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述

陈 东 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杭州 310028)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况。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非常重视，结合有关学术研究编制了大量中国古籍索引，其中尤以日本为最，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果。中国台港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在古籍索引编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高度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是台港地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显著特色之一。

关键词  古籍索引  国外汉学  台港汉学

      古籍索引①既是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其编制工作本身又是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促进海内外汉学研究的交流，更好地借鉴国外和台港地区编制中国古籍索引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本文拟对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情况作一概述。

1  日本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况

      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非常重视，有关学术研究编制了大量中国古籍索引②，其中尤以日本为最。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出版的中国古籍索引约占世界各地所出版的全部中国古籍索引的80%，仅唐代文学古籍索引就达38种，其对中国古籍索引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果。

      日本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门类繁多，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有的学者一人就编有多种索引，如著名汉学家佐伯富编制了《资治通鉴索引》(合编)、《中国随笔杂著索引》、《宋代文集索引》、《苏东坡全集索引》、《宋史职官志索引》、《宋史选举志索引》、《宋史刑法志索引》、《宋史河渠志索引》、《宋史兵志索引》、《元典章索引稿》(主编)、《职源撮要索引》、《官箴目次综合索引》(合编)、《明律国字解索引》、《事物异名录索引》等10余部高质量的中国古籍索引。就其范围而言，可谓涵盖四部、网罗群籍。论其大者，有包括一朝一代乃至全史的；言其小者，有限于某部中特定章节的。《中国随笔杂著索引》是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编制的《中国随笔索引》的续编。《中国随笔索引》收录了自唐代至清末约160种中国随笔中的考订、故事、异闻等等，选择了这些句子中的词汇和语名，按日文五十音顺排列，注出书名和卷次。此索引在日本较有影响。

     《中国随笔杂著索引》的编纂体例一如前书，为46种随笔和杂著中的有关内容编制了索引。该书的编纂目的，是对散见在这些书籍中的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搜集和整理。该索引对于重要项目的摘录有8万余条，以日文五十音顺排列。上述两部索引对于查检散存在随笔和杂著中的有关史料颇有助益。《宋代文集索引》是对《范文正公集》、《河南先生文集》、《盘洲文集》、《欧阳文忠公全集》、《乐全集》、《温国文正司马文集》、《元丰类稿》、《水心文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朱文公文集》等10种宋代文集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名，以及有关经济、社会、官制、法制、兵制、民族、宗教、文学、美术、思想、掌故等专门名词术语进行索引，共摘出7万余条，按日文五十音顺排列。该索引不仅著录单字，而且还收有不少词组和句子。该书对研究宋代历史、文学、文化等有较大参考价值。

     《宋史职官志索引》则是《宋史·职官志》中所含官职名、人名、地名、机构名、经济术语等的索引，按日文五十音顺排列，每个条目均详注出处。卷首除了序言和凡例之外，尚有宫崎市定撰写的《宋代官制序说——如何读〈宋史·职官志〉》。又如矢岛玄亮也以一己之力，编制了《百子全书人名索引》、《百子全书书名篇名谚语索引》、《百子全书地名官职爵名引用和书名索引》、《清朝随笔三十二种索引》、《中国随笔杂著四十一种索引》、《十三经经名篇名引用书名索引》等多种中国古籍索引。

       此外，松浦崇根据丁福保所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编制了《全汉诗索引》、《全三国诗索引》、《全晋诗索引》(上、下卷)、《全宋诗索引》、《齐诗索引》、《陈诗索引》、《北魏诗索引》、《北齐诗索引》、《北周诗索引》和《隋诗索引》，同时还编制了《嵇康集“诗”索引》和《嵇康集“文章”索引》等。

      斯波六郎等编制的《文选索引》，将《文选》中的1至33画字每字做出索引，并有“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文选篇目表”、“篇目索引”、“文体分类表”、“文体的说明”、“作者索引”等附录，最后还附作者撰写的“旧钞本文选集注卷第八校勘记”。这部索引多达4册，前后花了20年时间方编完，质量甚高。

      高桥清编制的《世说新语索引》、平冈武夫等编制的《白氏文集歌诗索引》、花房英树编制的《李白歌诗索引》和《韩愈歌诗索引》、前川幸雄编制的《柳宗元歌诗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编制的《李义山文索引》、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李商隐诗索引编集班编制的《李商隐诗索引》、田部井文雄编制的《钱起诗索引》、小尾郊一等编制的《玉台新咏索引》、崛江忠道等编制的《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新免惠子编制的《岑参歌诗索引》、山田英雄编制的《鲍参军集索引》、中国学术考究会编制的《孟浩然诗索引》、岩间启二编制的《温庭筠歌诗索引》、丸山茂编制的《张籍歌诗索引》、加藤敏编制的《元结诗索引》、盐见邦彦编制的《王勃诗一字索引》(笔者按：一字索引即逐字索引，日本一般称为一字索引)和《谢宣城诗一字索引》、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编制的《法华经一字索引》和《维摩诘经·胜经一字索引》、野间文史编制的《周礼索引》等，亦系逐字索引，其编纂方法大体上与《文选索引》相仿。

       波多野太郎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领域亦功绩卓著。他编制的《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综合索引篇》，是对在日本德川时代、明治年间到昭和时代编印的有关中国小说戏曲资料的语汇综合索引。全书共分6篇8册，编录体例完全相同。每册卷首有一序说，对被索引的各书内容作简要的介绍，并附有凡例，说明各册编纂体例。该索引详注出处，检索方便，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汉语史极有用处，是一部高质量的工具书。《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1—9编［篇］)亦系波多野太郎所编。该书将中国地方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加以汇编影印，每编(篇)卷末附有该编(篇)所收方言词汇的索引。卷首有一导言，叙述方志中所录方言词汇的语言学价值。该书将有关方言资料按地区汇聚在一起，并编制了索引，检索方便，故可作为一部语词索引来使用。该书对于汉语方言研究及辞书编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藤田至善编制的《后汉书语汇集成》、小野川秀美编制的《金史语汇集成》和田村实造编制的《元史语汇集成》，周详系统地编选了这些史书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名及其他重要语汇，按笔画排列，并注明该语汇所在的原句及其卷数、页数和行数。上述三部书实际上就是语汇索引，对汉语史研究和辞书编纂极有用处。

       近年由日本魏书研究会编制的《魏书语汇索引》，耗时近30年，精装一巨册，采录(北齐)魏收撰《魏书》中的人名、地名、王朝名、民族名、书名等固有名词，官职、法律、仪礼等与制度有关的用语，与政治和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用语，动植物名、器物名、自然现象、人物评价等，以及属于普通名词的用语编制成索引，为研究中古汉语及历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日本学者还编制了不少引书索引，如中津滨涉编制的《艺文类聚引书索引》、《初学记引书引得》和山田英雄编制的《北堂书钞引书目索引》，于古籍辑佚和文献学研究颇有助益。

       梅原郁等编制的《辽金元人传记索引》，是根据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制的《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和澳大利亚出版的《金元人文集传记资料索引》再加补充而编成的。全书收录了辽金元130种文集中的约3200人的传记资料，并附“人名索引”、“字号别名索引”、“采录书名及其版本一览”等。该书依据的资料丰富，编录的人物众多，系研究辽金元史的重要工具书。

       后藤俊瑞编制的《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和《诗集传事类索引》，系事类索引，颇具特色。事类索引是将古籍(或其他资料书)中的有关资料，按照一定的类别汇聚在一起进行标引，以供读者检索的工具书。关于事类的划定，有的是依据某些古类书中的既定类别加以编制的，有的则是编制者按照自己研究的需要设立的。它与今天的主题索引颇有相似之处。《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是对朱熹所著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中的各种思想进行分类编纂的索引。该索引分哲学、伦理、礼乐、人伦、异端、历史、人物、典籍、法刑兵事、天文历数、地理、器物饮食、博物、杂事14门，大多数门下又各分数类(如哲学门分成本体、生成、心情3类)，共计37类。这些门目，编者认为反映了朱熹的各种思想。编者在所分每个门类中集录四书里的有关词句，并详细注明各例句的卷页出处。这种分门别类进行索引的方法，是为了满足研究者对某类专门问题进行研究的需要，因而它无论在编纂方法上还是在利用途径上都与一般的索引有颇大的不同。《朱子四书或问索引》和《诗集传事类索引》的编纂方法与《朱子四书集注索引》相同。此外，山田胜美编制的《论衡事类索引》、泷泽俊亮编制的《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索引》等亦系事类索引。这类索引在中国还极少见。

       除了个人之外，日本许多学术机构对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也十分重视，其中首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个机构不但为研究者出版中国古籍索引，造就了许多像佐伯富这样对中国古籍索引有卓越贡献的汉学家，而且以众人之合力编制了大量为日本其他学术机构所无法企及的中国古籍索引，功不可没。此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阪市立大学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东洋文库、采华书林等单位也都编制和出版了许多中国古籍索引。像东洋文库宋史提要编纂协力委员会编制的《宋人传记索引》，是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制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和中国朱士嘉编制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为基础的，但在资料的广泛和编纂的详密方面都超过上述两部索引。该书所据资料，除宋代以及与之有关的五代、金代的别集、总集、金石文字外，尚有宋元的方志以及类书(主要为《永乐大典》)中的传记资料，并包括神道碑、墓志铭、墓铭、墓表、墓碣、行状、埋铭、塔铭、传、年谱、哀词、家传、家谱等，资料非常丰富，并且所引用诸书颇多重要的孤本和善本，是一部质量上乘而又十分有用的工具书。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和日本禅文化研究所合作编制的《多功能汉语大词典索引》，经过历时4年的共同努力，已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于1997年4月精印问世。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汉语大词典》收单字约2.3万、复词约35万，总字数多达5千万，收词繁富，义项齐全，书证丰赡，为迄今任何汉语词典所不及。然而《汉语大词典》的“附录·索引”卷中仅有“单字笔画索引”和“单字汉语拼音索引”，较为简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这座汉语宝库的充分利用。日本禅文化研究所是以研究禅宗典籍中的俗语词为主的文化研究机构，在业务上与汉语言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该所多年来致力于各种禅宗文献索引的编集工作，在索引编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为使《汉语大词典》能够在语言研究上体现更大的价值，并发挥立体的社会效益，禅文化研究所遂与中方合作编制《多功能汉语大词典索引》，并负责录入、注音、切词直到完成版样等前期工作。中方则负责照相制版、装帧设计及印刷装订等后期工作，并承担终审定稿及注音、切词的审核和校对等工作。该索引为《汉语大词典》全12卷约34.6万条语词(单字除外)的索引，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二字条目索引。将《汉语大词典》中二字条目28万余条编制为正逆序索引，故二字条目均可由单字索得。2.多字条目索引。《汉语大词典》中三字以上条目共计6.6万余条。编制索引时，先从词汇学角度对其进行切分。故多字条目除可从首字(或首字组成的语词)索得外，还可通过条目所包含的语词索得。3.词组格式索引。将《汉语大词典》中凡含有配对运用的字，且生成力强而结构稳定的词组，选出编制成索引，“词组格式”条目可从词组中配对运用的字索得。该索引含可供检索条目约72.8万条，为《汉语大词典》所含条目的2.1倍。它的出版，为充分利用《汉语大词典》的丰富资料、深入研究汉语词汇提供了便捷工具，是一项意义不凡、价值甚巨的学术伟业。笔者认为，中日双方合作编制《多功能汉语大词典索引》这一范例，充分表明了中日两国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通过交流和合作，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相得益彰，同受沾溉，对促进双方中国古籍索引编制及汉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颇有助益。这种中日双方合作编制中国古籍索引的方式，是很值得提倡的，期望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古籍索引中，有不少是就某一专题而编制的系统的成套索引，为检索某一专题领域的文献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乃日本编制中国古籍索引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平冈武夫等编制的《唐代研究指南》，共计9种，即《唐代的行政地理》(系《新唐书》、《旧唐书》、《元和郡县志》等书的地名索引)、《唐代的长安与洛阳》③、《唐代的诗人》(系《全唐诗》及［日本］上毛河世宁所辑的《全唐诗逸》的作者姓名索引)、《唐代的诗篇》(系《全唐诗》、《全唐诗逸》、《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所收诗的篇目索引)、《李白的作品》(系原始文献)、《李白歌诗索引》(系李白诗歌的篇目首字索引和篇名人名地名索引)、《唐代的散文作家》(系《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等书的作者姓名索引)、《唐代的散文作品》(系唐、五代散文的篇目及作者索引)和《唐代的历》(系唐代的历表)。大阪市立大学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编制了一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语汇索引，包括了《红楼梦语汇索引》、《金瓶梅语汇索引》、《水浒全传语汇索引》、《儒林外史语汇索引》、《儿女英雄传语汇索引》和《中国古典戏曲语汇索引》等6种。中谷英雄编制的《中原丛刊》，内有《北齐律考·北周律考索引》、《隋律考索引》、《大唐六典职官索引·唐会要目次索引》、《唐律疏议索引项目(第一部：名例)》、《唐律疏议索引(释亲考)》、《养老律索引》等。牧田谛亮等编制的《中国高僧传索引》，则是就《梁高僧传》、《唐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及《新续高僧传续集》等5种高僧传而编制的索引。此外，日本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编制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规模宏大，1961年开始由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陆续出版。

       纵观日本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日本的许多学术性刊物上经常登载中国古籍索引。如《书志学》上的《游仙窟注引用书目索引》，《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上的《战国策固有名词索引》，《东洋史研究》上的《清太祖实录地名人名索引》、《直斋书录解题书名索引》，《东洋学术研究》上的《真诰书名地名索引》、《真诰语汇索引》，《鹰陵史学》上的《魏书地形志州郡县名索引》、《汉书地理志郡县名索引》，《天理大学学报》上的《儒林外史称呼语索引》，《神户外大论丛》上的《元曲选中的诗一句索引》，《群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上的《杜诗事类索引》，《宫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上的《册府元龟所载唐代传记索引》，《禅研究所纪要》上的《景德传灯录固有名词索引》，《亚非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上的《华阳国志人名索引稿》、《华阳国志民族关系语汇索引稿》等等。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学术界对索引的高度重视，将其视为与论文同等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应该是日本索引特别多的关键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如果中国内地的学术性刊物(尤其是高水平、权威性学术刊物)上也经常刊布古籍索引，并在职称评定及各类评奖中作为学术成果看待，那么古籍索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必将大为提高，中国内地编制的古籍索引将迅速增加，在这一领域从总体上超过日本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外，日本出版的一些中国古籍专书词典，也带有索引的性质，有时可以作为索引来使用。如辛岛静志编纂的《正法华经词典》，收入了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中佛教词、音写词、口语词等为中心的4千多条词语。在每个条目中，除了详细标明该词条出自《正法华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卷)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外，还注明了该词条的现代汉语拼音和英语翻译，在《汉语大词典》和《大汉和辞典》中的页码以及最早的书证，并且附上了梵本《正法华经》(Kern-Nanjio校刊本及中亚出土写本)以及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卷)中的对应词。此后，辛岛静志又编纂了《妙法莲华经》，体例与《正法华经词典》相同。作者还将继续编纂其他汉译佛典的词典，最终将它们汇总在一起，编一部以汉译佛典为材料的《佛典汉语词典》。上述带有索引性质的词典对于佛经词汇及中古汉语研究非常有用。

       就类型而言，日本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可分为字词索引(包括周遍型字词索引和选择型词语索引)、句子索引、专名索引(包括专史人名索引、群史人名索引、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地方志名人索引、作者索引、别名索引、地名索引、引书索引和图书目录书名索引等等)、篇目索引、综合性关键词语索引、图谱索引和事类索引等。

       从排检方式来看，日本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主要按日语五十音顺、汉字笔画笔顺、《康熙字典》部首、四角号码、汉语拼音音序、威妥玛氏汉字罗马拼音音序和分类等方式编排。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大多同时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排检法，并注意附载汉语拼音检字表，从而为更多的读者(尤其是中国内地读者)有效地利用这些索引提供了方便。如近年出版的衣川强编制的《永乐大典索引》，索引正文按五十音图顺序编排，同时附有笔画检字表和拼音检字表。佐藤利行等编制的《全梁诗索引》系逐字索引，以逯钦立所编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为底本，正文按部首顺序编排，同时附有拼音检字表。

       日本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有其主客观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日本经济实力雄厚，能够为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提供充裕的经费和先进的装备。就主观方面而言，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古籍索引编制一向十分重视，并将其视为与中国古籍研究论著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学术成果，许多中国古籍索引编制者本身就是著名汉学家。再加上日本汉学研究者往往具有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长期潜心于中国古籍索引编制这一似乎枯燥乏味但富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因此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笔者认为，上述主客观原因中，主观原因是主要的，其成功的诸多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与深思。

       当然，日本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最明显的一点，是一些中国

古籍索引的查检对象过小，导致其使用频率很低，处于可有可无之间。日本学者如果将编制这类中国古籍索引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编制其他内容更重要、使用频率更高的中国古籍索引中去，那么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更大、价值将会更高。

2  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况

       美国也编制了一些中国古籍索引④，尤其引人瞩目之处是在编制中普遍利用电脑这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如P.J.Ivanhoe等人早在1978年就利用电脑编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朱熹中庸章句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王阳明大学问索引》、《戴震原善索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索引》等字词索引。此外，当时在联邦德国汉堡大学任职的吴用彤于1975年编制出版了《诗经索引》，这是首次用电脑编制的英译本《诗经》索引。法国堪称域外汉学研究之重镇，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以《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后改称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通检提要文献丛刊》(Travauxd Index de Bibliographie et de Documentation Sinologiques)的新名称，刊出了《汉官七种通检》、《抱朴子外篇通检》、《夷坚志通检》、《曹植文集通检》(J.P.Dieny主编)等数种。同时，法国学者K.M.Schipper还以个人力量编制了《道藏著作篇目通检》和《黄庭经通检·内景和外景》。再有，F.J.Chang编制了《宋代官职名称索引》。英国学者L.Giles早在1911年就编制出版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该索引将条目英译(附中文)，按英文字母为序编排。另一位英国学者E.D.Grinstead编制了《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标题索引》。此外，俄、韩等国也编有数量不等的中国古籍索引。

3  中国台港地区的古籍索引编制概况

       中国台港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在古籍索引编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高度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是台港地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显著特色之一。昌彼得等编制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王德毅编制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合编)、《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历代诗史长编人名索引》、《清人别名字号索引》，黄福銮编制的《史记索引》、《汉书索引》、《后汉书索引》、《三国志索引》，庄为斯编制的《唐律疏义引得》、《骈字类编引得》、《管子引得》、《韩非子索引》，诸家骏编制的《四部备要索引》，周法高主编的《广雅索引》、《广雅疏证引书索引》，金荣华主编的《敦煌俗字索引》，张以仁编制《国语引得》，王恢编制的《太平寰宇记索引》、《汉书地理志图考通检》，庄芳荣编制的《丛书总目续编》、《中国类书总目初稿：书名、著者索引篇》，周骏富编制的《清代传记丛刊索引》，陈铁凡等编制的《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台北文海出版社编辑部编制的《全唐文总目及作者笔画索引》，章群等编制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明人传记索引》、潘英编制的《中国上古国名地名辞典及索引》，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为配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而出版的《四库全书索引丛刊》(已印行《四库全书说部篇题分类索引》、《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四库全书艺术类分类索引》等十种)，台北明文书局出版的《明代传记资料丛刊》和《清代传记丛刊》所附的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和《丛书集成续编》所附的索引，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百部丛书集成》、《四部分类丛书集成续编》和《四部分类丛书集成续编》、《四部分类丛书集成三编》所附的索引，台北新兴书局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所附的索引等，都具有较高质量，颇为学界所重。台湾学生书局于1975年出版的郑恒雄编制的《汉学索引总目》，收录清末至1975年4月底海内外编辑出版的汉学索引790种(含附在书后者)，其中约有300种古籍索引(含附在书后者)，亦很有参考价值。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据“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编制而成，全套共计65种，包括《战国策》、《商君书》、《礼记》、《新序》、《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大戴礼记》、《淮南子》、《文子》、《逸周书》、《说苑》、《周礼》、《古列女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汉官六种》、《东观汉记》、《尚书大传》、《春秋繁露》、《吕氏春秋》、《燕丹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仪礼》、《贾谊新书》、《盐铁论》、《尚书》、《周易》、《毛诗》、《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潜夫论》、《申鉴》、《中论》、《新语》、《法言》、《太玄经》、《白虎通》、《京氏易传》、《焦氏易林》、《论衡》、《荀子》、《风俗通义》、《老子》、《列子》、《六韬》、《鬻子》、《冠子》、《文始真经》、《鬼谷子》、《诗说》、《世本》、《古三坟》、《孔丛子》、《公孙龙子》、《尹文子》、《蔡中郎文集》、《忠经》、《竹书纪年》传世本及辑本、《前汉纪》、《国语》、《墨子》、《管子》、《慎子》、《申子》、《尸子》、《韩非子》、《庄子》、《楚子》、《太平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说文解字》、《释名》、《急就篇》、《方言》等102部古籍。

       该索引可以详细展示某部古籍中所用单字的使用频率以及在句子中出现的具体情况，甚或某子在古籍中的用例、出处等等，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对于古汉语研究以及古籍辨伪等十分有用。继《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包括《谢灵运集》、《谢集》、《齐竟陵王萧子良集》、《沈约集》、《徐陵集》、《虞信集》、《颜氏家训》、《齐民要术》、《建安七子》、《曹操集》、《曹丕集》、《曹植集》、《梁昭明太子萧统集》、《江淹集》、《张华集》、《张协集》、《张载集》、《洛阳伽蓝记》、《潘岳集》、《潘尼集》、《梁武帝萧衍集》、《梁简文帝萧纲集》、《诗品》、《博物志》、《人物志》、《抱朴子》、《华阳国志》等的逐字索引。值得一提的是，逐字索引的编制体例现已成为海内外中国古籍索引编制工作的主流。另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还建有“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还以电脑软盘形式出版了“汉达古籍索引资料库”，该系统包括古文献资料库、文献用字统计及有关资料、电脑检索程式以及特定造字档(指倚天中文电脑系统未能提供之字形)。安装“汉达古籍索引资料库”后，就可利用家用电脑检索和阅读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再决定研究取向，并可利用系统内附之检索程式，进行文献资料之归类、分析、统计、比勘等工作，将大为提高研究工作效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计算机中心自1984年始，合作进行史籍自动化的研制工作。第一阶段是将《二十五史》中的《食货志》共约66万字输入电脑，使之具备年号查询、人名索引、官职索引、地名索引、专用名词索引、统计分析等功能；第二阶段是把《二十五史》全部内容输入电脑，建立史籍全文资料库。该资料库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文输入，并经过4次以上的校阅。输入时遇到疑问，经查核百衲本、武英殿本、汲古阁本等3种以上主要版本，并参照中华书局点校本后，确定系点校本排印时未校出之错字或所据以点校之刻本的误字时，方作必要的改动。不过这些字的数量不多，并且“资料库”中对每项改正均作校对说明。该资料库可对《二十五史》全部或其中任何部分中的任何字、词及字词串进行检索，仅需数秒钟。检索完成后，可按标题、全文、段落查阅检索结果。该机构目前已建成“汉籍全文资料库”，包括《二十五史》、《诸子》⑤、《十三经注疏》(阮刻本)、《古籍十八种》、《台湾方志》、《文心雕龙》、《佛经三论》、《新清史——本纪》和《古汉语文献》，总计76，742，148字。另有“汉籍全文资料库”(续)以及《台湾档案》、《道藏》(部分)、《近代中国史实日志》、《新清史》(续)等资料库陆续建立，预计总字数在5220万以上。

       除了一般的检索文献之外，上述全文资料库尚可在古代文史研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引用了大量现已亡佚的史料。裴注征引史料之后，常常有“臣松之案”、“臣松之以为”之类的按语，或考证史料，或评述史事，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假如采用传统的手工方法查检上述按语，费时甚多，并且容易遗漏。而用电脑检索，仅仅化了31秒钟，就查检了86万多字，获取相关资料228条，从而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以及原始数据的准确程度。又如居延新简中有一简，释文如下：“五凤三年十一月甲戌朔庚子左农右丞别田令史居付甲渠令史庆尉史常富/候汉口”。“候汉口”是何人呢?如果采用传统的考释方法，通常需要数个月的时间，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利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制的“汉简检索系统”，则可方便而迅速地解决这一问题。先查检“候汉”二字，获得20条资料，均系关于甲渠道候汉的记载，其中3·12A简的背面即署“令史庆”。然后再查检“汉”，得22条，也都是“候汉”、“甲渠障候汉”或“甲渠候汉”，由此可见“候汉口”即为“候汉”，令史庆乃汉为甲渠候时的令史。除了解决“候汉口”系何人的问题之外，还可获得许多其他相关的知识。甲渠候汉各简删除重复后有23简，纪年者有11简，其中最早的是神爵四年(前58)五月，最晚的为甘露三年(前51)三月，这8年内每年都有纪年简。这段时间内担任甲渠令史的，除了令史庆之外，尚有令史齐、令史并、令史尊，相关者还有尉史法常富、居延都尉德、丞延寿尉史充、士吏当安等。按照顺序查检，便使相关的80余简联系了起来，时间也大体可以确定。

       同时，中国台港地区(主要是台湾地区)还翻印了大量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编制出版的古籍索引，促进了学术交流，加快了古籍整理研究的步伐。如蒋致远主编、台北宗青图书公司出版的《汉学索引集成》，所收多为日本学者于1912年至1949年期间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甚便学人，功绩巨大。又如日本学者山根幸夫曾于1971年编制了《日本现存三百种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油印问世。原稿是据明人姓名之威妥玛氏(WADE)汉字罗马拼音顺序编排，多有拼音不合者，使用不便。经查此类书籍在台湾亦可见到十之八九，台湾大化书局遂依油印本原编各方志，加注台湾有关收藏单位，并改用《康熙字典》笔画部首顺序，重编中日两国通用本，定名为《中日现藏三百种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于1986年排版印行，堪称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4  建议内地重版国外和台港地区编制的重要中国古籍索引

       国外和台港地区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在数量上大大多于中国内地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内地从未编制过的)，类型很丰富，在编纂方法方面亦多有可取之处。但限于种种条件，国外和台港地区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中国特大型图书馆收藏都不齐全，更不用说一般图书馆了。笔者作过一些调查，有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和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国外和台港地区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原版)大约只有其总数的1/10，加上这些原版工具书在各图书馆(资料室)都被视作较为珍贵的藏书，一般读者借阅很不容易。上述情况，导致如此众多的国外和台港地区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不能被广大中国内地学者有效地利用，十分可惜。笔者认为，短期内要求有关图书馆大量购置国外和台港地区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的可能性不大，也不现实。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选择一批内容重要、使用频率高的国外和台港地区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通过购买版权等方式，加以重版发行。

       近年来，上文述及的斯波六郎等编制的《文选索引》和平冈武夫等编制的《唐代研究指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发行，受到中国内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笔者认为，像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编制的《中国随笔索引》，佐伯富编制的《中国随笔杂著索引》、《宋代文集索引》、《元典章索引》(主编)、《资治通鉴索引》、《宋史职官志索引》，矢岛玄亮编制的《中国随笔杂著四十一种索引》、《清朝随笔三十二种索引》、《十三经经名篇名引用书名索引》，高桥清编制的《世说新语索引》、小尾郊一等编制的《玉台新咏索引》，佐久节编制的《汉诗大观索引》，马渊和夫编著的《韵镜校本与广韵索引》，波多野太郎编制的《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综合索引篇》、《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藤田至善编制的《后汉书语汇集成》，小野川秀美编制的《金史语汇集成》，田村实造编制的《元史语汇集成》，大阪市立大学中国研究室编制的《中国白话小说语释索引》，太田辰夫编制的《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合编)、《续资治通鉴长编人名索引》，后滕俊瑞编制的《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诗集传事类索引》，山根幸夫主编的《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东洋文库宋史提要编纂协力委员会编制的《宋人传记索引》，梅原郁编制的《辽金元人传记索引》(合编)、《续资治通鉴长编人名索引》，昌彼得等编制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王德毅等编制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索引丛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制的《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以及郑恒雄编制的《汉学索引总目》等，质量和使用频率都较高，建议中国内地有  关出版社优先予以重版发行，肯定会受到学术界人士的称赞和欢迎。

注释：

① “古籍索引”大体上可分为“古籍原文索引”和“著作分类索引”两大类，本文仅就前者为论述对象。

② 关于中国古籍索引，在一般情况下，日本汉学界使用“索引”一词，英美汉学界使用“引得”(Index)一词，而法国汉学界则使用“通检”(Concordance)一词。

③ 分资料、地图、索引3篇。资料篇收录《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两京新志》等书。索引篇是根据资料篇中的内容，将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分项目表列出来，并注明各书的卷数和页数。

④ 如D.H.Fraser和H.S.Lockhart编制的《左传索引》、Glen W.Baxter编制的《钦定词谱索引》、K.Lo编制的《四部丛刊索引》等。

⑤ 含《抱朴子》、《庄子集释》、《法言义疏》、《东观汉记》、《墨子城守各篇简注》、《潜夫论笺》、《国语》、《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古本竹书纪年辑注》、《墨子间诂》、《列子集释》、《晏子春秋集释》、《管子轻重篇新诠》、《点校四书章句集注》、《新语校注》、《战国策》、《八家后汉书》、《老子校释》等19种子书。

⑥ 参见王戎笙：《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台湾学者运用电脑研究历史的考察报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陈东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