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学社与民国时期的索引编纂

李春博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200433)

    摘  要  本文在总结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洪业主持的索引编纂事业加以概述，认为他的工作对于民国时期索引编纂的科学化有着重要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哈佛燕京学社  民国时期  索引编纂科学化

    哈佛燕京学社自1928年成立后，对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及近代教育事业发展产生很大积极作用，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不少学者曾撰文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仅对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索引的编纂情况及其在推动中国索引编纂科学化方面的影响作一探讨，敬祈方家指正。

1 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哈佛燕京学社是美国霍尔基金会提供资助的情况下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机构，较早撰文对哈佛燕京学社进行介绍的是曾于1947―1950年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兼北平办事处总干事的陈观胜，他在《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一文中介绍学社成立的经过及其展开的各项学术活动，重点叙述了学社在中国培养人才、出版学术刊物和对图书资料的收集，使人们对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直面的认识［1］。王钟翰对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有过撰述，叙述二者关系并重点介绍学社的机构和引得编纂处编纂索引的程序［2］。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张寄谦对学社的情况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他的《哈佛燕京学社》一文对学社成立的经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作关系、燕京学社的机构设置等问题展开研究，引起学界的瞩目［3］。樊书华利用英文资料研究燕京大学参与创建学社的过程及其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学社成立之初燕京大学经过相当程度的努力才争取到与哈佛的合作，在双方关系确定下来之后开始着手学社的筹建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协商，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正式在美国麻省成立，总部设在哈佛，在燕京大学设立“学社在北平办事处”，“作为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同时联络并资助燕京大学推荐的六所教会学校［4］。

陶飞亚则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相关档案重新展开讨论，他在《〈哈佛燕京学社〉补正》中从三个方面对学社的研究加以补充。其一，学社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霍尔遗产管理人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实质上是哈佛燕京两校出于双方共同利益，积极合作从而成功争取到霍尔遗产基金的资助，最终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是哈佛大学与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六所中国教会大学的合作机构。其二，学社的机构问题。文中特别指出学社总部在美国，中国只有“哈燕社驻平办事处”作为联络六所中国大学的常驻机构，并不存在所谓设立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其三，燕京大学方面对学社基金的使用，重点在于资料建设、学术研究及培养学生［5］。彭小舟对学社的组织机构加以研究后认为它具有“纯学术性”、“严整性”、“独立基金制”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燕京与哈佛方面的合作具有平等性、规范性、互补性的特点［6］。

上述文章尽管涉及到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但尚未见到有专文研究学社对民国时期索引编纂事业的作用和影响，下文就此略加讨论。

2 洪业与索引编纂事业

洪业(1893―1980)，福建侯官县人，谱名正继，字鹿岑，号煨莲(畏怜，william)，22岁时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硕士学位，归国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等职，1940年赴美接受神学博士与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到哈佛讲学，后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1980年在美国去世。洪业在国学研究上成就卓著，尤其是在索引编纂方面贡献良多。他撰写的《引得说》详细说明引得的概念，介绍他发明的检字方法“中国字庋撷”以及索引编纂的具体工作程序，为编纂出高质量的索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为《仪礼引得》、《礼记引得》、《春秋经传引得》等撰写的序言考证精密，解决了相关领域的诸多疑难问题［7］。由于《礼记引得序》的发表以及他在索引编纂方面作出的贡献，1937年荣获法国巴黎铭文学院茹理安(StanislasJulien，一作儒莲)奖金［8］。

洪业最初产生编纂索引的想法是由于中国书籍缺乏索引工具，利用起来很不方便，常常痛感翻检之苦，在他接触到西方索引之后，更加认识到索引的重要性。据他自述1929年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为中文书籍编制索引，“开始解剖汉字而为新检字法之试验”，还曾经受到过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和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启发［9］。在燕京大学任职后他开始把设想付诸实践，1928年赴哈佛大学讲学时美国学生同样提出中国古籍太多而无法查阅的问题，促使他向哈佛燕京学社提议编纂索引，得到学社托事部成员布莱克的支持。1930年他正式提出创办引得编纂处的计划，很快在学社年会上获得通过［10］。洪业起草的《哈燕社备忘录》显示，他在1929年燕京大学学术计划中提出编写“分析性目录”的设想，陶飞亚认为“这很可能是后来享有盛名的燕京引得编纂的由来”［11］。

洪业主持的索引事业一开始就做了充分准备，1930年秋引得编纂处成立后，洪业在聂崇岐、李书春、田继综等人的帮助下，整理出“中国字庋撷”检字方法，为编制索引提供理论基础。他制订了严密的工作计划，拟定《引得编纂手续纲要》，将编纂工作分为十个步骤，包括选书、选本、标点、抄片、校片、编号、稿本、印刷、印本校对、加序等程序，并在随后的实际编纂过程中不断完善，通过不懈努力，编制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索引作品，得到时人高度赞扬，有人评价这些引得“校对真确”、“印刷精美”、“序言可贵”、“简便易学”，可谓推崇备至［12］。彭忠德将其特点归结为五个方面：其一，“便利读者使用，克服繁琐难记之不足”；其二，选取最佳版本，同时参考通行本，扩大索引使用的范围；其三，通过标注前人校勘成果来提高索引学术价值；其四，以实用性为原则确定体例，从而节省篇幅；其五，序文包含作者研究心得，极具学术价值［13］。可以说把洪业所编引得的优点全部总结了出来，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最大的贡献是推动民国时期中国索引编纂事业的科学化。

3 民国时期的索引编纂

我国古代书籍浩如烟海，缺乏索引工具书的编纂，不少学者曾经做过尝试，如明张士佩《洪武正韵玉键》，清汪辉祖《史姓韵编》、阮元《经籍纂诂》等都属于索引的初期形态，存在着利用不便的缺点。近代学人与西方文化接触后，更加直观地认识到索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如胡适、何炳松等学者都在不同场合提出编制索引的倡议，洪业也是在赴美留学时开始考虑如何把编制索引工作付诸实施［14］。

民国时期的索引编纂工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步的，最初索引成果寥寥无几，由各地图书馆编印的索引占很大比例。万国鼎在对比欧美日本高度重视索引编纂的情况后说：“返视吾国，则书籍之附有索引者，几如凤毛麟角，且体例欠善，检阅仍难，杂志索引仅清华政治学研究会编印之《政治书报指南》一种，报纸仅有杜定友氏主编之《时报索引》一种，且均分类排列，规模狭小，偶然从事，未能继续，方之欧美索引，相殊悬绝，我国学术界之不幸也”［15］。正如他所说，民国初年虽然已有索引作品问世，但数量很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索引综录》收录1912―1950年编纂的索引约有240种，而1912―1930年最初的九年间仅仅只有20种，其中还包括国外编纂的4种，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索引编纂尚处于开始阶段，但已经向现代意义的索引迈出可喜的第一步。在众多学者的倡议下，受图书馆编制索引的影响，索引编纂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1929―1930年两年内出版了九种索引，同时学界还展开了对索引编纂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尤其是对检字法理论的探讨，使中文检字方法日益成熟，“到三十年代初，各种检字方法竟有六十一种之多”［16］。由此万国鼎认为当时产生了“索引运动”，他还亲自在学校开设关于索引的课程［17］。

1931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成立，使民国时期的索引编纂工作达到鼎盛时期。1931―1937年全国共出版各类索引达143种之多，约占民国时期出版索引总数的59.6%，其中引得编纂处出版有42种，对民国时期兴起索引编纂之风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1930年钱亚新出版了《索引和索引法》一书，对索引的定义、功用、分类以及具体编制方法作了详细论述，是“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底第一部著作”［18］。此后洪业发表的《引得说》则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结合实际发明“中国字庋撷”检字方法，制订了一套编制索引的完整程序，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郑振铎当时就指出“最近七八年，索引的编纂，方才成为一时的风气。燕京大学的引得编纂处，在洪煨莲先生的主持之下，陆续的出版了二十多种的引得，其用力独劬，其影响最大”［19］。

抗战爆发后，索引编纂事业受到极大影响，1938―1945年八年间仅出版各类索引45种，其中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在被日军占领前坚持编纂出版了16种。1946―1950年由于时局动荡，索引编纂的繁荣局面一去不返，五年内出版索引22种，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在困难重重之下仍然出版有6种之多，此外还着手开始《韩非子》、《晋书》、《清史稿》以及宋、元文集等索引的编制工作，其在民国索引编纂的中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20］。

4 结语

在洪业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二十余年间编纂出版各类索引64种，对象包括群经、正史、诸子及宋、辽、金、元、明、清传记，佛、道藏子目，类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至今仍然有其利用价值。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学社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其使用，为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主持编纂工作的洪业既有国学根基，又受过西方现代学术训练，有着广阔的视野，以不懈的努力推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

综上所述，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引得编纂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民国时期索引编纂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引起国人对索引编纂的热情，推动中国索引编纂事业在抗战前达到高峰。前文表明，引得编纂处编制的索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没有其他出版机构能与之相比，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各类专门的索引著作相继出版，引得编纂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第二，促进中国索引编制方法的科学化。洪业在索引的理论探讨和实际编纂中都吸收了西方索引工具书的优点，在社会上对其他索引的编纂起了示范作用，从广义上说“突破了传统的格局”，超出乾嘉考据学家，推动着中国的“史学现化”进程［21］。

参考文献

1 陈观胜著，熊大绛译.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8

2 王钟翰.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2

3 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载章开沅、林尉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4 樊书华.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美国研究，1999（1）

5 陶飞亚.《哈佛燕京学社》补正.历史研究，1999（6）。参见《哈佛燕京学社考论》，陶飞亚著《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彭小舟.论哈佛燕京学社的组织特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7 翁独健，王钟翰.洪煨莲先生传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8）

8 王钟翰.洪业先生小传.刘梦溪主编《中国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 洪  业.引得说.刘梦溪主编《中国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0

10 王钟翰.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5

11 陶飞亚.《哈佛燕京学社》补正.历史研究，1999（6）

12 参见《燕京新闻》1934年11月9日，转引自罗义贤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138

13 彭忠德.洪业与中国的“引得”之学.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1）

14 潘树广著.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17-28

15 万国鼎.索引与序列.图书馆学季刊，1928（3）

16 赵江川.中国索引在1911―1936年间的发展研究.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2）

17 万国鼎.索引与序列.图书馆学季刊，1928（3）

18 杜定友.索引和索引法序.钱亚新著《索引和索引法》，参见《民国丛书》第二编第51册.上海书店，1990

19 郑振铎.索引的利用与编纂.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02

20 王钟翰.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录.中华书局，1983（8）：64

21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08、

李春博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