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与科研绩效评价

――《引文索引法的理论及应用》译后记

侯 汉 清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  210095)

    【编者按】 引文索引有两种功能：情报检索功能和学术评价功能。引文索引的这两种功能既有其独到之处，也有其不可否认的缺陷。

    按照加菲尔德的最早设想，引文索引是一种适合于学者使用的功能卓越的检索工具。引文索引的学术评价功能，则是后来才发现的。

    对于引文索引在情报检索中的作用及存在问题，关注、评论者不多；而对于其学术评价功能，却多次引起很大的争论。争论在美国发生，也在我国发生。

    “SCI这个检索工具象把双刃剑。它覆盖的学科面宽，能介绍今天、追溯昨天、跟踪明天，颇有威力。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产生不良后果”，“勿轻视SCI，勿滥用SCI”(孙亦梁、徐克敏)。关键在于要深入理解依据引文索引的引文分析究竟能测度什么，不能测度什么，怎样利用才是恰当的，用什么来弥补它的缺陷。

    关于引文索引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问题，除侯汉清教授这篇译后记和本刊2003年第1、4期，2004年第1期加费尔德的文章外，推荐参看下列4篇文章：(1)从统计方法到评价标准的转变――对SCI在科学评价体系中作用的再思考，王丹红(《科学时报》记者)，《科学时报》2001.3.6；(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陈佳洱答记者问，《科学时报》2001.4.3；(3)谁来决定中国基础研究方向，蔡睿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时报》2001.4.3；(4) 勿轻视SCI，勿滥用SCI，孙亦梁(北京大学化学院教授)、徐克敏(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2(1)：1-4。

    近几年，SCI像一个“幽灵”在国内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乃至社会上游荡着。SCI不仅引起了广大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兴趣和注意，而且也引起了科研管理工作者乃至行政领导的青睐。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对SCI的性质、功能、包括它的全称都知之甚少的一些大学校长，在一些会议上公开宣布，在SCI上每“发表”(原话如此――本文作者)一篇论文，学校将颁发多少多少奖金。不少高校及科研机构则不分学科地把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定职称和发放奖金的依据，把影响因子炒得“炙手可热”，神乎其神。甚至国家教育部都把高校被SCI引用的来源文献的数量，作为考虑大学排名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SCI在国内的“身价”和影响，连SCI――《科学引文索引》创始人加菲尔德博士访问中国时得知这种情况也感到十分诧异。这是不是因为《科学引文索引》刚刚传入中国，人们对它缺乏了解呢?

    实际情况不然，《科学引文索引》介绍到中国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早在《科学引文索引》正式发行的第二年(1964年)，国内学者张琪玉、王恩光就分别在专业刊物上介绍这种新颖的检索工具。文革期间关于《科学引文索引》及引文分析的研究被迫陷于停顿。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科学界、情报界及图书馆界恢复、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引文索引》光盘版及网络版的发行，国内高校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专业(包括信息管理专业)纷纷把《科学引文索引》等引文检索工具、引文分析乃至文献计量学都列为教学的重要内容，《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等在国内逐渐普及开来，他们在信息检索、科学研究和期刊评价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兰州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最早开始试制中文科学引文索引。80年代中期，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成功《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索引》。1998年南京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开发、出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光盘版和网络版)。这一切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和出版引文索引的新局面，引文索引在国内的应用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加菲尔德博士撰写的专著《引文索引法的理论和应用》也传入我国，成为研究引文索引及引文分析的核心文献。

    90年代由于受到国内不正之风的严重影响，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的鉴定和评奖中的专家评议往往走过场，流于形式，使得原本公正、神圣的同行评议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作用。此时适逢《科学引文索引》及文献计量学的流行。于是人们发现利用《科学引文索引》及其文献计量指标，对科技工作者(包括科技刊物)进行科研绩效的量化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显露出某些超越于当时同行评议的独特优点。这样引文计量及《科学引文索引》就渐渐地被一些人和机构捧红，抬高到不恰当的位置，成为当时学术评价和科研管理中的“法宝”，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种种情况。

    由此引发了2002年在《科学时报》等报刊上开展的一场有关SCI的大讨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地看待SCI，如何正确地使用SCI，这场讨论的结果导致了教育部、科技部等机构正式下发了一个有关正确进行科研绩效和成果评价活动的文件，教育部、科技部决定取消政府导向的《科学引文索引》排名，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从重视科研论文的数量向重视论文质量方向转变，并将改进和完善现有的科技评价制度。

    实际上早在60、70年代，美国对用引文分析测度、表示科学的绩效，曾经引发过一场很大的争议。当人们用引文分析去测度某些科研人员、科研机构时，争议变得越来越激烈。加菲尔德撰写过大量的文章详细地答复过对引文分析和引文测度的种种非议和批评。为了增进和拓宽人们对引文测度的了解，后来他把上述答复的所有要点集中地写入他的这本专著第10章《有关科学家的引文分析》，详细地、富有预见性地分析了争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引文统计能否准确，引文统计究竟测度什么，引文统计究竟不能测度什么，如何看待否定性引文、著者自引和方法性引文等等。他曾经指出：

    “盲目地做出被引频次最多的著者就该得诺贝尔奖金的结论是荒谬的。”

    “引文统计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工具却是确定的，它要求对使用这些数据的人们做出周全而精微的判断。”

    “现在看来，引文统计是一个微妙的东西。谁用引文统计在不同层次、尤其是在个人的层次上评价研究工作的绩效，谁就必须了解引文统计的微妙性和局限性。倡导利用引文统计去评价人时，不要以为这件事非常简单，甚至连笨人也会干。事实上是会遇到与它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用一些合理的方法，做一些解释工作，从而满意地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对于人们用引文统计去发展一种对个人或团体绩效进行公正、客观和有用的测度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批评的理由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对于这场争论，其中有两个事实是基本的。其一，当科研机构变得越来越大，它们在社会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时，确认机构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员和小组的评价工作，就变得越加困难、越加昂贵和越加必要。其二，引文测度被证明是一种同行专家评议的有效方式，它把一些有用的、客观的因素引入到评价过程中，只涉及到少量的使用调查技术的费用。而引文分析与凭直觉判断相比，有时花费的时间和工夫，则显然要多得多。但是，专业的评价肯定是十分重要的，足以表明这种投入是正确的。”

    以上大段大段地引证加菲尔德书中的原话，是想说明我国学术界和图书情报界前两年那场争论中的一些问题，早在30年前加菲尔德已经预料到，而且已经做了详细而全面的分析和论述。这正是加菲尔德的这本专著在30年后翻译成中文重新出版的现实意义。当然这本译著的出版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价值。我们相信，这本译著的出版将会促进我国学术界和图书情报界正确地使用文献计量进行学术评价和科学管理，有助于推进和发展我国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以及信息可视化等研究工作，提高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术水平。

侯汉清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