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况

陈东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杭州 310028)

    摘  要  本文论述了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  古籍索引  美国汉学  欧洲汉学

    中国古籍索引［1］是从事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必备工具书，编制工作本身又是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促进东西方汉学研究的交流，本文拟对欧美有关国家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情况作一概述。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日本。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约占世界各地学者编制的全部中国古籍索引的80%，仅唐代文学古籍索引就达38种，其对中国古籍索引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而欧美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在世界各地学者所编制的全部中国古籍索引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大约只有2%。但数量少并不等于没有价值，由于东西方学者在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导致其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也各具特色，欧美学者在编制中国古籍索引方面有不少先进经验和技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况且，由于语言障碍和地域遥远等原因，中国内地学者对欧美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的了解，较之对台港地区和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的了解还要少。这就更有必要作些介绍。

在欧美有关国家中，美国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最多。早在1930年9月，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燕京大学合作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成立于北平(今北京)。从1931年2月到1950年3月，引得编纂处编制了《说苑引得》等41种(50册)引得正刊，《毛诗引得》等23种(31册)引得特刊(特刊一般附有原文)，共计64种81册，总称《汉学引得丛刊》(SinologicalIndex Series)，其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即为美国学者魏鲁男(J.R.Ware)［2］所编制。再有，佛若泽(D.H.Fraser)和洛克赫特(H.S.Lockhart)编制的《左传索引》由英国牛津大学印书馆于1930年出版，巴克斯特(G.W.Baxter)编制的《钦定词谱索引》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此外，S.j.fidler和J.I.Crump编制的《战国策索引》、汤姆斯(N.P.Thomas)编制的《韦应物诗注引得》、D.P.Jordan编制的《法苑珠林志怪小说引得》、纳什(V.Nash)编制的《翟理思华英字典、康熙字典及佩文韵府三字典引得》、麦克奈(B.E.Mcknight)编制的《丛书索引中文子目》、罗(K.Lo)编制的《四部丛刊索引》、麦克马伦编制的《中国典籍索引》、拉克维尔茨(I.D.Rachewiltz)编制的《蒙古秘史索引》和《金元文学作品传记资料索引》、米克尔(S.L.Mickel)编制的《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一：前编和后编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二：续编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三：六种早期甲骨材料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四：1925年到1933年出版的七种甲骨集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五：1935年到1939年出版的七种甲骨集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六：1938年到1945年出版的六种甲骨集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七：1946年到1951年出版的六种甲骨集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八：殷墟文字甲编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九：殷墟文字乙编中重见片与成套卜辞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十：1953年到1955年出版的五种甲骨集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等，均系用处较大、在欧美汉学界较有影响的中国古籍索引。其中由中国上古语言和文学专家米克尔编制的“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系列索引”实乃甲骨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早在1974年9月就开始在纽约《中国文化》杂志上连载，最后一部分登于该刊1983年第12期。但中国内地学者很难见到这一珍贵的资料，致使在相关论著中也很少提及。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利用在计算机领域的强大优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利用电脑这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编制中国古籍索引，如伊凡霍埃(P.J.Ivanhoe)等人早在1978年就利用电脑编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朱熹中庸章句索引》、《王阳明大学问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索引》、《戴震原善索引》等字词索引。此外，当时在德国汉堡大学任职的吴用彤于1975年编制出版了《诗经索引》，这是首次用电脑编制的英译本《诗经》索引。

法国堪称域外汉学研究之重镇，成果丰硕。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方面，法国和中国学术界合作组建的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于1942年在北平(今北京)成立。自1943年至1952年，该通检组陆续编制了《论衡通检》等15种中国古籍索引，总名《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1948年改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和中法汉学研究所(1948年改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组在1931年至1952年的20余年时间内，共计出版中国古籍索引79种，约占中国在1952年之前出版的古籍索引总数的70%。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该丛刊以《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后改称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通检提要文献丛刊》(Travaux d' Index deBibliographie et de Documentation Sinologiques)的新名称，刊出了法国学者施博尔(也译施舟人，K.Schipper)［3］主编的《抱朴子内篇通检》和《抱朴子外篇通检》、递尼(也译桀溺，J.P.Dieny)主编的《曹植文集通检》、加农(G.Gagnon)主编的《史通和史通削繁联合通检》等数种。同时，施博尔还以个人力量编制了《道藏著作篇目通检》［4］、《黄庭经通检：内景和外景》和《云笈七签索引》。施博尔系法国著名汉学家，对中国道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曾在台湾研究道教多年，对中国文化、历史等情况十分了解，并在主编《抱朴子内篇通检》和《抱朴子外篇通检》时与台湾学者陈嘉然进行过合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所编制(或主编)的中国古籍索引的质量。施博尔所编制(或主编)的上述5种索引都是使用频率较高的有价值的中国古籍索引，所选用的古籍原文版本亦较为理想，如《抱朴子内篇通检》和《抱朴子外篇通检》所选用的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校正本《抱朴子》。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当数施博尔对中国古籍索引编制事业的贡献最大。递尼也是中国通，主攻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对曹操、曹植父子的诗文很感兴趣，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便有了《曹植文集通检》。笔者建议中国内地的出版社可以像重版《道藏著作篇目通检》那样，考虑重版另外几种索引，必将受到中国内地学者的欢迎。此外还有F.J.Chang编制的《宋代官职名称索引》、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制的《伯希和所获敦煌汉籍写本目录》等。

英国学者也编有一些古籍索引。如曾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一流汉学家翟理思(H.A.Giles)之子翟林奈(L.Giles)早在1911年就编制出版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该索引将条目英译(附中文)，按英文字母为序编排。E.D.Grinstead则编制了《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标题索引》。英国学者赖特(H.Wright)编制的《宋代地名索引》，1956年由巴黎历史研究中心出版。此外，德国学者芬丝黛布氏(F.Kaete)编著了《汉代表演的内容和主题索引》。除了美、法、英、德四国外，欧美其余国家所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极少。

从总体而言，欧美学者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领域成绩不大，在欧美汉学界的学术成果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令人遗憾的是，上文提及的在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哈佛燕京学社虽然继续存在，并且为促进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5］但其中的引得编纂处早已不复存在，整个机构再也没有编过任何中国古籍索引。《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通检提要文献丛刊》虽未停刊，但差不多10年才出一种，几乎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与大名鼎鼎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实不相称。与日本以及台港地区的学术研究经常登载中国古籍索引不同，法国虽然拥有《中国研究》、《中国研究丛刊》、《汉学书目杂志》、《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远东亚洲丛刊》、《亚洲艺术》、《通报》等国际知名的与汉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刊物，却从未发表过法国或其他国家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所以中国内地近年来刊布的有关法国和国外汉学的论著中很少提及法国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此外，上述中国古籍索引(尤其是编制年代较早者)有的还有不少错误。如《左传索引》所采用的底本是19世纪出版的英译本(左传)，《大公报》1937年5月20日《图书副刊》182期载中国学者聂崇岐文，指出了该索引的错误之处。由于学风、师承等原因，欧美汉学家(包括华裔汉学家)一般更喜欢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而对编制古籍索引之类枯燥、繁琐的工作兴趣不大。加上他们觉得有大量中国、日本学者编制的现成的古籍索引可以利用，就更不愿意、有时也觉得没有必要自己辛辛苦苦编制古籍索引了。就算是编制索引，他们也更愿意编制汉学研究论著分类索引(这类索引相对多一些)，而不太愿意编制费时费力的中国古籍原文索引。这一现象目前在欧美汉学界并无改变，并且他们所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的数量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欧美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一般或多或少夹杂着外文，这当然有利于西方学者使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日本等习惯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籍整理研究者利用这些索引。《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中有许多法文、英文，令不少每天与古籍打交道的中国学者(还包括一些日本学者)颇感头痛，这也许是这套通检丛刊在中国、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使用频率，不如性质差不多、但几乎不含外文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制的《汉学引得丛刊》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此笔者建议中国内地有关出版社在重版这类索引时，应作一些改编。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有重统计、重数据的传统，古籍索引在欧美汉学家从事研究时还是十分有用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欧美汉学界可以利用他们电脑技术先进、经济实力雄厚等优势，结合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在使用电脑编制中国古籍索引方面大显身手。

注释

1 “中国古籍索引”大体上可分为“中国古籍原文索引”和“中国古籍研究论著分类索引”两大类，本文仅就前者为论述对象。此外，关于中国古籍索引，在一般情况下，英美汉学界使用“Index”一词，法国汉学界使用“Concordance”一词，日本汉学界使用“索引”一词。

2 本文提及的欧美学者的姓名，凡原书或有关文献中署有中译名者，则署中译名或中外文对照，否则署外文原名。

3 笔者见到中国内地近年出版的一部工具书，在同一页码中分别将K.Schipper译为斯希佩、施博尔、施舟人，极易使人误认为这是3位不同的法国学者。

4 该书经中国台湾学者李殿魁改编后，以《正统道藏目录索引》为书名，由台北艺文印书馆于1977年出版；又经中国内地学者陈耀庭改编后，以《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为书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5 参见张凤：《哈佛燕京学社七十五年星霜》，载《汉学研究通讯》(台北)第22卷第4期，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11月版。

陈东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