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索引的不解缘
葛 永 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200336)
原先我并不熟悉索引，更不了解数据库之类，但我的后半生却与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也不奇怪，世上不少事物偶然中往往包含有必然因素。细细想来，我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一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调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担任新创办的《中国百科年鉴》编委。这是一部收集和记录国内外重大事件，以及反映各个学科的新情况、新成果、新知识、新资料的大型综合性年鉴，它也是为编纂和更新中国大百科全书积累资料的重要工具书。我除分工负责全书一些部类的组、审稿工作外，还要统筹编制年鉴的总索引。年鉴每年出版，时间性强，信息密集，组稿面广(遍及中央各部委和军队系统)，而索引编制要求严格，时间紧迫，一般应在全书付印前完成全部工序，决不能拖后腿延误出版。但我当时最忧心的是，自己虽然搞了大半辈子出版工作，但对索引究竟是怎么回事，脑中却是稀里糊涂的。于是，我从图书馆、资料室借了许多国外年鉴来，一部一部地细细翻阅，了解它们的编辑体例和框架结构，尤其对索引部分更是认真琢磨，反复研究。那时对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年鉴》以及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社、平凡社等出版的各类年鉴看得很仔细，并与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的年鉴进行对比，研究它们索引编制的特点和差距。皇天不负苦心人!这样，终于使我对索引的功能和结构有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认识。然后进一步根据我国国情和读者的检索习惯，制订出一套用主题词(或关键词)标引的“内容分析索引”，它既有别于一般的单式索引，又具有纵横联系的参照系统，检索快捷、便利，内容涵盖全书，检准率和检全率均较高。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百废待兴，全国年鉴出得很少，仅有6种，而编有索引的更属凤毛麟角。后来我在业务刊物《年鉴通讯》和国内一些报刊上介绍了这类索引的编纂经验和体会，由于那时年鉴出版已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质量要求逐步提高，故引起了全国年鉴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年鉴单位采用了这种方法编制索引。
以上就是我从索引门外汉开始跨入门坎的一段简单的经历。
二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我与索引界前辈钱亚新、顾廷龙、蔡尚思等先生有了联系，经常向他们请教，后来又与陈誉、朱天俊、张琪玉、潘树广等先生结识，他们对我筹建“中国索引学社”(“中国索引学会”前身)的愿望给予有力支持，王元化、罗竹风、胡道静等著名学者也曾来信表示关切和鼓励。不久愿望终于实现，我们的社团成立了，我们的会员人数也迅速扩大；而我对索引编制和研究的切入点已由年鉴逐步扩充到更广泛的领域。我开始转移视线，注意报纸这一重要媒体的索引编制问题。当我发现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报》其索引却是日本人编的这一史实，便于1982年初在《上海出版工作》上撰文提出编制《申报》索引的建议，并在《图书馆杂志》等刊物上介绍了我国图书馆学界前辈杜定友先生早在1925年编的《时报索引》(国内最早的报纸索引)。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担任《申报》索引编委之前，我还与文献学家潘树广先生一起研究探索以主题法编制《申报》索引的问题，并提出编制样本，后因有关方面考虑到那时一般读者的检索习惯，而采用了以分类法编制的方案。但实践证明，报纸内容包罗万象，《申报》出版时间长达78年，分类表无论怎样周详，也难概括变化多端的客观现实。这就容易使某些重要资料散失或湮没在一般史料之中。后来在原分类表标题外陆续另设专题，这才稍微弥补族性检索缺乏从主题角度进行专指性检索的缺陷。如果说，那时我与潘树广先生共同设计提出以主题法编制《申报》索引的方案未获采用，是由于这种特性检索法当时在国内还不多见；那么，后来在《申报》索引出版和发行遇到重重困难之际，我曾提出可将《申报》索引以电子版形式出版全文数据库的建议却至今未见下文，也实在令人感到费解和遗憾。为什么《申报》影印本出版后奇货可居，而《申报》索引的出版却步履维艰，已出的几本一直处于滞销的境地，这在市场机制运行的今天，应该是不难得到解释的；这里的症结可能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未能与时俱进有关。
三
1991年末，中国索引学社经中央民政部核准，改建为“中国索引学会”，成为全国唯一的索引专业学术社团，不仅会员人数发展迅速，且与不少国家的索引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久，我从出版社退休，这就有较充裕时间能全身心投入到学会工作中去。这段时期我的接触面较前扩展，社会活动、学术活动大大增加，因而经常促使我去思考我国索引领域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这期间我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索引学的困惑和危机》、《对索引学的忧虑》、《索引研究现状和走向》、《现代索引的功能》、《现代索引与科学管理》等等文章，抒发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主编了一套《索引研究论丛》。新世纪伊始(2001年春)，我与中共中央编译局魏海生同志一起以中国索引学会代表身份走出国门，应邀赴澳大利亚参加国际会议。我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电台作了专题广播，接受媒体采访，受到广泛欢迎和关注。这不仅是我个人荣幸，更是我国全体索引工作者的荣誉。打这之后，我还经常收到国内外一些关心索引事业的同行与我探讨索引学术的书信，如一位在英国留学的女青年看了我在英国《索引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返国后就积极参加我们的学会，我们因而成了忘年之交；2003年冬，我在南京参加学会的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后，又收到许多老会员的来信，其中西安两位年轻会员给我寄来了贺卡，那上面热情洋溢的祝词，也令我为之激动不已。
我国索引事业原有悠久历史，只是长期以来进展缓慢，编索引往往处于家庭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状态，相互沟通、交流极少，索引的功能和作用也有很大局限性。如今已进入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时代，随着电脑的普及，索引编制逐步摆脱传统模式，开始大步跨入现代索引数据库的新时期。这是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索引学会成立十余年来，在各方关心和全体会员的努力下取得不少成就，她定将不断开拓创新，承前启后继续前进。
抚今思昔，我与索引结下的这段不解之缘，随着时光的飞驰，将永远铭刻在我心际。我虽年逾古稀，从学会领导岗位退下后，仍将密切关注索引事业发展的未来，并力争继续为我国索引事业贡献绵力。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提出治学的三种境界，我未敢奢望跻身于“灯火阑珊处”，但当自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想，为了我与索引的这段不解之缘，值!
葛永庆 中国索引学会主要创始人。历任学会第一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兼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国际代表。2003年底卸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