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索引

——一名中国索引学会会员的索引服务经历

王 彦 祥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  102600)

       2003年深秋，在古都南京隆重召开了“中国索引学会第五届年会暨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索引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交流切磋，各抒己见，使我这个索引界的晚辈大开眼界，收获颇丰。在大会上我也简要介绍了自己研究和编纂索引的一点心得体会，没想到竟受到前辈和同仁的赞赏和鼓励，特别是新一届中国索引学会的领导，以及我国索引大师张琪玉先生、王同策先生等，都希望我把十几年来研究和编纂索引所走过的道路、经历的事情写出来。

回到京城，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望着那一本本印有自己编纂过索引的书籍长卷，不禁感慨万千，那些挑灯夜战、埋头苦干的情景仿佛又浮现于眼前。

一

       我之所以能够走上编纂和研究索引的道路，并取得一定成绩，得益于大学时代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专业教育，得益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的前辈学者如肖东发、朱天俊、王锦贵、王万宗、赖茂生、秦铁辉等老师的教育培养，是他们的大师风范、治学态度、研究成果影响和激励了我。记得大学快要毕业时，肖东发老师让我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专业校对与资料索引编纂工作，从而接触到印刷界大师张秀民先生的独家文献，也深深感受到编纂索引在读书治学、编辑出版方面的重要性。

       1986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肖东发教授首先推荐我编纂《中国出版年鉴》中的“出版工作报刊资料索引(1986～1987)”。通过与其他老师密切合作，查阅相关的报纸、期刊，编制和誊写了几千张卡片，最后顺利编纂出一份5万余字的卷内索引，并随《中国出版年鉴》1988卷正式出版。

有了第一次的索引编纂经历，再加上年轻人的一股闯劲，我带领北大分校图书馆的几位同事，按照同样的方法，编纂出了两年的“食品工业报刊资料索引”，分别刊登在《中国食品工业年鉴》1988年卷和1989年卷上。当我拿到印有自己索引成果的年鉴时，心里的确美滋滋的。

       编纂报刊资料索引，是我涉足索引编纂的最初成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编纂这种索引尽管需要查阅大量原始报刊，手工填写索引卡片，但著录和揭示的信息显得比较浅显，编纂技术也相对简单。如何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编纂出有新意的索引，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检索点，成为那时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恰在此一阶段，自己的工作和学术研究有了不小的变动，先是去筹建学校的一个高科技公司，1990年又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业余时间撰写了一些年鉴学、出版学书稿，还编纂了80页的《中国小说书目》(与索引非常相似，附在《中国小说大辞典》之后，作家出版社，1991年出版)。尽管有三年多时间没有编纂索引，但通过思考和学习，自己对于索引的理论发展、索引编纂方法的突破、索引借势出版等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为了适应出版需要，让读者检索方便快捷，让更多的人了解索引、使用索引，我们应当依托编辑出版行业，主动出击去寻找项目，更应当利用索引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把索引的发展方向和编纂索引的突破口想清楚了，付诸行动就不再是什么难事。1993年经肖东发老师介绍，我与《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取得联系，通过双方协商，决定由我为1994年的《中国法律年鉴》编制卷后主题索引。机会需要去争取，更需要自己来珍惜。当1994年7月拿到200万字的年鉴书稿时，以我为主，带上两个年轻的同事作助手，白天顶着酷暑，晚上挑灯夜战，手工制作了5000多张索引卡片，用了10天时间，编纂出近5万字的《中国法律年鉴》卷后索引。当我把誊写好的索引稿交到编辑部时，年鉴编辑们都很感动，一是钦佩我的敬业精神，二是感叹索引的高质量，并希望与我继续合作。

       这种卷后主题索引是服务于本卷图书的，即为检索本卷图书内容而编制。其索引款目并不复杂，一个典型的款目由标引词(索引标目)、限定词(后缀)、页码项(地址出处)三部分组成，如：

周恩来  100a

出版管理  133、235a

安全生产，铁路  520

地方志展览，第二届  22c、219a

       构成索引标目的主题词大致分为单元词、关键词、标题词三类。为了增加卷后主题索引的适用性，我们还把人名、地名、机构名称等那些专有词汇，也列入其中，使得主题词的范围更加宽泛。更恰当地说，这些主题索引标目，是由形形色色的主题概念构成的，其具体编制方法是：

       当拿到做索引的书稿后(通常是出版流程中所指的终校稿或核红稿)，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逐行逐字地进行阅读，发现有需要标引的内容时，通过主题分析，从原稿中抽取一个或多个主题概念；如果没有恰当的主题词，可以自己归纳主题词，例如一段叙述某机构发展历程、人员结构与数量的文字，可以归纳为“历史沿革”、“人员状况”两个主题概念。起初手工编制索引时，要把分析出来的索引词抄录在卡片上，并预先标上拼音或笔画数。当把一部书稿全部标引完，会形成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的索引卡片，为保证质量，还要进行一、两遍反查，即对照索引卡片核对原稿，检查是否有文字和页码错误，发现问题要及时更正。接下来就是对这些核查无误的索引卡片按照既定的索引排序法(如最常用的汉语拼音排序法或笔形笔画排序法)进行排序，大的顺序排出来后，再排同音字或同笔画字，直至把全部索引款目顺序排定，一份索引才初具规模。

       当然，我们不能把成千上万张索引卡片提交给合作单位，需要自己再誊抄一遍索引正文，以形成规范的索引书稿，并给索引写一个200～300字的使用说明。最后需要对照索引卡片，校对二至三遍誊抄好的索引正文，直至符合出版的齐、清、定要求后，送合作单位审读。最后根据合作单位的意见，对索引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后来我把手工编纂主题索引的过程，总结成较为规范的索引编纂流程，并写进了专著，即：

标引——分析主题内容，选取索引词并正确地抽取出来。

制卡——按照规定的格式，将索引词填写在卡片上，并标注具体页码和栏别。

反查——对应卡片上的页码项，回查索引正文，若发现错误及时更正。

排卡——依照排序法的具体规定，将索引卡片一张一张地排出先后次序。

编写使用说明——根据索引编制中的索引法、排序法、款目编排格式、数字与标识含义等情况，撰写该索引的使用说明，并列于索引正文之前。

誊写——按照事先确定的索引格式，将排好次序的索引卡片内容，集中抄写在稿纸上，校对无误后，形成正式的索引文稿。

       在当时国内年鉴很少有索引的情况下，我为《中国法律年鉴》编纂的卷后索引，受到了年鉴界的认可，并由此产生了连锁反应。先是《中国检察年鉴》的负责人通过《中国法律年鉴》找到我，让我也为他们的年鉴编纂从1994年卷开始的卷后索引，以及1988年至1993年的累积索引。1996年以后，我又承接了《中国图书馆年鉴》卷后索引和《北京铁路分局年鉴》卷后索引的编纂任务，并一直连续编纂至今。

      与此同时，《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决定将他们自1987年创刊到1993年的7卷年鉴内容，委托我编纂一个大型的累积索引，并作为课题项目来组织实施。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课题为我以后的索引编纂事业，创造了很好的发展契机。

二

       在编纂年鉴索引过程中，我深感知识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1993～1996年，我在职进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班，系统地学习了年鉴学、情报检索语言、目录学研究等课程。同时，依据自己的索引编纂实践，积极探索创新，与研究生课程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期间完成了30万字的《中国法律年鉴》累积索引和几部卷后索引的编纂，撰写了有一定创见的论文。1994年下半年，我荣幸地经朱天俊先生推荐(时任北大信息管理系副主任、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加入了中国索引学会。

       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主持《中国法律年鉴》累积索引的编纂工作。工作和学习之余，我不断地思考和试验：如何才能把累积索引编出特色，有所创新，既好用又不占篇幅?我曾经用传统的内容分析索引法试编了一些，感觉不理想，特别是索引臃肿、篇幅庞大的问题很难解决。后来经过反复论证，我将索引理论进行了必要的发挥，把多种索引形式揉和在一起，创编出“综合性主题分析索引”，还建立了这种索引的结构模型。概括地讲，综合性主题分析索引就是将累积索引分为篇名、人名、机构、图表和主题5个分索引，之间用大量的参照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了节省篇幅，拓展检索范围，索引中使用标识代码法来反映标目间的参照关系。

       试编成功后，我组建了一个累积索引编纂小组，大家一起合作来编纂这部累积索引。由于是手工编纂，工作量相当大，我们花费了一年多时间，仅索引卡片就用了7万多张，建立参照系统又用去两个多月时间。可谓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终于在1995年的8月，总字数达30万字的《1987～1993中国法律年鉴累积索引》编纂完成。到1996年初，16开本、156页的累积索引单行本正式印行。接着，我撰写了一万字的《综合性主题分析年鉴索引的编制——从创编〈中国法律年鉴〉累积索引——谈一种新索引模式的建立》论文，发表在《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1996年第4期上，次年又在《年鉴信息与研究》第3期上全文转载，该论文还入选了中国索引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我所主编的累积索引获得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科研成果一等奖，这些都标志着累积索引编纂课题取得了成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一位信息资源管理专家曾说过：聪明地工作，而不仅仅是拼命地工作。在编纂索引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要想高效优质地完成索引编纂工作，必须另辟蹊径，苦干加巧干，探索索引编纂的现代化，探索利用计算机来辅助编制各种索引。

       记得从1995年开始，我就尝试着用计算机来辅助进行索引编制了，当时MS Word还没有汉字排序功能，我就使用FoxBase数据库软件进行建库式的排序。依然是人工标引主题词，然后将标引结果按照各个字段的要求录入到FoxBase数据库中，再经过计算机排序、打印，人工校对、修改，文档格式转换等步骤，一份5万字的索引编纂过程，从过去的10天左右，轻松压缩到5～7天。通过几次实践，熟能生巧，1995年以后编纂的索引，我再没有制作一张卡片，而且提高了排序精度，缩短了索引编纂时间。

       MS Word7.0增加了汉字排序功能后，计算机辅助编制索引更加方便快捷，可以直接在文字处理软件中进行索引款目的录入，经过校对、修改，轻点鼠标就能够实现汉语拼音或者是笔画排序。在操纵计算机辅助编纂索引过程中，我切切实实体会到了科技的神奇力量。自此以后，我也非常关注像文字处理软件Word、WPS，数据库软件FoxPro、Access等的汉字排序、抽取和标记索引词等功能，一有新软件或升级软件，我都尽可能地找来试验，以提高编纂索引的效率。我还总结归纳出一套简便易行的“计算机辅助编制索引方法和流程”，并撰写成论文，向人们推荐Word和WPS的辅助编纂索引功能，这里 择要罗列如下：

人工标引索引词利用计算机录入索引款目打印未排序索引文档人工校对索引文档机上修改索引款目自动排序人工合并调整、添加排序标识符号撰写并录入使用说明索引文档提交、打印输出索引文档排版后的内容及格式校对提交索引成品

        不久，我又把这一时期带有开拓创新性索引编纂经历，即从1994年编纂《中国法律年鉴》索引，到初步实现索引的计算机辅助编制等问题，进行了简要回顾，写成一篇经验交流小文章——《年鉴索引  大有可为》，发表在《索引通讯》1996年第1期上。

三

       我十几年来所编纂的索引，绝大部分属于年鉴的卷后索引。由于年鉴具有连续出版的特点，一年出版一卷，要与之长期合作把卷后索引编纂下去，必须依靠过硬的索引质量，还要树立良好的信誉，否则就无法愉快合作。年鉴一般都在下半年出版发行，卷后索引的编纂也集中在7～11月份，因此有时候会出现两、三份索引项目同时到我手上的情况。为了不影响合作单位的印刷出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克服困难，利用上课和工作之余熬夜苦干。

       还记得1997年初秋，《中国法律年鉴》和《北京铁路分局年鉴》的书稿是相差一天送来的，又都希望国庆节前编好发排。那时计算机还没有大面积普及，而为了使用计算机编制索引，我便借了一间中国科学院的办公室，约上两位同道，每天下班后骑车将近一小时赶到那里，然后打开计算机争分夺秒地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离开。就这样几乎是彻夜不眠地干了一星期，把两份索引才“抢”出来。

       由于我一直致力于年鉴学理论和年鉴检索系统的研究，以及肖东发教授的大力推荐，1998年6月中旬，我参加了在山西五台山举办的“全国铁路系统年鉴主编研修班”，作为授课教师，为来自全国各地的90多位年鉴主编、社长讲授了年鉴索引编纂课程，并介绍了自己的编纂经验。授课刚一结束，《北京铁路局年鉴》社社长就和我商定，请我为他们的年鉴编纂卷后索引。

       《北京铁路局年鉴》是全国上百家铁路年鉴中，各项工作都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的年鉴，前几年他们自己编纂的卷后索引，由资深老编辑和北大研究生两个人负责，编纂一份索引要20天左右的时间，还不包括录入排版。但请我编纂1998年卷索引时他们明确提出，索引编纂时间只有一星期，而质量和篇幅必须要超过原来的索引。我接受了挑战。结果是5天之后，我交给他们一份4万多字的、附带电子文档的索引，两相比较，索引量比前几年的多出一倍，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年鉴社的编辑们信服了，并且主动把其他铁路年鉴的索引项目推荐给我，还连续几年邀请我在年鉴培训班上讲授索引编纂课程。

       尽管我只给《北京铁路局年鉴》编纂了3年的卷后索引，但为他们培养出自己的索引编纂人员，使得2001年后年鉴社就能够自己编纂索引了；时至今日我仍然负责为他们主办的培训班授课，传播索引理论和索引编纂技巧，其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间接影响在两、三年内也逐渐显露出来，五台山的那次研修班，听课者都是年鉴的主编、社长，他们认识到索引的重要性，了解了索引的编纂规律，也结识了我这位中国索引学会会员。没有多久，近在北京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年鉴》、《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年鉴》，远在湖北的《中铁第十一工程局年鉴》、黑龙江的《哈尔滨铁路局年鉴》等都前来主动联系，请我给他们编纂年鉴索引。除此之外，编纂志书的铁路单位也找上门来，邀请我编纂志书索引，于是在其后的一、两年里，我又陆续编纂了《铁道部第十一工程局志》、《襄樊铁路分局志》等志书的卷后索引。甚至1999年底创刊的《中国铁道年鉴》，也早已在那此讲课期间约好，等他们年鉴创刊时，请我来编纂索引。

四

       就个人而言，1998～2002年可说是我索引编纂的平稳增长期，索引项目逐渐增多，并形成了一批固定的合作单位。与此同时，在我身边也形成了一支小小的索引编纂队伍，只要稿件一来，先由我带着进行主题标引，后面的录入、校对、排序、反查等工作，他们也能够逐渐承担了。为了壮大索引事业，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我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出击，以争取更多的索引项目。归纳起来，我主要采取了四种策略：

       一是利用年鉴与索引研究优势，扩大影响。大学毕业以来，我一直进行着年鉴学研究，以及索引编纂研究，发表过一些学术成果，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撰写了《综合性主题分析年鉴索引的编制》、《计算机辅助编制年鉴索引》、《利用Office97编制索引的探索》、《年鉴信息的时效性与实用性》、《论年鉴的完备性收藏》、《论年鉴的期刊化管理》、《海峡两岸图书馆年鉴的比较和感想》、《向光盘版迈进的中国年鉴》等专业论文；参编了《实用年鉴学》中的“年鉴索引及其编制”、“年鉴编辑现代化”等章节，《年鉴编辑手册》中的“年鉴检索系统”、“二次文献编写”等章节。将索引编纂研究与一年一卷连续出版的年鉴研究相结合，的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特别是在国内年鉴界，许多朋友都知道我这位横跨两个研究领域的大学老师，加之又是搞出版的，他们有专业问题的时候，经常会与我联系，当然也包括年鉴索引的编纂。正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学术研究方面的优势，我顺利地承接了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央电视台年鉴》、《北京大学年鉴》、《中国图书馆年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年鉴》、《北京铁路分局年鉴》等卷后索引项目。

       二是通过讲学宣传索引，发展潜在用户。从1998年开始，凭借着在年鉴界的影响，以及编纂年鉴索引的优势，我先后为中国年鉴研究会、《年鉴信息与研究》编辑部、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铁道部或北京铁路局等单位组织的培训班、研讨会上多次讲授索引编纂课程。在讲授索引编纂知识过程中，我注意从实际出发，不去搬弄那些艰涩难懂的理论，而是结合编纂实例，讲述索引的具体编纂技巧，进而阐述索引的作用和意义，使还没有编纂索引的年鉴、志书等单位受到启发，也感到没有索引的压力。一旦他们决定编纂索引而自己又没有力量时，就自然想到授课老师，结果往往是双方一拍即合，使潜在的影响，变成真正的合作。像《磁县志》、《中国民族年鉴》、《内蒙古年鉴》、《中国轻工业年鉴》、《北京工业年鉴》等索引项目，都是通过我讲学的途径逐渐形成的。

       三是借助正在合作的年鉴，产生连锁效应。一般合作单位提出的编纂时间、篇幅大小、索引形式等方面的要求，我都怀着真诚的态度愉快接受，把困难留给自己，以期长期合作。至今，由我负责编纂卷后索引的年鉴单位已达到20家。甚至由于我繁重的教学和科研等原因，想解除与某些年鉴编辑部的合作时，几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对。相反地，正在合作的单位或朋友，往往义务地为我作宣传，遇有准备编纂索引的单位或书稿，他们就会主动介绍给我。这种良性的连锁效应，又使我增加了不少索引项目，包括《现代肝脏病学》索引、《中国矿业年鉴》索引、《中国互联网络年鉴》索引、《贵阳铁路分局年鉴》索引等等。

       四是开发“索引之星”软件，以高科技手段赢得项目。自从利用计算机辅助编纂索引以来，编纂效率越来越高，但仍觉得在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突破。利用文字处理软件或数据库软件只能完成录入、排序、打印等流程，而关键性的使用现成排版文稿来抽取索引词，却无能为力。我也尝试着使用Word中的“标记索引词”功能来编纂索引，但只局限于DOC或TXT文档，而并非带书稿页码的文档，因此无法解决自动添加索引页码项的问题。我编纂的绝大部分索引，都是用排版软件处理好、即将印刷出版的正式书稿，所以如何利用通行的计算机排版文件，直接抽取索引词并自动添加页码项，是我决心开发索引编纂软件的初衷。

       经过学习和思考，我首先制订了索引软件开发的技术路线，那就是先从计算机文档格式入手，开发专门的文档转换阅读器。通过对方正书版及方正飞腾等国内通行排版文件的破解，使之能够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专用浏览器内打开和利用。然后再开发索引编纂工具，按照索引要求和一般性流程，来设计软件的各项功能，使之达到索引标目和索引页码项一次性提取生成，并实现自动排序、任意添加修改等功能，从而压缩索引编纂流程，真正达到计算机辅助编纂索引的目的。一个应用软件说起来容易，但开发过程实在是太难了。我曾经通过相关渠道，找到若干文档转换阅读器进行测试，也试验过某科技公司开发的软件，但都感觉不理想，存在着一些致命缺陷，不是排版文件转换有问题，就是索引编纂功能不强，满足不了索引编纂的要求。

       天无绝人这路，恰在此时，一个搞软件开发的年轻朋友王广林愿意与我合作，共同开发索引软件。于是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我们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主要由我提出需求报告和技术规范，王广林负责编程设计和修改完善，到2003年10月，我们自主开发设计的、功能完善的“索引之星”1.0版终于诞生了!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不知开了多少次夜车，更无法统计修改过多少次设计方案，光是用“索引之星”软件来测试编纂的索引，就不下30种，试验数据累计超过了200万字。

      “索引之星”1.0版主要适用于出版过程中的索引编纂。它可以完全还原式地打开S2、S72、S92、PS、PS2、MPS、PDF等格式的电子文档，再通过特有的功能设置，只需操纵鼠标和键盘，就可以把索引词从电子文档中抽取出来，并自动跟随页码项。当索引词抽取完毕，可以导出未排序的索引文档进行校对和修改，然后进行自动排序；也可以直接进行汉语拼音、笔形笔画，或者页码的排序，然后导出正式索引文件。这个索引软件可以编纂复杂的带二级、三级标目的索引，可以自动分析页面栏别，甚至还可以轻松编制卷前目录。我曾经在出版界介绍过该软件，受到了一致好评。当我把这个软件拿到2003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索引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进行演示时，同样引起了同行们的兴趣。囿于篇幅这里对“索引之星”不做具体介绍，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http://www.ccyt.net，去进一步了解“索引之星”的详细情况。

毋庸置疑，有了专用软件作为索引编纂的利器，我的索引编纂工作有如猛虎添翼一般，从效率到质量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原来两、三个人需要一周时间编纂的索引，后来都变成了我一个人独自完成。这样不仅能够承接更多的索引项目，而且那些急活儿也能应对自如，譬如《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索引、《北京工业志·综合卷》索引、《怀化铁路总公司年鉴》索引，都是借助“索引之星”在极短的2～5天内完成的。使用“索引之星”以后，索引的编纂方法和流程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对照前面所述计算机辅助编制索引流程，这里再把简化后的流程提供出来，供读者参考：

       打开“索引之星”并灌入目标文档标引(抽取)索引款目索引文档即时校对、修改索引款目自动排序人工合并调整、添加排序符号粘贴使用说明索引文档排版后的内容及格式校对提交索引成品

五

       进入新世纪的两、三年里，我每年编纂的索引项目都在20个以上，索引书稿字数超过100万字，可谓初具规模。以2003年为例，全年共编纂各类索引21种，索引字数达到117万字，获得的经济效益大约在3万元左右。

不仅编纂主题分析索引，这些年我还编了不少累积索引和专门索引，譬如与《北京工业年鉴》合作，针对该年鉴的特点，编纂了产品、企业、人名索引等等。

       随着索引编纂数量上的初具规模，以及索引软件开发上的突破，我进一步扩大索引工作的外延，根据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与王广林等人合作，策划出版了几种年鉴的电子版光盘，像《中央电视台年鉴》光盘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年鉴》光盘版、《北京铁路分局年鉴》光盘版等。我们编辑出版的电子出版物，主要利用了文档转换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检索技术等，这其中也恰好契合了张琪玉先生的观点——“现代索引就是数据库”。因为基于印刷型文献的电子出版物制作，必须要利用现代索引技术，还要进行数据的建库工作。为了发挥索引在电子出版物中的检索作用，我把自己编纂的印刷型索引也移入其中，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检索途径来使用，通过鼠标点击索引词，就能立即跳转到电子文档的实际位置，这可比一般的目录树好用多了。如果说索引编纂与电子出版相结合是一种发展方向的话，那么我通过自己的实践，进行了新的尝试和创新，拓展了索引功能，使索引在新的媒介上焕发出活力，也为自己创造了崭新的研究领域。

       十几年索引历程，仿佛一瞬间。由我编纂了索引的书籍超过100卷，摞在一起已达到5米高。我承接的索引项目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跨越北京地域，远及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区。我编纂的书稿内容理、工、文、法、农、医各个学科都有，客观上也增长了自己的知识，开拓了视野。被我编纂了索引的年鉴，大多是国家最权威的年鉴，承担着国内外信息传播的重任，而索引使年鉴更加规范，检索利用更加便捷，从中我也分享到了一种满足，一份光荣。反过来，由于索引编纂使用的主题词规范性强，积极地影响了年鉴的编辑业务，使一些年鉴的条目用词变得越来越规范，并获得了年鉴评比的各种奖项。因此，我编纂的索引被年鉴界过誉为达到了“三高”——高起点：直接编纂难度最大的复式结构主题分析索引；高质量：编纂认真负责，索引网罗度高，差错很少，兼为合作单位校对书稿；高效率：一般200万字以下的书稿，5～7天完成卷后索引的编纂，并提供电子文档，直接达到出版要求。

       然而，对于已经取得的索引成绩，自己并不满足，因为还有许多索引工作要做，还有许多索引问题要研究。2001年初我调到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过去一直合作的几个同事由于距离间隔远了，基本上不能再在一起编索引了，我只能形单影只地一个人干。值得欣慰的是，新的学校环境中我又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同时我开始在大学课堂上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索引编纂知识，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上培养索引事业的接班人。我想这样可能更有意义，更能形成有朝气的索引编纂队伍，树立起自己的索引品牌。

       新的一年悄然来临了，2004年也是我大规模编纂索引，并加入中国索引学会的第10个年头。抚今追昔，那些为了索引而度过的日日夜夜令我难忘，那些真心帮助我的老师和朋友如肖东发、刘润辉、焦黎鹰、诸葛平平等值得尊敬，那些合作的同事和朋友更值得感谢，刘东云、孙小满、殷岚、滕军、白学茹、黄伟、宋林、王广林……。因为他们，使得被一些人看作是又苦又累的索引编纂，变成了快乐的回忆。现在我正在筹划几个大型的索引项目，并开始写作一部关于索引学方面的专著——《年鉴索引：从理论到实践》，计划把我的一些索引学习心得和年鉴索引编纂实践写出来，供索引界同仁参考。

       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必须努力实干，牢记着古人的箴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王彦祥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Email:wyx1005@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