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编纂与体例 戴 逸柯愈春
发布时间:2018-09-25  浏览次数:44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编纂与体例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序言

 

   

    一九八二年夏,为要了解清代书籍、史料、档案的存佚、整理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四位同志到南方各省进行局部地区的调查。他们回到北京以后告诉我,听湖北省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北京有一位同志,以业余时间研究清人诗文集,孜孜不倦,搜罗极广,伏案著录,已达十年。这个消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经过打听、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位同志,他就是人民日报图书馆的柯愈春同志。

    我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因为我治清史多年,接触了一些清人诗文集,知道其内容的丰富与可贵,对于清史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甚有价值。清人诗文集,浩如烟海,分散庋藏各地,有些还是未印行过的稿本、钞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贵的书籍,不免水渍虫蚀,霉变损坏,正从人世间佚失。我十分希望对这笔浩翰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摸底,以便进一步整理、辑录,但此项工程极大,非少数人、短时间所能蒇功,没有想到柯愈春同志单独一人,并以业余时间,已在从事这一工作,其坚韧不拔、勤奋刻苦的精神,实可令人敬佩。

    以后,我和柯愈春同志多次晤谈,听他讲了编写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并阅读了部分初稿。此书搜罗广博,编次有序,著录明晰,叙述扼要。我将他的部分初稿和其他同类书籍粗略地作了比较对照,柯愈春的成绩远远超过同类书籍之上。

    我以前一直弄不清楚存留在世的清代文集究竟有多少?五十多年前,王重民先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仅收书四百二十八种;张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别录》,收书六百七十种,其自序称“所得寓目者,才一千一百馀家”。郑振铎先生性好聚书,节衣缩食以至典物举债,竭力搜求,所得清人文集八百多种,并多次慨叹收藏清集艰难;陈乃乾先生从清人文集中录成《清代碑传文通检》一书,所见清人文集极多,他说:“南北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清人文集,当在三千种以上。”徐世昌所辑二百卷本《晚晴簃诗汇》,是迄今最宏富的清人诗选,收诗人六千一百家,应是接触到了相当多的清人诗文集;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与续编,著录清人诗文集约有四千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别集一千六百八十五部,加上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所收二千八百九十部,两者合计为四千五百七十五部(其中尚应剔除辑录古人的散佚文集及重复著录者);邓之诚先生去世前一年,撰成《清诗纪事初编》一书,据他本人所藏顺、康时诗文集,著录作者六百人,所写介绍多有得之言。关于清集数量最多的记载,是东莞伦明,藏清人集子,几乎达到万种,不到三十年,都转卖散失(《周叔 六十生日纪念集》)。这一记载是否确实,有待查考。外国人也早已注意到了清人文集的价值,七八十年前,日本有位藏书家搜集清代顺康以至嘉道时期的集子很多,有“清诗万卷楼”之称(叶德辉《藏书十约序》)。日人西村元照於一九七二年编成《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收录诗文别集二千六百五十馀家。

    以前,已有不少人对清代文集进行收集或著录,而柯愈春同志的工作,自一九七二年正式开始,他寒暑无间,辛勤劳动,白天上班,夜深人静,或节日假期,别的同志正在休息游览,他却怀抱遍览清代别集的宏愿,独坐书城,目索手抄,著录存世的清人诗文别集约二万家,撰成《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一书,所得远远超过了前人。他按作者生卒年代排列,其中有的一人数种、十数种以至数十种书,如按种数计算,现存清人诗文集不下数万种。真是浩瀚广博,洋洋大观,使我们得以探测清人诗文别集的全貌,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和丰富的资料。

    诗文集,亦即古代目录学中所称“别集”,是由个人的作品结集而成,通常包括论文、散文、游记、序跋、诗词,有时也包括奏疏、书信、公牍等等。一个人所著各种内容、各种体裁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纳入别集之内。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别集析为诗集、歌词、奏议三门。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以为“奏议皆关国政,宜兴诏令并为一类,不宜别之于集”,于是移奏议入史部;又认为“歌词体卑而艺贱”,亦从别集类分出,而另立词曲类。

    个人作品的结集,始于汉代,现存最早的《扬子雄集》、《蔡中郎集》、《诸葛亮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都是后人掇拾遗文补编,非作者自编或当时编成。自编诗文集始于江淹及萧衍父子,唐宋以后,编纂文集之风大盛。不少学者和藏书家也注意到了这类书籍的价值,有意识地收藏或著录前代及本朝人的诗文集。宋僧文莹收宋初至熙宁间文集二百余家;清初曹溶撰《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载宋人自柳开以下一百八十家,元人自耶律楚材以下一百十五家之书。清初,黄守羲、吕留良、吴之振、张自烈均注意收集宋明人文集,吴之振家产富裕,所得尤多,合吕留良所藏,刻成《宋诗钞》,收录诗人百余家作品,张自烈藏书三十万卷,其中明人文集很多。

    诗文集之所以受到重视,正因为它有独特的价值。诗文集反映个人的思想、知识、行为以及所见、所闻、所感,上至军国大事,下至身边琐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既是丰富的历史生活的记录,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宝藏。由于作者众多,他们的出身、地位、经历、职业、思想以及居住和活动地区不同,而诗文集中所收,或为文章,或为诗词,或为奏议,或为书信,所以内容的涵盖面十分宽广,涉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民情土风以及许多人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人也有瞧不起文集的,认为文集的内容“参差庞杂”、“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文史通义・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除了少数人的文集,其余均可淘汰,因为“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又认为“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艹雉弥严”,理由是“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四库提要・别集序》)。基于这种认识,四库所收明人别集只有二百部,而清人别集,除皇帝的御制诗文外只有四十部。

    固然,文集数量很多,其价值高下各有不同,应作具体分析,但四库全书之所以“删艹雉弥严”是从卫道者的立场出发。在他们看来,天地间的圣贤就那末寥寥数人,天地间的道理也只有儒家经典上所说干巴巴的几条,其他的人物和言行都不关重要,没有传世的价值和必要。意见多了、思想活跃反而莫衷一是,有碍圣道,这是卫道者的逻辑。尤其是他们认为异端旁门的作品更是摒弃排斥,如一代才人汤显祖,被认为“才与学皆不逮”,风靡晚明文坛的公安派被认为“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相率而趋纤仄……论者比之诗妖”,思想界的怪杰李贽更是“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和别史类,存目)。所以汤显祖的《玉茗堂集》、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谭元春的《谭友夏集》只列存目而不录其书,李贽的诗文则在存目里也找不到。四库馆臣们囿于时代的偏见,看不到在大量的诗文集中包含的珍贵思想和史料、丰富的民情和风俗以及人们真实的悲欢离合的感情。

    更多的学者文士重视诗文集的价值,如顾炎武晚年,曾经自编诗集十二卷,诗中都有记述史事的自注,准备日后交给他的朋友王炜,他担心王炜不重视,亲自对他说“此史也!”可惜这个本子没有传世(王炜《鸿逸堂稿》),现存的《亭林诗集》是顾炎武身后由他外甥徐乾学提供的。徐乾学是清朝显宦,对于涉及时事的原诗和自注,必多忌讳,当有大量删削。黄宗羲则说过“以诗补史之阙”,杜�也提出“诗可正史之讹”。譬如清代顺康雍乾时代发生多次科场案、文字狱,大批官吏、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或流放,许多案件的始末,正史中很少涉及,在别集中却有详尽的叙述。又如民间疾苦,人们耳闻目睹、感受极深,写得很生动深刻。汪洪度的《菜人市》,诗序说:“岁大饥,人卖身割肉于市,曰菜人。有客此乡者,赘其家,其妇忽持钱三千与夫,劝速归,己含泪而去。客怒不言,寻复踌躇,迹妇所往,已断手臂悬菜人市矣。向所持钱,乃以身售价助夫归途费者。”康雍间的诗人金埴描写监狱中的黑暗惨酷,其《哀东狱》诗序中说:“埴尝过山东州县,稔闻狱卒率以闸版拘囚人,于夜终夕不令转侧,罪之轻重勿论也。”如果将这些诗歌�编成书,那将是反映社会弊端和下层生活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图幅。还有清代的很多官吏文人被流放到东北、新疆或其他边地,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废吟咏翰墨,将自己惊险坎坷的遭遇,哀怨悱恻的情感,奇特新鲜的见闻写成诗文,从中可以领略塞上雄浑壮阔的山林草泽,认识到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深重苦难以及边疆地区的劳动和斗争生活。

    诗文是一种很好的史料,可以证史、补史。如康熙时,郭�参劾明珠、余国柱,这是当时的重要事件,但《清实录》内未载郭�的劾疏。蒋良骐编《东华录》从郭�的《华野集》中录出补入。又如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造船备战,百姓苦于工役,吴嘉纪的《邻翁行》中写道:“闻道沿江防敌兵,造船日夜声丁丁,工师困惫不得歇,张灯把炬波涛明。监使还嫌工弗速,如霜刀背鞭皮肉,内烂肠饥死无数,抛却潮边饱鱼腹。”形象地描述了清廷对人民的役使和虐待。又沈德潜的祖父沈钦圻的集子内,载《秦良玉遗像诗》,诗中说:“勤王兵残势穷蹙,子丧弟死一身独,连斩六贼力已殚,拔刀自刎身不辱。”秦良玉与张献忠战于四川,原来良玉是在“子丧弟死”的战场败境中自杀身亡的,与后修《明史》说她病死于家完全不同。沈钦圻与秦良玉是同时代人,他的说法应较可信。

    清人诗文集同前代的别集一样,大部分已亡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中叙述历代别集亡佚的情况说:“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据柯愈春抄录方志所载清人诗文集书目,发现目前未见存世的,亦多至十之八九。清人诗文集大量亡佚,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自然淘汰。有名的诗人文士或有钱的达官贵人,他们的集子容易刻印。一般知识分子即使编写成集,很难刻印,故很多集子只有稿本、钞本,没有行世,便已亡佚。二是朝廷禁书。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大批书籍,种数几乎与四库所收书相等,其中大量是“国初人伪妄诗文”。有些诗文集,朝廷并未禁毁,但作者的后人恐内容有违碍,惧怕招祸,自行焚书毁板。三是毁于兵燹。清中叶以后,战争频仍,如川楚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各地少数民族起义,还有历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社会动乱达一个半世纪,战争中被毁的书籍也不在少数。

    将清代诗文集中有价值的部分钩稽辑录,分类编次,提供利用,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任务。郑振铎先生在《清代文集目序》中早就谈到:“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缪、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之钞;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实际上这一工作早就有人在做,魏源为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所辑均清人文章。当代如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编》、张玉兴编《东北流人诗选注》,都是从清人的诗文集中搜寻和甄选材料,分门别类,录编成书的。

    柯愈春同志半生精力尽萃於《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一书,这是一项巨大而有意义的工程。还有一点值得提到,他从方志艺文、公私藏书目录、清人笔记日记及诗话等书中录出大量清人别集,并全面调查我国各地图书馆所藏的清人诗文集,注意了解港台及日本、美国等有关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在进行这番追踪寻迹,比勘核对的工作后,大体弄清了清代诗文集存佚情况和庋藏地点。这种方法在《隋书・经籍志》中已开其端,柯愈春将其运用于此书,不但便于我们寻踪利用,也使我们对清人别集现存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叙述多而议论少。作者谨慎立言,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本书还有一个引导读者利用清人诗文集的任务,如能对书籍的源流、内容、形式、作者的经历、思想作更详细、准确的分析、介绍,那就更好了。当然,这样的要求,工作量就要大大增加。柯愈春只有一个人,而且业余从事于此,条件又有许多限制,仅将清代别集眼过手摹一遍就需要艰巨的劳动和坚毅的恒心。《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已为进一步的整理、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相信:在这一基础上,柯愈春同志和其他学者们将会继续前进,为发掘清人诗文集这一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做出贡献。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后记

       柯 愈 春

   

    这是一部资料性质的书。正因为如此,其中的字字句句,动笔都要有根有据,不能说没有难度。三十年来,日日夜夜,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被这部书占去了。遇到不少嘲讽与冷落,碰上种种困难与挫折,风风雨雨,笑笑哭哭,几次想舍弃罢休而不甘心,真可谓骑虎难下。如今全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此景此情,犹如产后的母亲,一眼看见自己亲生的儿子,无论是聪明还是痴傻,总是从心眼里发出疼爱的喜悦。

    四十年前,作者就读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师事系主任徐家麟先生。徐先生指导我撰写毕业论文《章学诚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论》,专门研究图书提要,借给我一本他自己的读书笔记,其中有一段说:“正史为一代之史,方志为一地之史,宗谱为一族之史,个人别集则是一人之史。”并特别提醒我,清人别集以往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徐先生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主任,任内于清人诗文别集多所搜罗。徐先生的这番议论,是他治学的心得,也是我萌发整理清人别集的缘由。

    当时读张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别录》,见该书收录清人文集数百种,以为清人文集大约只有这个数目。后来分配到人民日报图书馆工作,跑了北京的一些著名图书馆,开始接触一些清人别集,发现清人诗文集十分丰富,远非数千种所能限制,令我十分惊讶。1972年中美建交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黄宗忠与上海图书馆孙副馆长到美国访问,回国后到人民日报社作报告,重点讲美国《纽约时报》电脑储存数万人物传记的情况,引起我极大兴趣。由此得到启发,想起了清人别集的事。如果将清人别集储存于电脑,供人随时查阅,岂不是一件很有益处的活动。那时好多人把电脑说得很神,我更是怡神向往,但不知电脑是个什么样子。整理清人别集是项重大科研课题,我写报告希望集体承担而不可能,于是硬着头皮上了马,正式开始为此书搜集材料。当时我过的是夫妻两地分居的单身生活,需要为枯燥的业余时间找点趣味,此后在人生旅途中出现一些挫折,又需要找点精神寄托,于是将所有业余时间投入了这项工作。

    1982年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先生从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徐孝宓先生处得知,北京有人早在从事清人别集的系统整理工作,几经周折,戴先生找到了我,立即派清史研究所的鲁素先生(已去世)与我联系。此后戴先生经常约我到他家长谈,我得到他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他帮助我申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资金,到日本访问又将西村元照研究清人别集的油印专著送给我参阅,又向我索取部分样稿以便商定编写体例,又向中华书局前总编辑李侃先生推荐此书。为了确保我的写作时间,戴先生与我的老师及上级、原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谢兴尧先生联系,希望调我到清史所工作,因住房等具体问题无法解决,调动未能如愿。

    所有的图书馆都是白天开门,星期天闭馆休息,这与我的业余时间产生矛盾。我请求调到报社总编室上夜班,夜班的主要任务是看报纸大样,这样我可以将业余时间安排在白天和非假日。每天深夜工作四五个小时,睡够后就到柏林寺(北京图书馆古籍书库)及其他图书馆去读清人诗文集,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夜班辛苦,按规定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外出调查,我尽快完成写一篇报道文章的任务后,没有心思去观赏名山胜景,抓紧时间跑北京以外地区的大中型图书馆,先后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广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等地查阅清人别集。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读原嘉业堂善本书,就有一个多月。为了加快提要的撰写速度,经报社领导批准,我提前两年退休。因无钱支付大量的阅读费用,我又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打工近一年,帮助清理古籍,接触该馆所藏数千种清人集子。几十年来,我手摸眼读清人别集万种以上,平均每天用于此书的时间不少于四小时。

    阅读原著是撰写图书提要的基础。北京各图书馆所藏清人别集,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的藏书,尤其是清前期、清中期的善本、孤本,我几乎都浏览过。外地的一些图书馆,如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常熟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绍兴鲁迅图书馆及广东中山图书馆等省市馆所藏的古籍及善本别集,我也都去调查阅读过。

    撰写提要时,尽量吸取《汉书艺文志》以来中国传统文献学著录图书的长处,特别重视《四库全书总目》中网罗古籍的某些优点。为顺应时代的要求,提要中重点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通过书中序跋及诗文叙事时所涉年代,考证作者生年,以便全书按年代排列时有所依据,已知著者生年中大约一半生年是我读原著后考证所得;为了全面了解作者生平,搜集了大约十五万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出有集子传世的人物一万余人,注重各自的个性及生平特点,尤其突出人物的经济活动,丰富了全书的提要内容;搜集地方志中艺文志著录的清人别集十余万种,与现存清人别集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诸家别集的完整程度及存佚情况;将读书时发现的集外诗文及其他遗篇佚简,附记于有关提要之后,以供研究者追踪求索;综合分析同一作者诗文别集各本异同中,我花了十分艰苦的劳动,为写一篇二百来字的提要,经常要翻阅两三种别集原书,有的还是善本,先是汰除诸家图书馆的重复著录,剔去有完整别集存世的分集残帙,选用完本足编,然后用几句精炼语言作概括的介绍与论述;对各种资料按人进行排比研究,订正诸家目录及其他专著著录中的谬误数百处,其中包括作者姓名、书名、卷数、出版年代及叙事等项;除按一般读者查阅需要编制《著者姓名索引》及《书名索引》外,又摘出提要中的序跋者、编刻者、评注者、交游者、私家收藏者及其他有关人物,编成《人物索引》,有集外辑佚及互相补充之用。提要中力求言之有物,避免空泛议论。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结识了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先生。1986年,冯先生向中华书局综合编辑室主任冯惠民先生推荐此书,冯先生委派编辑李肇翔、朱振华来我处约稿,后来商定先出清初部分。不久中华书局以为这样不利于发行,希望全书完成后一次性出版。书籍有了约稿,是我坚持完成此书的重要动力。近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有些困难,于是改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过程中,得到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领导及北京古籍出版社杨璐先生的全力支持。稿中原有清人别集简目一千余种,因无参考资料而未写出提要,拟删汰不用。杨先生提出删去未免可惜,建议留存,以利来者。今遵其意,并致谢意。

    作者认识到此书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此书体例是严格按著者生年排列,未能考证出确切生年的作者,排列时推算生年很不准确;二是有些集子的收藏单位距京遥远,而我个人的经济能力实在有限,目前不能前往调查阅读,只好将这类集子权作简要著录,未能写出提要。我打算利用有生之年,再作增订。一个人的精力太渺小了,希望将此书写得更加理想而不可能,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足之处肯定不止于此,希望专家们帮我教我。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凡例

   

○本书收清代有诗文别集传世者一万九千七百余家,四万余种。诸集皆以全国各大中型图书馆所藏为主,见于诸家著录而估计此书尚存者亦酌情收录。生平有集而未见传世者当另辑佚目。

○诸集作者上起明末,下迄民初。其中少数明代人物入清后有所活动、有所创作或对清初政权有所影响者,以及清亡后尚在世间而在清末有所活动或有创作者,其集皆在著录之列。

○全书按作者生年排列。凡生年不详者,依其卒年、科第、交游、世系及成书年代等推出大致生年,排入有确切生年作者之后。生年相同者依作者姓名笔画顺序排列。

○题中书名力求标出足本或定本。为求简明,所传诸集凡一人数种,或十数种,甚至数十种者,皆在文中介绍,不再一一标题,只在全书所附《书名索引》中分别列出,以便检索。

○每书收藏单位大体注明一家,以北京地区为先。版本不同者分别标出。凡收藏单位不详者,力求注明资料来源。

○作者未见之书,凡转述或摘引他人提要内容时,一律注明原书作者或书名,以示尊重。

○本书与传统目录专著在写法上稍有不同之处是,提要中介绍作者时尤重时代背景,考镜诸书版本时侧重刻书源流,评述诗文得失时注重文献价值。

○地名悉依旧称,个别难解地名加注今名。

○据《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别集的分类及界限,本书仅收个人诗文集,并定书名为《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全书后附《著者姓名索引》、《书名索引》及《人物索引》。著者姓名以晚年常用者为准,原名或别名用互见之法标出。《书名索引》收录范围限于存世诗文别集,异名亦予标出。《人物索引》包括序跋者、编刻者、评注者、交游者、私家收藏者及其他有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