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索引的哲学思考
董乃强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100875)
1 索引是什么?
《辞海》(1999年版)给“索引”所下的定义是：“旧称‘通检’或‘备检’，也据英文index音译为‘引得’。检寻图书资料的一种工具。……”虽有人认为这一定义不甚全面，如有以为书目也是索引的一种(或索引也是书目的一种)、有以为索引并非只为检寻图书资料之用的等等，但对索引的工具性――即索引是一种工具――均无异议，因此我们在回答“索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就可以援引大家的共识说：索引是寻检资讯的工具。
2 索引的产生和发展
有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编制索引和使用索引的风气，即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可供寻检资讯的工具，直到20世纪20～30年代的“索引运动”将西方索引的实践与理论引入中国后，中国才有了索引这种工具。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本文不敢妄评。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思想及思维模式在索引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
2.1 索引萌发于对读者的关怀
一般认为，中国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了索引。其实物是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成书的《史记》末篇“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实际上是《史记》全书的篇名分类索引，或者说它是具有索引部分功能的一篇文字。［1］的确，从那时到现在的两千多年间，不知有多少读者通过这个索引，很快地从《史记》全书浩瀚的卷帙中寻检出所需的表格与文字，满足了自己研习利用的要求。可见司马迁这篇“太史公自序”，主要还是为了方便读者检索而编撰的；这种主动帮助读者用书的情结，正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
一提到“以人为本”，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它是舶来品。其实，公元前16世纪商王大乙(汤)因长期天旱而为民祈雨、当众自焚的记载，就是“以人为本”精神的展现。公元前7世纪春秋初期政治家管仲对齐桓公的建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则使世界从此树起了“以人为本”的概念。公元前6世纪孔子对统治者用人形俑作殉葬品的诅咒、和当自家马厩失火后只问“伤人乎”而不问厩中马匹死活的态度，更鲜明地体现出了对人生命的重视；因此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其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有了人才能构成社会、为了人才去改进社会的“仁”的思想之上的。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太史公自序》时所深含的对读者选取知识的关切和对读者用书主动地引领，同样让人们感受到编者对他人的关怀之情。由这一简要的回溯，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索引在中华民族重视人、关心人的道德传统里孕育萌生的过程。
《史记・太史公自序》问世300多年后的公元222年，三国时期北魏刘劭等人奉诏为魏文帝编就《皇览》一书。因该书是将古今经籍文献中的全部显性知识抄录下来、按知识门类汇集编成，故被呼之为“类书”。此书一出，后世历代皇帝纷起效仿，相继诏令编修《华林遍略》、《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等大型类书；民间也有不少私纂的类书出现，如《白氏经史事类》、《玉海》等等。这些类书就是索引。图书馆学家侯汉清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说“我国的类书是一种兼有资料汇编性质的索引”，并有将众多类书分别划入分类索引、数序索引、人名索引、主题索引、语词索引范畴的详细论述；［2］此外，许多图书馆界专家也都作过“类书具有索引功能”的论断，此处不一一援引。本文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单书索引发展到类书的群书索引过程中，编纂者主动帮助读者的人文关怀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关怀外在表现为编者于群书中搜选材料的艰辛和为编排这些材料所付出的心血，内在则蕴含着“编制者对人类知识价值判断的主体精神、编制者的个性和编制者对读者阅读动机及行为方向的关注”。［3］
西方索引的萌生同样是建立在对人的关怀之上的。如“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Callimachus(卡列马科斯)就说过：‘一部厚书(如果没有索引)，是巨大的累赘。’”［4］在这里，被誉为欧洲目录学家之父的卡列马科斯明确指出，给这本厚书编制索引是使读者便捷地从书中找出其所需内容的最好办法。所表达的同样是一种主动帮助读者用书的情结。
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M.T.西塞罗在写给藏书家阿提库斯的信中就有要求后者派人来为他修补书籍并编索引的文字。［5］虽然人们对这段文字有不同的解读，但其中为使读者便于识别图书、利用图书的人文关怀却无人提出异议。
嗣后，“可能在(公元)七、八世纪就出现了《圣经》的语词索引。”［6］但这只是个手抄本。欧洲最早印刷出版的索引是15世纪60年代德国奥古斯丁・纳斯编撰《布道的艺术》一书的主题索引。［7］
由上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索引最初的萌发都在于便利读者、都是出于对读者用书的深切关怀。但其区别是，中国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类书《皇览》，都是为引领读者关注自身历史的发展和关注人类社会进步而编制的；西方的《圣经》语词索引和《布道的艺术》，都是为引领读者关注上帝的教诲和如何让更多的人关注死后前往的彼岸世界而编制的。
2.2 思维方式左右着索引的发展
一般而言，思维方式是在人类文化行为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编制索引也毫不例外地要受到思维方式的左右。
中国古籍《淮南子・天文训》在注释《老子》(即《道德经》)时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段话表明起码自公元前6世纪起，中国人就已经把宇宙视为一个阴阳合一的整体了：这个整体是由许多局部构成的，每个局部又是由许多更小的局部构成的；就这些更小的局部而言，局部又成了它们的整体。从这种对事物的观察体认出发，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立足于整体，用整体统摄局部、用整体说明局部的思维方式。
类书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类书的编撰过程是先将某一时期内全部已知的显性知识摘抄集中起来，从知识整体出发，按其内容归类，再在各“类”中通过对所摘抄材料内容的层层比照，按其统摄范围的大小逐次安排每份材料的位置，使之成为一个先整体而后部分的完整知识系统。这种给显性知识按体系分类的作法完全合乎中国人掌握知识、组织知识的运思习惯和操作习惯，分类排比推理也就成了中国人进行研究和做学问的基础之一。就是在“索引运动”将西方现代索引的实践与理论引入后，中国人自己编制的索引依然是以分类索引形式居于主流地位，其根源就在于此。
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不同。我们可以从西方思想文化之源、公元2世纪末成书的《圣经》中看到：在《圣经・旧约・创世纪》22章中，神(即上帝耶和华)叫亚伯位罕杀自己心爱的独生子以撒作为燔祭的祭品，亚伯位罕就毫不犹豫地“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位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5章中，耶和华的儿子耶苏(即基督)对人们“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这两个例子充分展现了西方重视个体、忽略整体的思想来源：亚伯位罕仅为重视自己的信仰，便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杀自己心爱的独生子，毁掉自己的家庭整体；牧人仅为重视一只走失的羊，便可置羊群整体于不顾，“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而专心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这种经《圣经》肯定了的思想导致西方产生出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即认为世界是一个由许多部分和元素拼组而成的机械整体，没有个体便没有整体：因此立足于个体，用个体来说明整体，用局部来说明全部。
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索引的以主题索引形式为主流地位。我们可以从1856年英国克里斯塔多罗的《图书馆编目技术》、1878年英国惠特利的《什么是索引》等西方图书馆界早期的主题法论著中看出此前主题法在索引编制中得到广泛利用的盛况。后来虽在20世纪中主题索引与编目发生过许多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并没有改变，人名、主题、关键词仍是索引的要素。正如W.A.卡茨所言：“索引通常是按人名和主题对一篇文献所做的分析。……索引人员就有必要选择对读者可能最有用的关键词。”［9］
中国和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除了造成在索引的发展中一个侧重于“分类”、一个侧重于“主题”外，还造成了诸如“模糊”和“精确(细)”等等的差异。当我们在使用中国书本式的索引(特别是古籍索引)时，时常会看到同一条款目被分置在不同类别中(即互相参见)的现象，也会发现明明同属一类的一组款目却被分拆归入几个完全不相干的大类之中。因而给人一种“模糊”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说，前一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中国人的直觉思维所致，这种思维过程中所注重的是事物(或材料)间的相互类比推理和信息反馈，因其是类比推理，就不可能有十分严格的界划，于是形成了放在这个大类里可以，放在那个大类里也行的状况。后一种现象则是由于中国人特有的运思判断决定的，中国人对事物(或材料)的判断往往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要求用价值判断统摄事实判断，即：同一类书或同一类文章，所写所述的只要是在阐发人伦道德、义理教化，就会被认定有很高的价值而被归入一类；所写所述只是关乎方法、技巧，便被视为价值不高而被置于另类。这也就是上一节我们说过的“编制者对人类知识价值判断的主体精神”和“对读者阅读动机及行为方向的关注”，实际上这就是索引编制者在用自己的读书心得与方法指导后人治学，充分表达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浓郁的人文关怀。
我们在使用西方索引时就不见这种“模糊”之感，反而觉得格外“精确(细)”，达到了详尽到不能再详尽甚至牵强生硬的进步。这是西方人逻辑思维的必然结果。逻辑思维的过程就是在不断进行演绎推理、综合分析，将所接触到的对象先分解成各个部分，即将构成这一事物(或材料)的每一元素都拆分到不能再拆分的程度为止，然后再对这些不能再拆分的基本点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西方人突出最基本的个体并将其放在首要位置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人的运思判断与中国人不同：因其重视个体，故而对事物(或材料)的判断就十分强调理性客观，要求用事实判断来统摄价值判断，即事实是第一位的，其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则居于次要地位。这在重感性、重价值的中国人看来，自然会觉得是冷冰冰而牵强生硬的了。
可见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仅左右了中西索引发展的方向，还使中国索引和西方索引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
3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索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某超级大国企图以本国的强势文化取代他国文化的行径，欧洲各国率先群起反击，高扬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建设文化多元世界的大旗。某超级大国则以其代言人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0］为理论予以应对，并辅以在计算机互联网络上发布海量信息来宣传其强势文化的优越。
我们认为，不同的文化是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点的不同人群创造和传承维系的，根本无所谓孰优孰劣。正如我们不能说动辄就使用武力干预朝鲜、越南、伊拉克等国内部事务的强势文化就优，曾经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7世纪居于世界领跑地位而目前暂时落后的中国文化就劣一样。凡是能存在、能发展的文化就必定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缘由。每种文化都在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参照或吸纳他种文化的优长来改进完善自己，而绝不是以他种文化为标准的自我全盘否定。那种认为唯有一种文化为优、其他文化均劣，优势文化必定取代所有劣势文化的认识，不过是西方二元对立、而必以其中一元取代另一元的思维方式的反映。而承认各种思想文化的不同，并能允许各种思想文化同处在一片蓝天下共同发展的行为意识，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具体到索引这种工具，我们不妨以我国刨地松土的手工工具做一比喻：这类工具有大镐，即宽齿的板形镐；有一头窄齿、一头钉齿的两头镐，即十字镐；也有镐、锹结合而成的工具“砍土镘”。这些结构各异的工具都有相同的刨地功能。如刨比较松软的土地一般都用大镐，遇到比较坚硬的泥土就多选用两头镐，而对付新疆硬疏相间的沙地则使用砍土镘。这无疑是在告诫我们不能用同样的工具应对不同的情况，更不能肯定其中的某一种是最好的工具。这与使用索引来寻检资料的道理完全相同：不同的民族为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宝藏编制出了不同的索引工具，因应对的文化不同，故这些索引工具各具特点，是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评价的；而不同人群对文化又有着某些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使不同的索引编制法相互汲取彼此的优长以求发展成为可能，如分类主题一体化就是很好的一例。
因此，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里，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在敬重、欣赏、吸纳各种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又十分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充分发掘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11］同样，我们也应允许多元的索引和多元的索引编制法并存，那种以中国为唯一标准或以西方为唯一标准的说法都是欠妥当的，而那种想以他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取代本民族思维方式的做法则无异是在彻底毁灭本民族的文化，更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它并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东方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也未必一定要惟妙惟肖。在我们看来，现代化的含义起码包含了生态化、历史传承、和现代材料、手段、方法这样三个层面，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说是达到了现代化，仅只有了现代材料、手段、方法这一个层面更不能说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就中国而言，富含人文关怀、合乎中国人思维方式且具有先进技术与方法、便于使用的索引就应是现代化索引的标准，也是中国索引的努力方向。
注释
1 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2 侯汉清.我国古代索引探源.图书馆理论与与实践，1986(2)
3 董乃强、赵秀君.略论图书馆的人文精神.四川图书馆学报，2003(3)
4 邵 萍、王洪志.一份著名的专科索引.世界图书，1986(5)
5，6 ［美］哈罗德・博科等著、王知津等译.索引的概念与方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7 戴维民.索引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趋向.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索引学会1994年3月
8 9 ［美］W.A.卡茨著、戴隆基等译.参考工作导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10 ［美］S.P.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
11 徐克谦.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董乃强 中国索引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