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
人名索引的同姓名考证
黄 明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062)
摘 要 在编写地方志人名索引过程中，对大量同姓名卡片如何进行判别、归并。
关键词 编写人名索引 华北地方志 同姓名考证
80年代中，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穷数年之力，编写《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人物资料人名索引》一书，问世后颇得好评。笔者曾就编写过程中同姓名考证、合并问题撰文《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人名传记资料索引的同姓名考证》，发表于《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3.3)上。时隔十年，华师大图书馆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委托，为《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编写人名索引，同样遇到大量同姓名的考证、合并问题，较之前次，许多地方都有所不同。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一辑)共收录方志107种，其成书年代大多在明中叶嘉靖时期，地域几乎遍于全国，我们的收录标准，又采用的是“见名必录”。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并无事迹可稽。因此，同姓名卡数量虽高达总数的11%～15%，其中份属同一个体的并不很多。而《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以下简称《华北卷》)则不同，所收389种方志不仅地域集中，而且同一行政区域内方志不论时代先后均予收入。如天津一地，便有《康熙天津卫志》、《光绪天津府志》、《乾隆天津县志》、《同治续天津县志》、《民国天津新志》等五种。我们制卡时只取人物传记部分，而方志修纂体例，后志承袭前志，府志、郡志又撮抄县志。如此，遂造成大量重复。
明人治学态度不严谨，志书体例粗疏，记载简略。宋元以前本地人物极少登录，清人则不然。举凡史传、志书、碑铭、家谱、行状，靡不搜罗，夸胜斗多，务求完备。而华北自古为政治中心，古称“燕赵多奇士”，公侯、将相、名宦、文士辈出。一些高门望族如太原王氏、清河崔氏、闻喜裴氏、河东柳氏，更是占尽一时风光。方志编纂时，对本地区历史上的这些名人，自不能略而不顾。于是有些姓氏中，重复卡竟占到总数的40%～60%。
我们在制卡时，于传主姓名之下，列入朝代、籍贯、字号、身份、官职等几个元素，作为判别的依据。不过，虽然列出了制卡的几项主要标准，但是卡成众手，取舍不一。即使同一人同一篇传文，也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在合并时，各项记载相同的，归并时自无困难。而记载不同的，就需要有所辨别。
在判别身份的各项要素中，籍贯是最重要的一项依据。但行政区划有省、府、县三级之别，如泽州凤台、潞州长治等，有些记载用府名，有些记载用县名，甚至用古称，造成歧异。明代又有所谓军籍、民籍之分。如李东阳，原籍湖广茶陵，隶金吾左卫(北京)；郑绅，原籍涞水，隶锦衣卫；造成籍贯记载上的不一致。文人又往往喜欢使用祖籍。遇到以上情形，唯有仔细核对传文或翻检工具书，方能做到准确归并。
封建时代的特征之一是等级森严。为表示崇敬，帝王的名字，民间不得使用(称为犯讳)。下级不得犯上司之讳，子、孙不得犯父、祖之讳。同理，地方上的绅士名流，或为显宦，或为大儒，由于他们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所以，也不会有人使用他们的名讳。易代之后，情形或有所改变，而同时代同地区却可以肯定使用此名者“独一无二”。由此，可以判别许多同姓名卡。
多种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或摘自史传，或相互抄袭。在传写、刻印中，产生大量错误。脱字、衍文，比比皆是；鱼鲁 亥，随处可见。许多不同姓名实际上却是同一个人，需要一一进行甄别、考证。这一部分工作的难度是最高的。
因字形近似而致误：
东魏窦泰误作宝泰，北魏乙 误作乙环。程行驹变成程行 ，郝惟谔错写郝惟谦等等。
类似以上情况，若出现频率较高或有据可查时，辨别正误还比较容易。若出现频率较少(仅二、三张卡)时，就需要进一步考证。
“李吐馨”又“李吐声”，依古人命名方式，兰芷吐芳馨，吐声无意义，应以“吐馨”为正。
“杨道楫”又“杨道辑”，按楫为船桨，《易系辞》：“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辑指车箱，泛指车辆。古人名与字互有联系，其人字仙舟，可知以“楫”为是。
“宋 ，字振鹏”又“宋搏，字振鹏”，按《庄子》：“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 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据此，“搏”乃误写。
因字音近似而致误：
“霍震寓，清苑人”，又“霍震愚，清苑人”，前一卡出于《光绪保定府志》，后一卡出于《民国清苑县志》。经查《光绪保定府志・选举表》，“震寓”不误。
“阎士淳，徐沟人”，又“阎士纯，徐沟人”，前一卡出于《康熙徐沟县志》，后一卡出于《光绪补修徐沟县志》，经查，为后志抄前志时致误。
衍文：
“马其，字云亭，雄县人”，又“马其骏，字云亭，雄县人”，经查，“骏”为衍文。
《山西通志》有“路义秉，永和人”，《永和县志》记为“路义”，“秉”为衍文。
脱字：
“曹濯新，平谷知县”又“曹濯，平谷知县”，前一卡出《平谷县志》，后一卡出《顺天府志》，脱“新”字。
元大同人韩浩，任便宜都元帅之职。《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卷一百四十八，《大同府志》、《蔚州志》均有记载。《山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八载传文如下：“大同人，任便宜都元帅”。卷一百六：“韩浩宜都元帅”，脱“便”字，制卡时写成“韩浩宜”。《大同府志》：“韩浩便宜都元帅”，制卡时写作“韩浩便”。四处记载，四张卡片，写成三个不同的名字。
避讳：
封建帝王的名字，民间不得使用。若有相同或近似的，就必须更换其他字样。因此，楚汉之际谋士蒯彻，避汉武帝刘彻之名，变成了蒯通。仙子女亘娥，避汉文帝刘恒讳，换作了嫦娥。东汉隐士庄子陵，避汉明帝刘庄讳改成严子陵。《华北卷》中绝大多数志书修于清代，为避清朝诸帝名讳，将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任意更改，造成了很大混乱。
顺治一朝，大约是因为入关未久，汉化不深，其名“福临”并未作避讳。其后康、雍、乾三朝，清帝在位时间既长，大量方志又修成于此时，康熙帝之名“玄烨”、雍正帝之名“胤祯”、乾隆帝之名“弘历”是非避不可的。于是唐代名臣房玄龄成了房元龄，卢弘宣变作卢宏宣。一些历史地位较低的人，名字更改就更加随意。“要胤昌”改作“要运昌”，“王胤长”变成“王允长”、“王孕长”。明人李桢 ，万历间进士，其名“桢 ”先是避雍正帝讳改作“徵 ”，又避道光帝讳“ ”变成“徵宁”，又因写刻错误，变“宁”为“宗”。李桢宁变作李徵宗，一换再换之后，本来面目不可复识。
也有因其他原因造成更动的。如四家奴，元人，《元史》有传。《畿辅通志》附于其父薛塔剌海传后，嫌“家奴”之名不雅，改为“四嘉奴”。
又有“蔡郡”与“蔡 ”，长泰人，霍州知州。检《长泰县志》，有蔡郡而无蔡 。推想其人本名应为“蔡郡”，入仕之后，与“郡县”之“郡”相混，使用不便，故此改为“蔡 ”。
以上各条不同名之间的归并，都经过多方核对、考证。后志与前志不一的，以时代较早者为准；府志、通志与县志有异的，则主要以县志是从。《华北卷》全书制卡84000余张，归并去除近37000余张，数量之多，也是意想不到的。
黄 明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