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媒体就图书编制索引问题，引发了一场编辑和读者之间的深度对话。虽然这是出版界(无论台湾或大陆)的陈年老问题，但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重新加以审视，还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记得3年前，我应《出版参考》编辑部约稿，写过一篇同样题目的文章，呼吁出版行政部门能作出相关规定，以有效地改变我国书籍缺乏索引的现状，有力地推动我国图书索引事业的发展。我认为，我国出版的图书，尤其是学术著作，大都没有索引，甚至连资料信息密集型的工具书(如年鉴之类)，尽管近年来发展快、品种多，但据粗略统计，至少有一半以上未编索引，这确是很大的缺憾，应当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重视。工具书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其目的是将编著者取得的成果通过图书这种载体公布于世，并为读者所利用。国外正式出版的图书，一般都附有内容索引，有的还细分为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地名索引、关键词索引等。没有索引的著作很难出版，即使出版也少有人问津；一部工具书缺乏索引更是不可想象的事。道理很明白，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索引使无序奔流的文献纳入优化控制的轨道，充分发挥了对有价值信息的宣传作用，对情报的传递作用，对各学科、各行业的渗透作用，对时间的节约作用，等等。难怪一位美国政治家和律师叫宾尼(HoraceBinney)的就说过：“一本好的书籍，假使没有一个好的索引，要失掉它一半的价值。”当然，这里所说的图书主要是指学术著作和工具书，至于一些篇幅不多的通俗著作和儿童读物之类，自然不在其列，也无必要编制索引。这一点我是同意陈颖青先生所说“该编的就编，不该编的也没必要强编；索引是需要付代价的，不是多多益善的免费午餐。”(台湾《中国图书商报》2003年8月29日，陈颖青《干嘛不编索引?》)但他主编的《蒙娜丽莎五百年》一书，把注释、索引等脱离原书放在网络上让读者需要时自行下载，看似节约成本，各取所需，其实给读者带来不便，这种“调和”并不可取。还有据说他曾大胆预测，网络世界如此发达，18世纪才出现的索引，并不是书本的必要部分，而是书的历史演变，迟早会从实体书的书页中消失。(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8月31日，《你需要注释、索引、参考书目吗?――(编辑与读者展开一场网上辩论》)这一观点本人也未敢苟同。从目录、索引到数据库，形式不同，实质无异。说明索引正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实在是无可置疑的。

    多年来，我国国内曾有不少专家和学者撰写文章呼吁重视索引；我国唯一的索引专业学术社团――中国索引学会早在1991年成立伊始也曾给出版行政部门写过专门报告，后又建议中国图书评奖委员会将索引作为衡量参加评奖图书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不仅如此，为了解决我国图书缺乏索引的问题，我会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大力呼吁学术界和出版界重视图书索引的编制工作，一方面积极鼓励各地会员从事自动化编制索引的研制，并且在计算机辅助标引及索引编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短短几年中，我会已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培训班、研讨会20余次，如1998年10月，就曾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召开“全国新闻数据库和报纸文献索引研讨会”；1999年5月，又举办“年鉴索引编纂研修班”，10月份还在大连举办了索引工作国际研讨会，还与美、英、加、日、澳大利亚等国索引家建立联系，这些对推动我国索引事业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起了些积极的作用，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会的能力和影响是有限的，仅有呼吁和宣传而无一定的措施，很难有效地改变我国书籍缺乏索引的现状。为此，我们在呼吁出版行政部门作出相关规定促进图书索引编制的同时，更希望海峡两岸的图书信息界同仁加强沟通和交流，共同为推动我国索引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葛永庆 中国索引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