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史话与史料・

江苏――索引的故乡

――谨将此文献给对中国索引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

严  峰

(金陵图书馆  210018)

    摘  要  上世纪20～30年代，现代索引编制理论和方法传到我国，曾掀起索引编制和研究的高潮。江苏的学人对索引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誉为“索引的故乡”。生长在江苏这块土地上的叶圣陶、万国鼎、李小缘、刘国钧、钱亚新等我国索引学的奠基者，他们的索引研究成果和索引作品至今仍是我国索引事业中的宝贵财富。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索引学社”(中国索引学会前身)的建立，为江苏的索引学者提供了更好的学术研究平台，他们是振兴索引事业、促进我国索引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从乡情的角度来评述那些对中国索引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进而缅怀过去，展望未来，积极推进我国新时期索引事业发展。

关键词  索引  索引学  索引学史

自从林语堂先生于1917年在《科学》杂志(上海科学社出版)第3卷第10期上发表《创设汉字索引制议》一文，首次把日文“索引”一词引入中国以来，我国近现代立足于索引编制技术、检索功能和利用效率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索引时代已经经历了近90个年头。其间，江苏这块“人文荟萃”的大地所养育的中华优秀学子们对索引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江苏由此被誉为“索引的故乡”。叶圣陶、万国鼎、李小缘、刘国钧、钱亚新等对中国索引事业做出贡献的江苏学者，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研究成果和他们执著投入的治学精神遗产。

江苏，得名于清时江宁府和苏州府二府之首字，简称“苏”。是我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康熙六年(1667年)设立的省的体制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南京被定为中国首都，当时的南京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中心地位。1949年以后，分设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1953年两署一市合并，成立江苏省。江苏省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三国以后，南京曾为六朝古都，吴、东晋、宋、齐、梁、陈皆建都于此，成为南方的经济文化重心。明代中叶以后，苏州、松江、南京等地，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之一。与经济繁荣相适应，历史上素享“人文荟萃”之佳誉。江苏省人民在索引工作方面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部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著作《索引与索引法》(钱亚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4月出版)就出自江苏省，江苏省被索引研究界誉为我国的索引之乡。以乡情的角度来评述那些对中国索引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旨在发扬光大他们执著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踏实的研究作风和谦逊的学者风范，为我国索引研究与开发和开展学术交流起到促进的作用。

1  编辑《十三经索引》中透出的执著敬业精神

我国著名教育家、作家、编辑家叶圣陶先生(1894.10.28～1988.2.16)，原名叶绍钧，江苏省苏州人，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聘到吴县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称直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23至1930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于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十三部经典著作的简称，是我们民族最古老、最重要的文献。当时，“十三经”中语句常为人引用，如果未提出处，读者想知道出于何书何篇，常常会感到困难。此期间，叶圣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深感查核“十三经”之不便，立意编辑《十三经索引》，遂与其母、妻、内姑母及亲友等一起都加入抄写、剪贴、编排工作。

叶圣陶先生回忆道：“寒夜一灯，指僵若失，夏炎罢扇，汗湿衣衫，顾皆为之弗倦。友人戏谓此家庭手工业也”，可见编制之艰辛。但这所谓的“家庭手工业”取得了成功，一部1700余页的索引，一年半就完成了。叶圣陶先生动员全家并联合他的朋友，历时一年半，编纂完成惠泽士林的煌煌巨著《十三经索引》，久已成为我国索引研究界的佳话。这部我国第一部《十三经索引》，开编于1928年秋，于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印行，对查找“十三经”中的词句极为方便。中华书局曾于1957年和1959年利用原纸型重印。1980年，由于原纸型已损坏，为满足读者需求，同时也为了配合中华书局影印的阮刻《十三经注疏》的出版，经过补订，重新排印出版了《十三经索引》。时至今日该书仍是文、史、哲各科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普遍使用的一部工具书。

那时，编纂索引之类的书籍，全靠人工来完成。叶圣陶先生以通行的“十三经”刻本为底本，亲自断句，由家人共同剪贴编排而成，其事非常繁琐艰巨。为“于人至便”而甘“寒夜一灯，指僵若失，夏炎罢扇，汗湿衣衫”，埋头苦干，讲究实效，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伟大人格啊!

叶圣陶先生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有毅力的事情，在客观上，是时代造就了他，叶圣陶对动荡世道的各种社会人文知识，都有相当深切的理解和体察。同时，在主观上，也是他治学态度和卓绝品格的力量所驱使。他对我国古代典籍有精深的研究，其造诣更是国人皆知。最重要的，是叶圣陶先生为人处世以“诚”相待，他说：“我常觉得‘诚’这个字是无论什么事业的必具条件”。体现了他于人于事的品格。

2  倡导“索引运动”和索引研究学风的形成

我国著名索引学家、农学家万国鼎先生(1897.12.26～1963.11.25)，江苏省武进县小新桥乡人，自幼就勤学好问。幼年时期，先后在武进北乡小新桥私塾和小学读书。1910年7月小学毕业，同年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15年6月中学毕业，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学院，后因战乱辍学。由于他生在乡村，从小就喜爱农业，1916年9月重新考入金陵大学农科。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除了学习农科专业课以外，还选修了一些文史课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校时期，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过金大农林学会会长，《金陵光》编辑，学生自治会主席，“五四”运动议事部副主席，南京学生会大学生代表。192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科。1922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负责编辑和校订有关农业图书。1924年1月回到南京任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兼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1932年任国民资源委员会专员、金陵大学兼任教授。1937年从南京到重庆，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地政系主任。1953年任河南农学院农学系教授。1954年任南京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教授、农史组主任。1955年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

1928年万国鼎先生在《图书馆学季刊》二卷三期发表《索引与序列》一文，论述了索引的效用，介绍了欧美的索引，并首次提出了“索引运动”的说法，指出“盖中国索引运动，已在萌芽矣。他日成绩，惟视吾人如何努力耳”，文章论述了我国索引工作与欧美的差距，同时盛赞清代章学诚、汪辉祖等人是索引研究的“先觉”，指出索引编制工作已日益为学术界重视。

万国鼎先生发起的“索引运动”，起到了振兴中国索引事业的先驱作用。这场宣传运动启发了学人对中国索引理论研究和索引编纂实践的研究，客观上促进了索引成果的产生。由于索引与学术研究、工具书编纂、图书馆工作都有关联，因而学术界的林语堂、胡适、郑振铎、钱玄同、蔡元培、刘复等，出版界的叶圣陶、李小峰，图书馆界的杜定友、沈祖荣、钱亚新、王重民等一批学者撰文提倡并积极参加到索引理论的探索和索引的编撰中，倡导科学的读书和研究方法。由万国鼎先生倡导的“索引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当时知识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为以后的索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索引事业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是我国索引事业史上值得纪念的事情。

早在1921年起，金陵大学图书馆与美国农业部组织合作部合作汇编中国古代农书索引，后扩为研究部，由万国鼎先生负责。1932年，该研究部并入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改组为农业历史组，开始农业史资料收集研究工作。至1937年抗战前已积聚古书中有关农业的资料共3000万余字。

1928年秋，万国鼎先生讲授“索引与序列”课程，这在国内尚属初次，颇受学术界注目。

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第一次年会上专门组成“索引检字组”，着重研究汉字编排方法，会上通过了万国鼎、李小缘提出的《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规范完善了汉字排检法。以后用于索引编纂的较为通行的是以笔画多少编排、以拼音为序编排和号码法编排居多。

1955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正式成立，首任主任为万国鼎先生。1955年春夏之间，将已有农史资料汇编成《先农集成》420册。1959年后又组织更大的力量，奔赴全国各地，从全国8000多部地方志中搜集摘抄了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辑成3大类680册。一类为《方志综合资料》共120册，二类为《地方志分类资料》共120册，三类为《地方志物产》共449册，该类资料数量最多，内容丰富，涉及到全国各地的物产。这套资料真可谓是洋洋大观，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称得上是空前的创举。它凝结着万国鼎先生一生的心血与汗水。这些资料门类齐全，史料翔实，检索方便，受到了国内外农史工作者的高度评价。1957年英国李约瑟博士来华访问，特地来该室与万国鼎先生等共同探讨编写中国农业科技史问题，在参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图书资料时，对万国鼎先生收藏如此丰富的农史资料，十分惊讶。1978年时隔21年后，李约瑟博士再次来华访问，仍念念不忘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并要求再访万国鼎教授，可惜万国鼎先生早已离开人世，使李约瑟博士感到十分遗憾。不少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及港、台地区的学者，看了这批资料，都赞不绝口。日本同行把它比作农史学科领域的万里长城工程，把万国鼎先生称为搜集农史资料的巨匠。

1956年3月万国鼎所编《中国历史纪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1978年重版。本表分为上、下编，上编包括历史年代总表和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2790年的公元甲子纪年表，表中还注明朝代、帝王姓名、庙号和年号纪年。下编包括夏、商、周年代简表、东周诸侯年表、两周诸侯存亡表、秦以后主要朝代年表、十六国年表、十国年表、中日对照年表、公元甲子检查表、太岁纪年表以及该书所载年号的笔划索引。《中国历史纪年表》中的中日对照年表，包括日本上自神武，下迄昭和二千多年间的天皇和年号以及统治年数，并注明各年号相应的日本纪元、公元年代、中国年代、这是同类纪年表中少有的。

万国鼎毕生献身于中国索引事业，并将索引技术应用到农史研究中。他一生锲而不舍，学而不厌，知识渊博，学风严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的人品和治学精神，至今人们仍在深深地怀念之中。

3  在治书一生中力催索引研究事业

20世纪初，西方近代索引技术传入我国。20～30年代，是我国索引事业完成从古代索引向近代索引过渡的阶段。其中，20年代尤为重要。20～30年代促进我国索引事业完成从古代索引向近代索引过渡的动力，是由大批著名学者和图书馆界先驱人物参加的广泛的索引宣传运动，唤起了学术界和图书馆界的觉醒。除了叶圣陶、刘国钧、万国鼎、钱亚新之外，李小缘也是我们在写索引故乡时要书上一笔的。

李小缘(1898～1959.12.26)江苏省南京市人，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毕生从事图书馆事业。6岁入私塾，12岁读金陵中学附属小学，既而又升入金陵中学。辛亥革命时，他率先剪去发辫，以示反抗清朝政府。1915年，考取金陵大学文理科。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任金陵大学图书馆管理员。192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困难，1922年至1924年，连续三个暑假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中文编目工作，是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员。徜徉于世界最大规模之一的图书馆，他不无感慨地在国会图书馆访客留言簿上写道：“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1925年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西文编目部主任、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史学部主任。1927年筹建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使金大图书馆成为当时的东南知识重镇和图书馆人才基地，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系之一。1929年负责筹办在金陵大学召开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学年会，亲自计划出版了第一份全国性图书馆刊物《图书馆学学刊》。在1928年初南京政府成立后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之际，发表了《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他是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始人之一，当年积极参加“索引运动”，积极参与并提出《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编纂古书索引案》、《编制中文杂志索引案》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应设法编制杂志总索引》等多项索引议案，长期支持我国索引事业。1949年后曾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论著有《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之组织》、《民众图书馆学》、《图书馆建筑》、《安东乃潘尼西传略》、《云南书目》及未完稿《西人论华书目》等70多种，当时在全国均有极大的影响。其中《云南书目》一书，先生倾力颇多，出版于1937年抗战前夕，共收录资料3000多种，其中外文资料700多种。这本书目收录齐全，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著录完备，体例新颖，条目分明，编排灵活，是我国近代十分难得的大型综合性地方文献书目，是30年代中国目录学的代表作之一。

 列举当时金陵大学所出版的一种书籍，便可略知其索引水平之层次。1933年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辑成并出版的《中国绘画作品目录汇编》(美国福开森编，6册)。福开森(JohnCalvin Ferguson,1866～1945)曾任金陵大学校长。此编系将历代著录书中所记之画目，分列于作者名下，依姓氏笔划多寡排比。一画而数人合作者列入合作画，数人之集册、集轴、集卷、集屏列入集画，编为附录一；另有附录二、三、四，则收录无名氏、时代未详者、别号待考者及无名氏之缂丝、织绣等品目。此编意在检目，故所收画名不烦重复，悉行备列，且不作品评。所采用之书，计131种；共收画家2400余人，后附有人名检字，别号检字及英文人名索引，极其方便使用。

 李小缘先生治书一生，培养出了图书馆学家特有的素质，校内外的学者专家，包括郭沫若、陶行知、朱自清、罗隆基等名流，在文献学资料方面，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被誉为“学富五车”，是“教授之教授”。在推广索引知识和振兴索引事业上，他同刘国钧一样，起到核心和骨干的作用，其影响力产生了关键的催进效果，使当时的南京实际上成为了全国索引研究事业的中心。

4  治学勤勉与不解的索引情怀

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1899.11.15～1980)字衡如，江苏省南京市人，出生于江宁府(今南京市)冶城北(1930年夏自北平返宁以后，移家住于南京市的柳叶街)。1920年金陵大学毕业，成为金陵大学1920年应届毕业的19个文学士之一，后留校从事图书馆工作，1922年出国学习，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图书馆专科学校及研究院留学。192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兼哲学教授。1929年，在北平图书馆任编纂部主任，负责编辑《图书馆学季刊》，任中华图书馆执行委员，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1930年回金陵大学，任教授、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1943年任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主任，1944年开馆后任馆长。1951年8月，刘国钧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任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1958年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今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曾先后兼任国家科委图书小组成员、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和顾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委员会顾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

刘国钧先生的学术建树很多，研究成果丰硕，可谓治学勤勉，是一个无愧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学人楷模。仅在索引事业方面，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参与建立我国最早的索引学术组织和索引编纂机构，二是积极响应万国鼎先生提出的“索引运动”，三是在主持筹建国立西北图书馆期间对建设地方文献索引工具的重视。

在参与建立我国最早的索引学术组织和索引编纂机构这件事上，刘国钧先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下设分类、编目、索引、出版、教育五个小组，以后又改组成图书馆行政组、编纂组、图书馆教育组、图书馆建筑组、分类编目组和索引检字组，后又成立索引委员会。这是我国最早的索引学术组织，它对我国的索引事业起到了组织和促进作用。

1928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第一次年会会务研究的执行部报告中，将索引及检字列为第一项。刘国钧先生提议要调查善本，编辑索引，他说：“就目前情况而论，以编辑杂志索引及古书索引，为最合需要”。在他和其他学者的共同推动下，会议提出了很具体的有关编纂索引的提案，如由万国鼎先生和李小缘先生提出的《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金陵大学图书馆提出的《编纂古书索引案》、李小缘先生和白锡瑞先生提出的《编制中文杂志索引案》以及李小缘先生提出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应设法编制杂志总索引》等提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索引委员会之后，定有三项计划：(1)辑中国索引条例，着重提出此条例为索引工作者的根本任务，并向各界征集关于索引条例的论著；(2)以编辑《九通索引》、《四书字汇及索引》为该会实际工作的第一步；(3)广为宣传索引的效用，以促进索引事业。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索引委员会是索引运动的重要宣传阵地之一，对索引的编纂起过组织和促进作用。在金陵大学，刘国钧先生文理科下设立由李小缘先生负责的图书馆学系，并担任主讲教师之一。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中国重要书籍研究、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杂志报纸政府公文、特种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索引与序列、书史学、印刷术、图书馆问题研究、图书选择原理和图书馆史等课程，可见在当时索引的研究是被视为一种“专门学问”来作课题的。

刘国钧先生同当时我国其他的著名学者和图书馆界先驱人物积极参加了“索引运动”，呼吁重视索引，大力开展索引的编纂和对索引的研究。这场“索引运动”，是在“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化的思潮影响下，学人们痛感陈腐落后的治学方法束缚着科学文化的发展，纷纷要求变革而产生的，就其主要精神而言，是大力提倡科学的读书方法，探寻提高学习与科研效率的有效途径，而索引被认为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作为战略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相对呈现平和景象。当时的中国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在兰州创设第三个国家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并于1943年春成立筹备委员会。刘国钧先生被聘任为筹委会主任。1943年至1949年在兰州，是刘国钧先生放弃已有的地位和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勇敢地挑起了这份重任，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段主要经历。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矢志不移，白手起家，创办了一座国立西北图书馆，并在实践中撰写了《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西北今后之图书教育》、《馆藏汉简初释》、《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等多篇文章。刘国钧先生极为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明确指出：“因为建设西北首先须懂得西北的风土人情，山川乡镇，田地的瘠沃，矿藏的厚薄，以及向有文化，未来发展，才能有实效的。”刘国钧先生提出尤其应当注意三项特有任务，那就是(1)搜集西北文献，如西北乡贤著述及其手迹、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谱、藏蒙维哈等文字之著作、其他有关西北问题之中外书籍等；(2)收罗西北出土之古物，如陶器、汉简、碑石、金甲等；(3)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西北问题论文索引、西北乡贤著述目录及西北学者著述表等，认为“实在是急切需要，刻不容缓的工作”。

刘国钧先生作为我国图书馆界一代先驱，他既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又是成效卓著的图书馆事业家。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的这些努力，既是我国索引事业实践的历史记载，又准确预见到了现代索引学研究和应用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不能不令人信服和钦佩。

5  第一部索引专著和体现出的严谨学风

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教育家钱亚新先生(1903.12.23～1990.1.17)，字维东，生于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1922年，毕业于苏州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一年后因病辍学，暂在上海闸北某小学任教。1925年插入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在此遇启蒙老师，也是终身导师的杜定友先生，在杜先生的鼓励下，于1926年考入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完成了著作《拼音号码编制法》和《索引和索引法》，后者为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专著。不久又出版了《太平御览索引》及一系列有关索引和索引法的文章，影响极大。1928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1930年回武昌母校任社会教育系讲师。两年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工作兼任讲师。1933年春起，在天津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被迫离津，转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兰田(现湖南涟源)国立师范学院教授。战争期间，先生仍钻研、写作不辍，完成了《郑樵(校仇略)研究》一书，为阐发我国古代目录学做出了贡献，并被提升为教授。抗战胜利后，四川社会教育学院由成都迁往苏州，先生赴苏州任教。1949年后调至南京工作，历任南京图书馆外文编目部、阅览部、科学方法部主任及代理馆长，1956年被授予研究员职称。古稀之年，先生仍挥毫不止，完成了《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1979年起，被聘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图书馆学会理事、江苏省图书馆学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钱亚新先生在1928年由万国鼎先生发起的“索引运动”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当时有一天，一好友找到钱先生询问“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出自《论语》的哪篇，由于没有索引，二人只好全书翻查，好不容易才找到答案。而先生发现，平时翻阅一些外国作品时，书后一般都附有索引，要想查阅书中的某些诗句或典故，都可依据索引所示的出处很快找到，不需通读全文，甚是方便。由此，他深感中国书籍寻章摘句之不便，读者为了找到某个词句的出处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引发了先生对索引和索引法的兴趣，“下定决心，要提倡为书编制索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人编制索引，方便读者检索利用；同时也为索引这门学问的建立，闯出一条路子，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从此，先生开始了索引学的研究。

钱亚新先生是我国索引界的一代宗师，为我国的索引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一生著述颇丰，仅索引学方面就有专著4部，论文13篇，是我国索引学的宝贵财富。1930年，钱亚新先生的《索引与索引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索引学专著。该书吸取国外的索引理论，并结合中国文献的实际，较全面地论述了书籍、杂志和报纸的索引，标志着我国现代索引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索引理论体系。这部著作对索引和索引法的定义以及索引的功用、种类、编纂法作了详细的介绍。杜定友先生曾热情指出，此书“是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著作，我希望阅者，不要等闲视之”。《索引和索引法》既吸取了国外先进的索引理论，又吸收了前一时期国内索引研究成果，该书自序中说：“本书的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谈索引的；一部分是谈索引法的”。书中系统论述了书籍、杂志和报纸索引，并具体介绍了如何编制索引，如何选择索引对象，索引的编制方法、步骤等。钱亚新先生最后希望：“著书的人、读书的人、出版的人以及教育界的人，对于书报的索引，大家须互助合作，提倡之、鼓励之、实行之，并训练专门的人才，以图现在不妥善的方法，改良求精，则不十数年后，也许对于国人的治学可以予莫大的帮助，而于教育的成效或更有所贡献。”

1937年，钱亚新先生发表了《中国索引论著汇编初稿》，是要对1936年以前的索引编纂与研究进行一番总结。他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结合得较好，一面从事于索引的理论研究，一面亲自动手，不仅撰写了《杂志与索引》、《从索引法来谈谈排字法和检字法》等有影响的专书和单篇论文，还在从事索引理论研究的同时，亲手编制了《太平御览索引》等索引。

以索引研究理论和索引实践成果颇丰的钱亚新先生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专家学者不仅重视索引理论与索引方法的研究，而且亲自实践，编制索引。一系列索引产品的出版，说明在这一时期索引理论研究与索引编纂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显著。他们在学习借鉴国外索引理论的基础上，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努力探索适合中国文字特点的、科学的索引编纂方法，一时间索引成果纷呈，如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教育论文索引》，王庸、茅乃文编的《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王重民、杨殿询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章锡琛等编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他们还带动大批学者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从而推动了“索引运动”的发展。

钱亚新先生在晚年依然关注索引的研究与编纂，普及文献检索知识等现实问题。他曾颇有感慨地说过：“索引这个问题，我已经呼吁了整整50年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他十分赞成创建“中国索引学会”，推进索引事业的发展。当得知筹备工作出现困难时，他鼓励参与“索引学会”筹备工作的同志说：“我们不要泄气，新生的事物不可能一帆风顺成长，这是一个规律，不足为奇。只要有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加以宣传，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主张，重要的著作都照先进国家出版界一样，编制索引，以便读者掌握一书的内容，使之随手可得其中的资料。在得知“中国索引学会”被批准成立后，他委托其子发函热烈祝贺。他希望学会组织广大会员，加强研究，编纂质量高的索引，培养人才，推进索引工作现代化，繁荣索引事业。

钱亚新先生在索引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图书馆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刻苦严谨、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都是后来者的学习榜样。

6  迎接索引事业新时代的到来

20世纪初以来，在我国索引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化进程中，我国的学人以文献典籍为蓝本，编纂出版了一系列索引著作，在我国现代索引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上，作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贡献。江苏作为“索引的故乡”，不仅有像叶圣陶、万国鼎、李小缘、刘国钧、钱亚新这样的先驱人物和他们作品与贡献，还在很长时期内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索引文献产品。例如，1939年，江苏省省立图书馆创编《民国吴县志列传人名索引》，收录人物达5000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史料线索。30年代，如杜定友、钱亚新等编的《上海时报索引》，金陵大学图书馆编的《农业论文索引》等，都是当时的杰出索引作品。

1949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索引之学研究与编纂实践也有了很大进展。为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1991年12月成立了“中国索引学会”，成为全国性索引专业学术研究团体。“中国索引学会”的建立，为江苏的索引学者提供了更好的学术研究平台。他们是振兴索引事业、促进我国索引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近20年来，江苏省的索引界学人们依然保持着“索引之乡”的治学传统，积极投身于我国的索引研究和索引编制中。在这一时期，作为索引故乡之人的和虽不是江苏籍人士、但在江苏这块土地上为索引事业做出贡献的施廷镛、罗友松、潘树广、邵延淼等先生，也都是不能被忘记的。在追述索引事业发展进程的今天，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们对索引事业的热情与贡献。

施廷镛先生(1893～1983)，安徽休宁人，图书馆学家。南洋方言学堂毕业后，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处工作。1922年到东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此后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大学任职。1949年后在南京大学工作，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和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60年代曾主持南京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工作。他致力于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以及地方志、丛书、文史哲工具书和古钱币的研究。著有《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文史哲工具书简介》以及《图书分类法》、《著者号码表》、《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等著作。他所主编的《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篇幅颇为可观(子目4万余)，体例也较严密，得到朱自清的赞扬。

罗友松先生(1926.1～2005.1.22)江苏省南京市人，副教授。1944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副教导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现改名信息学系)常务副系主任、上海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他从事目录学、索引学、方志学的教学与研究，是中国索引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崇尚叶圣陶先生的名言“教是为了不教”，重视培养学生运用工具书独立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他治学严谨，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甘当铺路石子，长期埋头于工具书的编纂与研究，在编制申报索引时年岁已高，视力不佳，但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所承担的分册索引编撰任务，而当时的报酬极低，千字仅数元，如果没有一种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很难想象申报索引能顺利编制。主要研究成果：《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图书馆事业)(主要编译者)、《申报索引》(分册主编)、《教育文献检索与利用》(主编)、《少年儿童图书馆学概论》(合著)、《河北地方志提要》(编委、撰稿)、《汉语图解词典》(合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编委、上海市撰写组主编)、《清代目录提要》(副主编)、《中国年谱辞典》(顾问、撰稿)、《名家书柬赏析辞典》(合编)等。此外还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任图书馆学编辑委员会文献学分支编写组成员并撰稿)等。

潘树广先生(1940.1～2003.8.2)广东新会人，中国索引学会顾问、文献学家、教育部文献检索课教学指导小组成员、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上海市格致中学。196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至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著有《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中国文学史料学》、《古代文学研究导论》、《文献学纲要》、《古籍索引概论》等10余种。《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1994年获中国索引学会优秀成果奖。

南京图书馆学者邵延淼先生编撰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正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前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补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辛亥以来人物年里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工具书，所收人物传记，均是已出版的正式书籍，包括人物的别传、合传、文传、评传、画传、外传，乃至年谱、侧记、轶闻趣事和人像手迹。正文所列各书，均标出书名、著者、版本、页码等项，并逐一题要简介，附有图书目录和人名索引，所收传记，绝大多数为南京图书馆藏书。

本文限于篇幅，未敢将曾在江苏为索引事业做出贡献的索引学人作详细叙述。包括江苏籍和非江苏籍的在江苏从事索引事业的学人今天依旧是我国索引研究和索引编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同在为江苏这个索引之乡添光增彩。

网络检索已越来越重要，鉴于在为读者服务中，没有机读数据库型的目录检索体系，实为不便，笔者所供职的金陵图书馆在建设自有数据库的过程中，重视索引检索功能的实现。例如为索引功能不完备的《北京图书馆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商务印书馆编《丛书集成初编》、《民国丛书》和《中国古本小说》编制了属性检索和全文检索索引数据库。

年谱丛刊是研究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修撰年谱，在我国由来已久，可追溯到宋元时期。北京图书馆是收藏年谱最集中、最丰富、最完备的单位，其种类之丰富、版本之珍贵，是其他任何图书馆都无法相比的。北京图书馆编撰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是其馆藏年谱的影印版，共收入历代年谱1200余种，约15万页，谱主1000余人，上起三代，下至1949年9月新中国建立前夕，历朝历代的知名人物几已囊括殆尽，但原目录检索有所不便，缺索引。

我国丛书号称数千部，其中个人诗文集居其半，而内容割裂琐碎不合丛书体例者，又居其余之半。其名实相副者，不过数百部。为此，商务印书馆于1935至1937年选其有价值者百部，以实用与罕见为标的，去其重复，编为《丛书集成初编》，预计4000册。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时局所限，只出版了3467册。1982年，中华书局据以重印。该丛书之出版，对于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确是实用而又方便。但长期以来，查找其中书目皆依据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丛书集成初编目录》，索引功能较差。

《民国丛书》的编辑、出版，为整理、保存民国时期的文献作了件好事，它填补充实了各图书馆藏书的不足，为读者全面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民国丛书》原计划入编3700余种文献，分10辑陆续出版。待出齐后还将编制全书的总目录。但是该丛书自1989年出版第1辑到1996年出版第5辑后便嘎然而止。由于全书未能出全，因此也不会有总目录供读者查阅。另外，《中国古本小说》等集也属同样情况，除个别的有比较粗糙的简单目录外，索引功能很差。

金陵图书馆编制的索引数据库既能提供题名、责任者、卷次号、谱名、谱主等属性检索路径，还提供全文检索路径。此外，金陵图书馆还编制了如“网上免费数据库”、“在线参考工具书”、“郑和研究专题”、“南京地方志”、“南京年鉴”、“南京明城墙专辑”、“金陵明韵”、“南京云锦”、“南京诗文集”等专题数据库，并均提供健全的属性检索和全文检索功能的索引系统。

现在，江苏(包括省内各市)的年鉴都很重视索引的编制。例如《南京年鉴》，其“参见”、“附见”系统编制得比较规范，同时还有“参见”和“附见”的说明，形成了纵横交叉标引和检索关系。江苏省内大力提倡用汉语拼音字顺编制索引，有利于采用计算机技术编制索引。现在的年鉴一般都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序(同音字母按声调排序)，并采用人工编制和计算机辅助编制索引的办法，对加快索引编制速度，提高索引质量起到积极的意义。南京图书馆目前已经自建的数据库有“文化法规(国际公约、国家法规与政策、地方法规与政策)”、“江苏名人”、“江苏美术机构”、“江苏博物馆”、“江苏艺术院团”、“江苏特产”、“江苏旅游景点”、“优秀作品(记实片《大地儿女》、记实片《永恒的雕像》、京剧画谱、戏曲、戏曲逸事)”等。我省的其他单位和机构也编制了很多的索引产品，限于掌握资料的不全面，恐会挂一漏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数字是能说明一些情况的。笔者为写这篇文章，曾作了一个有趣的统计，从清华同方的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查得，从1979年到2004年底，国内以索引为研究和论述主题的学术论文中，作者单位是在北京的文章为350篇，占3.2%，索引方面的文章数量名列全国第一；作者单位是在江苏的文章为314篇，占3%，索引方面的文章数量名列全国第二；作者单位是在上海的文章为209篇，占1.9%，索引方面的文章数量名列全国第三。其他的省市相对就比较少了。另外，从江苏学人的文章论述主题的取向上看，纯传统理论研究的文章在减少，研究各种类型索引编制方法的文章在增加，对索引史、索引研究与编制方面有贡献的学者或机构的研究逐渐减少，而对索引著作和检索工具及索引编制研究在增多，反映出学术界更重视索引应用理论的研究，重视索引检索功能的探讨。虽然这样的统计不能保证其严密和精准，不同的检索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检索效果，但在命令表达式和检索范围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统计出来的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

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基础，同时，从情报信息学角度来看，索引工作也应该看作是科研工作。在当今信息社会，信息量急剧增长，索引作为信息的载体，其高效率的导读作用会更进一步发挥，也必将成为今后学界新的利器。今天，我国的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已有了很大发展，索引(特别是文献数据库)事业也已今非昔比了，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我国的索引事业仍需继续发展，其主要表现现象是，(1)图书索引(书后索引)编制与我国当前巨大规模的出版事业相比明显落后，期刊索引(期索引、年索引和多年累积索引)的编制水平也相当落后；(2)有大量本身用于检索工具性质的信息资源(如报纸索引、地方文献索引、年鉴索引)等的索引检索功能极差；(3)因特网上的网络信息检索工具和数字化数据库的检索工具建设水平还不高，索引工作者参与网络资源揭示和开发未足够深入。计算机在文献领域里广泛运用，为索引编制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景。计算机在索引研究和索引编制中的应用，在我国索引界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相对滞后，这种局面必须改变；(4)专业索引人员的培养不够，没有大批掌握索引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索引工作人员，规模较大的索引编制项目较少，特别是索引技术和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融合，还未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索引工作是难以开展的。我国目前数十个信息管理教学单位中开设索引学课程者极少。

当前，仍需要大力宣传索引的功用，普及索引知识，使索引与数据库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任重而道远，江苏省人民正齐心协力奔向全面小康，“索引的故乡”――江苏省的索引工作者定会与全国的索引工作者一起共同努力，改革创新，再创佳绩，为我国索引事业灿烂的明天做出新的成绩和贡献。

参考文献

1 葛永庆.亚新先生，您慢走.情报资料工作，1990(4)

2 侯汉清.“索引之乡”江苏应该振兴索引工作.江苏图书馆学报，1986(1)

3 徐  雁编.刘国钧述职金陵大学时期的业绩.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 曲静涛.索引研究与文献流通形式变化的相关性――评十年来我国索引研究状况.情报资料工作，2003(5)

5 罗友松，方志平.钱亚新先生对汉字排检法的贡献.辞书研究，1994(2)

6 潘树广.索引话旧.读书，1982(6)

7 余  晖.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索引运动：回顾与启示.中国索引，2004(3)

8 包中协.事业、学术两楷模――纪念汪长炳先生、钱亚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新世纪图书馆，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