领导――中国索引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韦建桦在大会讲话时满含深情地说道：“在回顾学会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学会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者葛永庆先生――为学会的成长壮大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6］时，以及许多老会员对我流露的真挚友情和热情挽留，依依惜别，我真的感到十分激动。此时此刻，想到自己与大家一起搞了10余年的学会工作，眼看她从无到有，从幼小至逐步成长，如今又后继有人，内心的喜悦和欣慰是无法形容的。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索引事业正方兴未艾，需要有更多年轻有为的有志之士参与。这才是学会的长久之计和生命力之所在。后来，在《我与索引的不解缘》一文中我又再次表示“仍将密切关注索引事业发展的未来，并力争继续为我国索引事业贡献绵力”［7］。

新一届理事会（挂靠单位为复旦大学）成立3年来，承前启后，积极开展会务工作，尤其在困难情况下坚持会刊编辑出版，并在将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索引工作标准提上日程等方面作了不少努力。相信他们将继续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广泛团结和调动会员积极性，群策群力，为我国的索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索引学会只是我国数千社团中的一个。她的诞生和成长，也许能在社团发展史上留下些踪迹，给我们带来某些启示。她在新时期如何迈出新步伐，翻开新的一页，人们正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胡道静.祝词篇，文汇报，（时间不详）

2简报(1).从行家到专家――记中国索引学会创始人葛永庆.情报资料工作，1992(2)

3知之.从行家到专家――记中国索引学会创始人葛永庆.情报资料工作，1992(2)

4葛永庆.迈向新世纪的中国索引事业.索引家杂志，2000

5葛永庆.团结一致，共创索引事业的光辉明天――在中国索引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2003年11月12日，南京

6韦建桦.开创中国索引学研究的崭新局面――在中国索引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3年11月12日，南京

7葛永庆.我与索引的不解缘.中国索引，2004(2)

葛永庆  中国索引学会主要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