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的宣传运动

(《应用索引学》一书节录)

黄 恩 祝

    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销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是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神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他认为“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不可少的一步”。并主张“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胡适这段话虽是针对国学讲的，但他却相当深刻地道破了索引的作用，在当时是一次对索引很有影响的宣传。

    1925年6月2日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的演讲中说：“我还有一个重大提案，曰编纂新式类书”。“以浩如烟海的古籍，真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所以除需要精良的分类和编目之外。还须有这样一部大而适用的类书，方能令图书馆的应用效率增高”。而此类书之编纂，“最适宜者莫如图书馆协会”。梁氏在这里提的“新式类书”，就是指索引而言。

    何炳松继起在1925年10月的《史地学报》上发表了《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大力宣传索引的功能，并进一步提出为我国的旧籍编纂索引的建议。他理直气壮地指出：“窃以为整理国故，索引为先。……所谓索引，即将书中所有专名、术语、惯词、异称分别提出，依笔画多寡为序附于全书之后，并注明其见于某卷某篇某页某行等，俾读者展阅之余，即可知某名某语某词某称见于此书中者凡有几次，并在何地是也”。他进一步宣传说：“吾国旧日之硕学通儒。号称‘腹笥’，聪明者一目十行，资钝者再三环诵，毕生尽力，所得几何……实则所谓腹笥，即系无形之索引，所异者一书纸上，一记脑中耳。今将我国载籍，编成索引，则凡百学子，皆可予求，有裨探寻，岂止事半功倍”。他以《二十四史》为例，指出“一史中各传相牵，纪传互系，专名并见于书志典章，或丽于人名，错纵牵连，难所究诘。果能附以索引，岂不一望可知。索引果成，则昔日秘而难传之腹笥，至是宝藏毕露，任人取求，榛芜既开，坦途乃筑，发扬国粹，饷遗后人，其事甚劳，其功甚伟”。并号召“世有同志，盍起而谋之”。

    中华图书馆协会索引委员会曾于1928年初发布启事一则，向国人介绍了欧美各国对索引的重视，“吾人试察欧美各国所刊行之书报，除文学、小说及无关重要之刊物外，莫不备有索引。……彼等视一书之索引，为其中必不可少之部分，并视索引之编制，为出版者应尽之义务而阅者应享之权利。但在我国鲜有注意及此者。同人等为发展文化起见故拟广为宣传，促成索引之事业”。草拟这则启事的委员有杜定友、万国鼎、刘国钧、金敏甫、陈普炎、钱亚新与毛坤。

    万国鼎在《图书馆学季刊》1928的第2卷第3期上发表了《索引与序列》一文，论述了索引的效用，介绍了欧美的索引：“今欧美不独一书有一书之索引，尚有群书联合索引，有杂志亦各编索引，复有大规模之联合索引，甚至日报亦编索引”。指出了我国索引工作与欧美的差距：“返视吾国，书籍附有索引几如凤毛麟角，且体例欠善，检阅仍难……比之欧美索引，相殊悬绝，我国学术界之不幸也”。

    1930年4月杜定友序钱亚新的专著《索引和索引法》时，针对我国古人读书不讲究治学的方法时说：“以前学者底成绩和他们所费时间，是很不相称的。他们终身钻研，也不过在故纸堆里推筋斗，什么注疏考证，一字之微，动千万言，弄得越注越糊涂，从不知在治学方法上想出什么新花样，以求学术之进步与为学之敏捷。从前的人，毕生所事，不过几部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修齐治平、吃饭行乐以及升官发财，莫不靠这些东西，搬来搬去。一个人花了数十年工夫……当然可以弄得熟烂……比如《二十四史》以前底学者，鲜有不自首至尾读尽晓尽的。但是二十四史底材料，我们为学办事底时候，却不能不用。然而，‘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最后他饱蘸着对索引事业的无比热情振笔疾呼：“处于现代二十世纪革命时代，我们非但要革他们的命。凡是对现代潮流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要坐而言，立而行，急起直追。读书治学底方法，尤其是索引底缺乏，我们已经落伍了，革命底青年呵!我们要努力!要改进!”

    1932年洪业在他的专著《引得说》中对那些反对编古籍引得的谬论大加抨击之后指出：“图表者、目录者、引得也，予学者以游翔于载籍中之舟车也。舟车愈善，则其所游愈广，且减其手足之劳，而增其师友磋磨之便，博约深精可期也。……无目录，则难以知其种类；无引得，则难以探其内容也。然则引得者，助人多读书，助人善读其书之工具也”。

    1933年5月1日顾颉刚在《图书评论》第一卷第九期发表了《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的引得)一文，文中他以亲身的体会痛快淋漓地谈到索引的作用：“我，许多人称为考据专家的，他们总以为我所记得的东西是很多的，尤其是古书，差不多以为我是极熟悉的。唉!他们那里知道我工作时的痛苦!……我记忆力坏，又不甘粗制滥造，人家已逼迫我出货，假如工具完全，材料方便，还可勉强对付，无奈从前人没有为我们打算：引书罢，出处不注，起讫不明；句读罢，以不断句为古，而且密密层层的细字，要自己加句读也困难，要查什么着，一切工夫都得从头做起。于是在这四方面：一记不好、二逼出货、三不随便、四不凑手的夹攻下，我真苦呵，往往急得要哭。倘能有工具，我的工夫可省出三分之二。我常想暂不办学术研究所而先办材料整理所”。

    从上引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17年林语堂倡议编索引［注］开始至1933年顾颉刚现身说法为止的十余年间，我国学术界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士大力向国人宣传索引的作用，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索引运动，对我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节录自黄恩祝《应用索引学》(199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55～158页)。

［注］  1917年林语堂在《科学》第三卷第十期发表的《创设汉字制议》一文中写道：“百年以还，欧洲学术可云浩溥，然部勒区分一检即得者，则索引之制之所赐也”。“近世学术演进，索引之用愈多，西人治事，几于无时无处不用索引以省时而便事”。“索引宗旨原在便检索”。他不但第一个引进了“索引”这个名词，也第一个向国人宣传现代索引的作用。(同上书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