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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索引工作的回顾
陈 兆 福
(商务印书馆 北京100710)
1 前言
我是中国索引学会会员。我于1958年调进商务印书馆从事外国学术著作(时称世界名著)校订工作。商务刚重新挂牌，出版方针中央定为继承世界文化遗产，周扬戏称为搞“洋务”。哲学社会科学二十年出版规划大致制定，商务集中力量主要完成该计划(含不接受［本国学者］著作稿)，并负责京沪有几个出版社间完成年度计划(小书单)协调工作。当时，总编辑陈翰伯主持商务工作。
我1990年退休。这时，出版方针正挣开“不出著作稿”束缚。放眼馆外，全国省市不知多少出版社，更不知还会有多少。当时，商务主持者是总经理杨德炎。
翻译图书一开始就以其为外书译本而所肩负国家学术独立使命远甚于普通书和古籍，首先要清除旧影响。建国前外语业务以英语为本位，新中国坚决实行紧急转型。留学专家，翻译人才，大学教育，外书涉猎，参考资料，图书配备，著作(大学教材)筛选，编辑工作，译文校订，译名裁定，影响所及，牵一发而动全身。
俄语本位局面起势迅猛，《翻译通报》批评私营小出版社翻译图书所犯错误，表达了读者对译本新书要求。时代出版社合并进来，随身带来《苏联百科词典》(通称小百科)。我馆出书，前头尽可能冠以《苏联大百科全书》(通称大百科)的著者人名条目。读者受吕叔湘《语法修辞讲话》影响，对译文大致有个共同要求，文字看得顺，内容弄得懂。大家注意到商务历来重视学科术语和人名地名统一工作。接受这项新任务，正是轻车熟路。与之相应者，中华书局整理古籍。这两家和科学出版社，跟全国出版社共同完成空前伟大总任务。
我校订出版第一部书1959年出版，最后一部1995年，埋头36年所经手外国著作及其译本，所涉及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家，所整理科学术语和人名，不过蜻蜓点水，一点目录学工夫而已，姑作一简略介绍于后。
2 所经手处理的18本书情况的简要介绍
(1)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1964年出版，858页，其中人名索引22页；下卷1987年出版，907页，其中人名索引13页，主题索引76页。
(2) 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1965年出版，935页，其中作者重要著作8页，有人名索引。
(3) 葛力译［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卷1975年出版；下卷1979年出版，474页，其中书目对照索引33页，人名索引38页，主题索引36页。
(4) 贺麟、玉太庆译［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1981年出版，464页，其中术语部分主题［德英］索引57页，人名索引38页。
(5) 李约瑟、何兆武、马元德译［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1963年出版，491页，其中人物索引62页，神话文学作品人物索引8页，术语索引23页。
(6) 庞景仁译［德］康德《导论》，1978年出版，296页，其中术语［德法英］对照索引16页，主题索引16页。
(7) 陈修斋译［德］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1982年出版，729页，其中译名［法德英］对照表(名目索引)33页。
(8) 汤侠声译［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1984年出版，189页，其中译名［俄英法德］对照表25页。
(9) 管士滨译［法］霍尔巴赫《自然体系》下卷1977年出版，424页，其中人物［法］索引14页，主题［法］索引12页。
(10) 何兆武译［法］帕斯卡尔《思想论》，1985年出版，549页，其中词语［法英日］对照表引23页。
(11) 严群译［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辨/克力同》，1983年出版，187页，译名［希英］对照表19页。
(12) 李珩译《科学史》，1975年出版，736页，其中人名索引91页。
(13) 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译［意］卡斯蒂格略尼《世界医学史》，上卷1986年出版，419页，其中著作索引7页，重要词目和一般词目索引32页。
(14) 梁昭锡译［苏］波德纳尔斯基《古代地理学》，1986年出版，482页，其中注释［俄希拉］索引40页。
(15) 谢戊申等译［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1997年出版，551页，(世界)历史术语索引22页，法汉对照索引收术语约3000条。
(16) 周祖达译［英］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2004年出版，302页，其中人名索引4页，主题索引10页，《圣经》引语索引3页，书名索引2页。
(17) 骆振芳等编写《西方宗教典故选辑》，1988年出版，164页，其中人名索引14页。
(18) 四川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等编《1900-1949年全国主要报刊哲学论文资料索引，附解放后外国哲学史等专题论文资料索引(1949-1980)》，1989年出版，686页。
3 分析说明
(1) 术语：我采取主题索引形式整理术语，跟一般书不同，特别对术语进行两方面工作：①分析性交代，即不仅只罗列单词，还包括词组；②所附外文供对照，不仅限于原书外语，即译自德文者附德文，而是兼及其他文字，即考虑到学术语言多国性。这样，读者参与斟酌译名就大有空间，可不受个人甚至小城市偏远地方藏书所限。毕竟，外语图书不如本国图书方便。在京工作不能不替外地读者着想。我处理术语总数达6122条。诚然，以上所作，仅限于：①圈定学科术语范围，即掌握基本术语。例如，伦理学科、医学、历史、哲学、科学等等。了解工作量，供作进一步整理参考；②了解重要常用句；③初步提供材料掌握思维方式、思路。
(2) 人名：集中探索西方著作中人物(历史、神话、宗教、文学，虚虚实实)名称，简单介绍基本原则。
(3) 外语：附外文通常仅限于附所据该书文字。例如，英文著作只附英汉对照。前两年写术语社会学笔记，引用思果《翻译研究》一句话：翻译有多难，由译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可以看出，没有一处可以掉以轻心，没有一处不需要学问……译人名谈何容易!
词目中外对照的“外”，认真做起来注意到洋人间彼此概念转换可是十分有趣。开初只供译本对原书，一对一。编着编着，注意到他们洋人彼此间问题我们不得不也予以考虑。反正工作越做越有趣。
(4) 版本：每部书都有这方面问题需要交代，开列柏拉图全集(11)，黑格尔全集(《美学》第四卷)，康德全集，帕斯卡尔全集，笛卡尔全集，都见缝插针介绍了。(1)和(2)两部摘录所涉遍及欧美纵贯历史，1964年编目工作第一次引起我兴趣，隔个文革十年，重理旧业，这一下就想到上述一些全集开列书目事。
整个校订工作同时向读者传送术语和人名信息，把作者思路、译者斟酌跟学界通解一并宣示。不论译本出发语是古典现代(有古希腊与汉语对照)，不论几手中传(有三语对照)，不论一词数解，即异译繁多，如此等等凡读者能遇到的情况均在编者考虑之列(当然并非一下子全做到，而是有个逐步先后)，以上说的是术语。至于人名，因系洋人，一步一步，初则附上外文，后想做到无论译自哪种外文都不影响读者认出来，能验明正身。
4 结语
我自始至终想着送译本给读者的书应当是怎样编成的，文字看得顺，内容弄得通，版本有交代。从五十年代到今天新世纪，最令人高兴莫过于读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开创编法，《唐诗鉴赏辞典》那种交代作者小传，可查佳句，等等附件。读者一书在手，得心应手。这种编法一旦受欢迎，出版社全班人马全出动，编出系列，精神可嘉。
我这方面，多年与西安周祖达共切磋，他给我们的编法取名为：综合索引法。综合既指提供多方面信息，人名术语原文(出发语转译后归宿语)译名(含异译)，又指编者视角所及不限于眼前书而泛及有关著作。着意打破历来只求当前一书译名统一(固然这也并非容易做好)，只扫门前雪做法。我想试做到校一书想一界(学科)。
第一次回头看自己工作，更从宏观综合考虑。两年前介绍哲学术语“异化”，此刻想到如果我们真正做好了这工作，术语出海，索引护航，异化之争应当能减少些曲折，早得确论。至于古希腊“是/存在”，洛克“悟性/理智/理解力”，黑格尔“变/生成”等等更不在话下。这想法当然不切实际，夸大了索引作用。然而，天下事，有时候何尝不是应该苛责?苏联《马恩全集名目索引》异化条目这么完善，他们也未能在术语上取得共识。1950年，清华燕京两大学哲学系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了索引而未蒙采用。可见，中间手段单打一无济于事。但是，如果索引这样一些中间手段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翻译图书编辑，尤其当出版界挟自己全部图书而于重要书籍编好术语索引(含引导争论辨释)以提供思维关节点，使思路减少阻碍增加共识，进而有个畅通无阻的线路，似乎未尝不能引导正确思维，从而推动整个民族理论思维。
话说回来，书后索引是图书一重要资源，从一局观点看，我所挖掘外书范围，只限于商务出书范围这个有限部分，此刻这报告实在让我自己都怀疑那些年是否真正算得上做了工作。因此总在想，如果当年真正做好这份工作，应当能避免后来学界所遇一些曲折。说来也真是有意思，刚转到出版社，劈头发生了大学新生所编《成语词典》出问题，十万册成品，一本也不卖，我好不容易得到一本。市面上流通《新华字典》，供小学生用。《现代汉语词典》编了多年，总未能公开发行。《苏联大百科全书》选择本陆续出版，到停选，本馆综合苏英美日百科等自编《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736万字，2800页，1965年)也赶上供大家参考以建立自己对人物的态度。然后，跨过文革十年后，一下子译出《不列颠百科全书》，翻印《大美百科全书》，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都编了出来，学术独立这仗初步完成了。
整个回顾，无序进行，手头不便，即兴随机，毫无系统。动脑子事，留待稍缓再来做。冥冥中感到，时候到了，索引该跨一大步!应当成为终端产品进入图书市场。过去之所以未能做到，是由于我们认识不足，努力不够，合力不大，核算不精，办法不多，还是什么?愿新领导率领大家创出新天地!
陈兆福 商务印书馆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