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别集总目》编纂述略

李灵年     杨  忠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210097)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 100871)

    有清一代，才人辈出，著书如林。在它统治的二百六十八年间，先后有十数亿人生息繁衍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仅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即使从量上分析，清代无论是作者数还是作品数，都大大超过此前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已进入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的时代。同时，清朝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今天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寻求它的来龙去脉，都需要追溯到清代。可以说，对清代文化的研究与现代的经济文化建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文化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即以清人诗文别集而言，迄今为止，海内外尚无一部全面著录清代诗文作品及其作者有关资料的大型工具书。这对研究的全面展开，无疑是不利的。

本书编写组的同仁对清代文献抱有浓厚的兴趣，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计划对清代诗文及其相关学术著作进行较大规模的整理与研究。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必须了解清人著作的存佚情况，摸清家底，不然将不得其门而入。

    对于清集的著录和介绍，前贤已做过许多工作，重要的如王重民等先生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孙殿起先生的《贩书偶记》与雷梦水先生的《续编》，袁行云先生的《清人诗集叙录》等，特别是《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历代诗文别集联合目录》、《台湾公藏普通线装书目》、《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以及《皖人书录》、《山东文献书目》、《山西文献总目提要》的出版，为了解清人文集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和线索。但是，这些撰述，或仅记知见所及，或仅著录善本，或仅收丛书中的别集，或为地域性书目，不仅在数量上距离清代总数尚远，而且一般缺乏作者的传记资料，未能提供更多的信息。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决定在前贤著述的基础上，着手编纂清人别集总目。

    1990年报经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并拨款资助，直到2000年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历时整整十一个春秋。现将编纂过程概述于下。

一

    《清人别集总目》立足于为进一步的研究服务，本着挖掘清代文献资料的指导思想，一切从有利于研究出发，以使用方便为准则，不受传统书目体例的限制，因而在编纂体例上有所突破。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 著录广泛

    本书著录了清人现存的近二万名作者的约四万种作品，超过了前此任何著录的数字。清代究竟存有多少诗文别集作品，一直是个未知数。为了摸清基本情况，我们作了力所能及的调查工作，广泛收集了各省市图书馆、重要高校图书馆和文化发达地区县级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对上图、南图、皖图等没有编印藏书目录的一些重点单位，我们也努力收录其馆藏目录卡片。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情况，也都予以记载，并兼及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有关机构的藏书，尽可能做到了书目收集全面。

在书目的搜求上，我们的追求是：不在于调查清人曾有哪些诗文著作，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弄清现存清集的情况，以便于利用。我们以当代公立藏书机构所编书目(卡片)为主，兼收确有知见、确曾刊印的无馆藏书目，以保证书目的广泛性和可靠性。

    在书目著录上，我们抱着较为宽泛的文化学术思想，对别集书目附有的非其他类作品，如词作，也不予删除，即不做“彻底净化”工夫。这样可以为相关的研究者提供较为直观的寻找线索。

  (二) 多列版本

    我国史志向不著录版本，即使在版本学昌盛的时代，各家补志也是如此。然著录版本至为重要，正如目录学大家余嘉锡所说：“刻书之时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则其书必不尽同。故时当记其纪元干支，地当记其州府坊肆，人当记其姓名别号。”(《藏园群书题记・序》)为此，我们将搜罗到的所有版本，不论其版刻形式，不厌其烦，一一加以胪列，而不是像有些书目那样，仅选择重要版本著录。对于书目本身提供的辑校笺注刊刻题跋等信息资料，也一并予以保留，以供读者全面了解一书的相关情况。

  (三) 详注馆藏

    目录类工具书的重要作用在于实用，即为读者提供确切具体的书目线索，因而著录收藏单位便成为必不可少的要求。我们在汇编条目时，为节省篇幅，原来规定著录馆藏不超过五家，后来又扩至八家，最后考虑到各地读者用书的方便，决定除了几部常见的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者外，所知馆藏一概予以著录。这样，读者可以根据本书所提供的藏书线索，就近查阅，避免长途奔波之苦。

在著录藏书单位时，凡为丛书本已见《丛书综录》者，不再重复著录；但因《丛书综录》所收馆目有限，凡今见溢出其外者，酌予补录。又袁行云先生之《清人诗集叙录》，主要据北图、北大、首都、中科院四家馆藏撰就，故我们在著录时，凡为《叙录》所收而不见于上述四馆者始作著录，反之则予省略。

  (四) 书传结合

    本书以综合著录的方式，集目录版本学著作、人名辞典和传记索引为一身，成为一部编例全新的工具书，最大限度地提供清人诗文集的有关信息。

    众所周知，我国书目自刘向、刘歆父子所撰《别录》、《七略》开始，就有记载作者爵里的优良传统。《汉书》虽予略去，然作者行事尚可于注中窥见一二。后来在私家目录中南齐王俭作《七志》，创立了“传录体”的叙录方法，不过推行不广。到了《隋志》，只载官爵，宋明史志，但记姓名而已。其间只有《新唐书》对于无传作者皆详注其爵里。这种传统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得到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余嘉锡说：“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四库提要辨正・序录》)但清代近三百年来的私家藏书有目者虽有一二百种，但“其中正式之书目、书志不多，而属于书账者不少”(顾廷龙《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序》)。至于现代古籍书目，除少数几家外，概不著录作者爵里事迹，几成通例。当然，现代编目方法自有其体例，不必苛求，但目录为致用之学，一切应从实用出发，清人别集又为个人专著，作者传记资料尤为重要。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打破当代一般目录文献著录的惯例，以附录的形式将可以考知或查获的作者小传和传记资料索引载于书目之后，以供寻查。在引用传记资料时，不仅依据正史、碑传、年谱以及艺文类著作，也收入图像资料，这是少有先例的，其目的在于为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

    因知见所限，有附录者虽然只能做到总人数的十分之六七，但其量已有一万数千人，如果将附录单独汇编成册，实际上已可视为清代诗文作家的专门性辞典和有关人物的传记资料索引，这对清代文化各学科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严格地说，《清人别集总目》的题名并不能准确概括本书的全部内容。

    这种附载作者小传及资料索引的著录形式，仅就本书内部关系而言，就因著录作者小传而可以发现并进而纠正书目上的许多错误。如同姓名人物，就因对传记的查核而不致把同一姓名不同作品简单地归于一人。同样，同一书名、作者而署名不同，也多赖于对姓名、字号、籍贯以及仕履的考证。有的地方文献书目，将江西或河北新城人多误植于山东新城属下，就是因不详作者情况而致误。

  (五) 便于使用

    本书的主要编纂者都是专职科研人员，在制定体例之初就设身处地地为使用者着想，努力做到实用、周全，便于检索。本书的编排顺序本身就提供了一种索引，书后又附有书名索引。要了解作者的一般情况，小传即可提供，要深入发掘作者的生平事迹，传记资料索引指示了途径。由于本书系用通行的简体字排版，为便于不熟悉简体字者使用本书，我们接受美籍华人谢正光教授的建议，特编制了人名书名首字繁简对照。此外，为便于使用者的检索查寻，我们对书名首字和人名首二字繁改简持慎重态度，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异体字酌予保留。

    由以上简述可知，此书的问世，或可为清代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一部必备的工具书，为《全清诗》、《全清文》的编纂打下一定的基础。使用者一书在手，既可以从量上大致把握清代诗文别集的概貌，同时也掌握了一把深入研究的钥匙。

二

    指导思想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它要求我们在编著中不是一般的汇辑书目和著录传记资料，而必须采取归纳、考订、辨析等综合研究的方法，来解决发现的问题。由于对书目资料作了较为彻底的网罗，为我们进行全面的排比、查核提供了条件，避免了许多错误，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但是，要做到上述要求，困难是很大的。这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难点丛生，几乎在上述所有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困难。编写组同仁知难而上，抱着极端负责的精神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力求达到预定的目标。工作过程中的难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为叙述方便，同时把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也一并予以说明。

    首先为收集书目的困难。

    本书为海内外现存清人别集的汇编目录，带有联合书目的性质。为提高涵盖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藏书情况作一次较为全面的普查，力求做到网罗殆尽。但是，这项工作难度很大。首先，建国后书目工作发展不平衡，许多重要公藏图书馆没有编制书目，即使编有书目，也多限于著录善本，而且多为内部交流使用，公开出版的极少。又因这一类书目多为交流资料，一般不编入书目卡片，有的也只作内部工作参考，并不外借。因此，即使要编制一份较为完备的建国以来各馆已编印的书目之书目也非常困难。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采用的办法是：①通过各种信息查寻书目；②广泛请托有关友人代为查寻书目；③对于未编书目的单位千方百计抄其馆藏别集书目卡片；④充分利用前人编就的书目。总之，利用各种条件力争网罗彻底，使本书不致有太多的遗漏。

    书目的搜集似乎没有底限，编目工作又不可能等待书目齐全再开始进行，事实上搜集书目的工作贯穿了编著工作的全过程，直到三校时仍然在补充刚刚获得的书目。因此，在基本书目大致齐备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边编写边搜集的办法进行工作。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因为每增补一种书目，都要将它按作者姓氏分类，插、补进成稿中的有关部位，并对各个栏目从头至尾一一翻检，全为重复劳动，十分麻烦。但为了书目的完善，只好不厌其烦。

    其次为编目工作的困难。

    由于各家书目著录方式不尽统一，整理方法不尽规范，或因编目者未作细察，致使不少书目存有各种错误，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其讹误情况大致有如下数端：

  ① 误收非清人作品。如误收唐人李观《李元宾文集》、顾况《顾华阳集》，宋人韩驹《陵阳先生集》、张先《安陆集》，元人李祁《云阳集》、岑安卿《栲栳山人集》，明人张经《半洲诗集》、张九一《绿波诗集》等等，举不胜举。

  ② 误收非别集作品。有的以史部误入集部，有的以总集类、诗文评类误入别集类。如汪大铁《空谷流馨集》、沈梦兰《所愿斋诗抄》等，实为总集而非别集。有些情况，如只看书名，不细察内容，很容易搞错，如姚怀祥《姚公遗迹诗抄》，《丛书综录》入集部别集类，而其内容实系谢兰生辑姚公手迹及同人题咏，当入总集类。

在已收书目中，我们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去剔除非清人、非别集作品，肯定仍有遗漏。

  ③ 同姓名者误作一人。同姓名者最易混淆致误。如曹敏有二人，一为洛阳人，有《小亭信口吟》、《芝亭旧稿》等集；一为无锡人，有《病梅馆诗》。又何汝霖也有二人，一为海盐人，字商隐，明遗民；一为江宁人，字雨人，道光五年举人，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上举两例尚属小姓，其他大姓重名者有多至五六人者。我们在此次编目时，凡于书目排比中有疑问而又有线索可寻者，一经查出，即厘分单立；而一时无法判定者，为慎重起见，只好以书目存作者。

  ④ 同一部作品因作者姓氏著录有异而致重出。常见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分别以本名、字号或室名等署名者，如袁翼字谷廉，有《邃怀堂文集》，或即以其字署姓名。这类情况一经查实，一律以本名著录。个别作品显然系用别号署名，但不能考知其本名者，仍按原著录列载；有线索可寻而无确证者，以按语注出以备考。如《一山存集》的作者施一山，疑即施何牧，何牧号一山，但不能确证一山果为何牧，因以按语注出。第二种情况是因形似或音近而致误。误书姓氏者如江昱误为汪昱，汪璞误为王璞，汝兰误为沈兰，商盘误为高盘，吕留良误为马留良。误书名字者，如王宾写成王滨，沈丙莹写作沈炳莹。有的甚至将籍贯之后一字、字号之后一字、女史之史字误作姓氏，造成著录的混乱。前文说过，上述情况的发现及纠正，多赖于人物小传的著录。

  ⑤ 因误写书名而使一书误作两书者。如伍兆鳌撰《木屑集》，或著录为《求屑集》，显然是因求木形近而误。有的书名与内容不符，则需加按语说明。如董廷策《研花馆吟草》二卷，实为《研花馆吟草》一卷、《妻子哀馀录》一卷等。书名稍有出入而撰人相同者，可能是同书异名，也可能是著录有误。总之，编写时所面对的书目情况非常复杂，精粗并存，高下不等，虽经反复检查考辨，但恐仍有遗误。

    第三为广列版本的困难。

    这是编目过程中最难着手的工作。因为我们主要是依据各馆自编的书目或书目卡片，而各馆的著录习惯不同，在书名、卷数、刊刻时间上都各有体例或随意而为。要在纷繁的书目中理出个头绪来是颇为费力的。特别是那些大家，要想把版本的承传关系排列清楚，在无法翻检原书的情况下，几乎难以做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胪列版本时，在排比、辨析的基础上，尽量做到版本形式清晰、时间先后明确，以显示版本的价值及其内在的联系。

    版本的差别，大部分属于异本。这种情况比较好办，依照体例一一加以著录即可。对那些本属同一版本，因著录角度和方法不同而造成的差异，为节省篇幅，避免繁琐，著录时适当予以归并。有些作品虽为同年刊刻，但各馆著录卷数相差颇大，有的书名为几种著作的合目，为查找方便，仍予胪载。如全祖望《鲒埼亭集》，有嘉庆九年史梦蛟刻同治十一年印本，另一部同一版本者，尚有外编五十卷，因而别列一目。

    从汇集到审度合并条目，要做到完全符合版本的原貌是困难的，好在多数书目对重刻翻刻等“殊版”情况都有切实的记载，一般不致混同。我们在认真辨析的基础上，力求谨慎从事，尽量做到分合恰当。

    一些馆藏书目在书籍刊印的时间上，往往存在着干支年代的误记，把时间错算了一个甲子。如魏嘉琬(1671～1720)《咀蔗居诗集》八卷，或著录为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刊本。魏氏为康熙三十九年举人，康熙二十六年年方十六，不可能刊印如此数量的诗作，因而并入同为丁卯年的乾隆十二年刊本中。或误记干支所属的朝代，如李晋熙《漉云斋诗》，或著录为光绪辛酉刊本，光绪无辛酉。华东师大著录为民国十年排印本，此年恰为辛酉年，前一著录显然有误。

    第四为撰写小传的困难。

    清代诗文作家面广量大，撰写小传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编目工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清人传记资料应该说已相当丰富，我们手头常用者就有数十种之多。但资料多者，往往互有出入，需要比较甄别，几十字的小传常是考辨了两三个疑点后方能撰就。且比较而言，名家小传资料易得，为数众多的小家资料却颇为难寻。有的作家翻遍手头所有资料，才觅得寥寥数字。有时虽一无所获，用力却倍于名家。因此，无论有传无传，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个中甘苦，是只有从事过这类工作的人才可想象的。

    前人的传记著述，或因叙写时有误，或因印刷时失校，往往存有错误成分。我们在此次编目时碰到疑点，必努力予以解决；一时不能解决而存疑者，则加按语说明。如仪征卞维城，生于嘉庆五年(1800)庚申，卒年无明确记载。《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认为卒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有人认为卒于1871年。考卞氏为道光八年(1828)诸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汪廷儒序刻其《韬臣馆诗存》，已有卞氏“九原埋骨”之语，显然卞氏已不在世。据此我们认为张慧剑先生所定卒年是可信的，因而据以著录。

    传记资料在科甲仕履上的误记也较常见。如石门方廷瑚，或云为嘉庆十三年戊辰举人，或云为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举人。按常理辰年为春闱之期，然据有关记载嘉庆戊辰确曾举行秋试，故采前说。又如贵筑周际华，有人说他是嘉庆二十年进士，查此年无春闱，显系误记。据方宗诚《周氏两世循吏传》及自撰年谱《一瞬录》，周氏实为嘉庆六年进士。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该年辛酉恩科却无周际华题名，只有贵筑周际岐，在三甲第五十名。际华入《清史稿・循吏传》，科甲仕履，谱、传言之凿凿，谅不会有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所记或为异名。关于作者籍贯的著录，一仍传统习惯，除个别会引起歧义的异地同名外，一律只著录属县，不冠省名，以避免因政区的变动而造成新的麻烦。

三

    尽管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但限于主客观条件，本书可能会存有不少问题，不能尽如人意。举其要者，当有如下几点：

  (一) 书目未能尽收

    对于书目，主观上虽有网罗求全的决心，但在实际上却不可能完全做到。对已编的馆藏书目，限于知见，很难说都收集到了。在校对过程中，已编书目仍时有发现，对此都作了增补。但截至三校为止，仍不敢说就没有遗漏。有的书目，如《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开始收集到了，但在工作中丢失了王、朱二姓的复印件，再去藏书单位寻找原书，已不知去向。此二姓作品在日本的存藏情况，除独存者已先予著录外，其馀只好阙如。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全部抄录到未编书目的众多图书馆所藏别集目录卡片。有的图书馆不愿将藏书外示，虽经交涉，终未获允抄卡，留下遗憾。另外，一些基层图书馆所藏乡邦文献，尽管不一定都有很高的价值，但作为总目，理应尽量收录，我们未能完全做到。

  (二) 分合不尽允当

    这包含作者与版本两个问题。现归于一人名下的两部作品，可能为二人所撰，是合其不当合者；同姓名下的诗文别集，如其书名既不相同，刊刻时间又跨度较长，为审慎起见，一般分在二人名下，又可能形成分其不当分者。再如同姓名者共有五人，前四人可写出小传，作者易于归属；而第五人无传，只好另立一目。这第五人很可能即为前四人中的某人，只是作品无法系于前此任何一人，强分了出来，也易造成分其不当分的情况。版本的分合也是这样，现著录为同一版本者，事实上也许并非同一版本；现著录为不同版本者，事实上或许恰是同一版本。种种复杂情况，我们虽力求谨慎处理，仍难免存有讹误。

  (三) 馆藏或有误记

    一般说来，书目是静态的，而藏书则是动态的。我们据馆藏书目著录馆藏，就已经埋下个别著录目、书不符的隐患。加之我们所用各家书目多为据油印本复制，有些地方字迹分辨不清，容易致误。即使抄录馆藏卡片，过录之时笔误的情况也不能完全排除。

    图书的存藏情况看似简单，实则极为复杂。如南图藏有《皇清百名家诗》，《丛书综录》未作著录，我们根据该馆友人所供藏书卡片补出。但在查核该馆工作卡片时又未见。因而怀疑为供卡者误记，便于一校时勾去。后来查明该馆确实藏有此书，不过书卡著录为《国朝百名家诗》，于是又在二校时补上。又如据《丛书综录》，《国朝闺阁诗抄》南图藏有残本。经查核，该书南图实藏有两部，一为残本，缺一至十卷；一为全本。

  (四) 人名著录不尽准确

    在人名著录上可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 作者名为其字号而非本名，但限于条件，未能全部还其原名。

  ② 姓对而名不对者，未能著录其本名。

  ③ 有些书目著录的作者姓名古怪，有违常识，一时又无法考辨纠正，只好存疑。

    另外，从研究需要出发，对清末民国间人的收录稍有放宽。有的人主要生活在民国，但这些人的旧体诗文集往往为清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因而跨过凡例所规定的时限，有选择地予以著录。

  (五) 人物传记间或有误

    本书所搜集的人物传记资料，有第一手资料，也有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应该说是基本没有问题，而第二手资料，我们虽然已经花大力气纠正了其中不少错误，但限于学养和精力，仍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以上问题，尽管我们在工作伊始就予以充分注意，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说解决得比较彻底。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异日加以订补。

《清人别集总目》凡例

一 本书为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存清代诗文别集著述、馆藏及其作者传记资料的大型工具书，共著录近两万名作家所撰约四万部诗文集，旨在为清代及近代文史整理研究提供目录传记类文献的基本线索。

二 本书著录书目，均为国人以汉语创作的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兼及以诗文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全集，非汉语创作及外籍(如朝、韩、日)人士的汉语作品，不在本书收录范围。

三 本书所收作者，以清人为主，兼及由明入清(不包括所知南明死事者)和由清入民国者。

四 本书所收别集，以海内外公藏书目为主要依据，兼及私人收藏。为保证所录别集的现存可靠性，国内馆藏书目尽量选用1949年建国后编成者；为提高著录涵盖面，对部分未编书目的重要图书馆，则抄录其有关藏书卡片。

五 本书按姓氏笔划编排。首字笔划数相同者，以起笔笔形一、丨、丿、丶、乙定先后。同姓第二字笔划数相同者据该字起笔，第二字字形相同者据第三字笔划数，第三字笔划数相同者复依该字起笔顺序定先后。同姓名者据生活、著述及作品刊刻年代酌定次序(参见本书《别集作者姓氏目录》的说明文字)。

六 本书以人系书。同一作者不同著作的著录顺序，大致依次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全集。所著录的别集，皆注明所知的现存各种版本，并尽量保留各馆藏书目及卡片提供的有关该书的序跋、题咏、辑抄、校注、编选、刊印等时间、地点、人名资料。

七 本书对一作者同一体裁的不同作品，或同一作品不同版本的著录顺序，大致以所据资料提供的问世时间为准，并适当照顾版本的传承系统。无具体时间者，一般按稿本、抄本、刊本(木刻、木活字、石印、铅印、排印、油印)编排。凡原注“排印”而又不详为铅、铜、泥、木活字排者，一仍其旧。

八 本书为节省篇幅，卷数、年代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15卷”、“康熙12年”、“日本文化3年”等；凡清代年号，其前均免去“清”字；年代后不括注公元纪年。若欲知年号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请参本书附录一《明万历至民国中西历史纪年表》。版本仅知年号、干支而无具体时间者，则著录照旧。

九 本书对书名、卷数、版本的著录，鉴于古书在长期传存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残缺，及因各家图书馆编目习惯不同而必然造成的差异，一般以所据馆藏书目或卡片为准。除确有把握为误者，不作人为的整齐划一的改动，以便使用者在原馆的检索。

十 本书于版本之后括注的名称，多为藏书单位及建国后所编馆藏书目的简称(参见本书附录二《别集版本著录所据书目》、附录三《别集藏书单位简称全称对照说明》)。但世事或变，存佚无定，有目无书或有书无目，所遇常有。即使国内近年所编书目及复制藏书卡片，也难以完全等同于实际馆藏，敬请使用者留意其中的出入。

十一 本书著录版本，凡涉及《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常见大型丛书及建国后整理出版单行者，一般不括注藏书处。

十二 本书所收作者，凡知见所及者，均附编小传，其内容包括生卒、字号、籍贯、科第、仕履、亲友、师承、封谥等，并于其后附录传记资料索引(参见本书附录四《别集作者传记参考书目》)。

十三 本书作者小传附录传记资料，首重散见于文集中的碑传资料，次及正史、碑传合集、诗文、儒学、尺牍、书画家小传、年谱及图像资料。除年谱外，皆以建国前出版者为主。传记书目后所标阿拉伯数字，系指有关资料在该书中的卷数。

十四 本书正文前有《别集作者姓氏目录》，全书后附索引三种：《别集书名索引》、《别集序跋题咏辑抄校注编选刊行者名号索引》、《别集人名书名首字繁简对照索引》。为便检索，目录及索引一之前，均有“首字索引”。(陆林执笔)

李灵年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教授。

杨 忠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陆 林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