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摘 本文回顾了《古今图书集成索引》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的艰苦历程，从中探索了几个带理论性的问题：1.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2.电子版索引是现代化的索引；3.不同的电子版索引有各自的特点，又可以相互补充；4.索引工作必须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5.索引工作者应增强信心，提高素质，与时俱进。
关键词 古今图书集成索引 印刷版 电子版 索引数据库
从1984年开始，我们投入到《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制工作中，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取得了多项阶段性的成果，如今还在为电子版的升级版紧张地工作着。这里拟对实际工作作简要的回顾，重点对有关的理论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1 《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索引的价值
清代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全书1万卷，1.6亿字，为《新不列颠百科全书》的5倍多。该书分门别类收集了从上古到明末清初的古文献资料。举凡天文地理、经书史册、人伦世事、典章制度乃至禽虫草木、琴棋书画、医论药方、百工技艺，囊括尽至，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它还注重从方志、笔记中搜寻前人所忽略的文献资料，如科技史料、地方文献、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信息。问世近300年来，一直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亲自为之编制英文索引，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以该书为主要参考书。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撰写《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地理专家张正�辑录《中国交通史料汇编》，都大量引用了它的特有资料。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该书第一版，即武英殿铜活字本，是雍正皇帝不惜重金专门为印刷该书而下令浇铸一批铜活字，只印了64套，代表当时最高的印刷水平。后来这批铜活字失散了，因而该版成了罕有的文物。
由于该书卷帙浩繁，光目录就有40卷，加上它按古人的观念来分类，立名目，今人查阅起来深感不便，有必要替它编制索引。外国学者对此反应很快，本世纪初俄国、英国、日本纷纷替它编成多种索引，而国内行动迟缓，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编出一些，但多为局部的，难免有偏缺之憾。［1］著名学者钱亚新、张舜徽等多次呼吁尽快组织人力编制全面的、高质量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
2 编制索引的回顾
2.1 油印本阶段
1984年我们用“土法上马”的办法创业。首先，对《古今图书集成》一书进行全面的摸底，逐部逐卷地清点，加以编号。发现全书应是6117部，而旧说(据原书的凡例)少算了8部。同时，对类书的关键问题一一分类进行深入的探讨，发现该书分类的突出特点是“经纬交织”。其经线分类分为6个汇编、32个典、6117部。纬线分类，在每部中分列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10项(无则缺之)。这一发现得到胡道静等专家的赞赏，也为编制索引奠定了基础。很快就编出了三大本油印本，共80万字。向全国省级和高校图书馆征订。钱亚新先生收到当天就回信，说他60年前的夙愿得以实现了，主动提出“乐以为序”。不少图书馆来信希望能早日正式出版。
2.2 印刷版阶段
不久，中华书局和巴蜀书社准备联合翻印中华书局1932年版的线装本，计划在正文后面附索引。我们得知，急忙驰书争取编制索引的任务，后来了解到有好几家在竞争。由于我所的油印本构思全面、编排细致、刻印清晰，最后被确定在此基础上扩编。
从1985年到1988年，我们组织了8位教职员以及二三十名研究生、本科生，夜以继日地苦干，平日的课余、节假日都在加班加点。用手工办法，先后抄录了22万张卡片，每张卡片都要经过标引、抄录、注码、排卡、打码等工序，每道工序都要反复核实。该版特地安排在南宁市内用照相排版，我们负责培训工人学会繁体字，包起全部校核以及挖改任务。往返于学校与印刷厂之间，风雨无阻，足足忙了两年半，终于完成了275万字的编印任务。
该版索引正式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先后有16位专家写了评介，给予好评。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工具书教程》中用了4000多字的篇幅作详尽的讲解、推荐。［2］在中国索引学会汇编的《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鲁海、陈东辉、计儒森的3篇论文从不同角度给予高度评价。［3］广西教委专门组织胡道静、张舜徽、赵国璋、朱天俊、林焕标等知名专家进行通讯鉴定，结论是：“本项科技成果卓越地完成了内容繁重、规模宏大、结构繁复的《古今图书集成》的多角度、多功能的索引工作，使这部中外闻名、有广泛使用价值的中国古典文献百科全书从此具备了应付各种要求进行迅捷有效的检索系统，大大加强这部巨型百科全书的使用效率，对文化学术的研究工作起到重大的助手作用。在索引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索引寻绎出原书结构上经纬交错的特点，分别从经线上编出部名索引、类别索引，从纬线上编出图表索引、人物传记索引，纲举目张，有条不紊。使全书中的人、事、物都能一检即获，显示出杰出的设计能力，富有创造意义。在世界汉学索引工作中达到了先进的水平。”因此，先后荣获国家教委人文科学二等奖、广西社科一等奖、中国索引学会特等奖等多项大奖。
2.3 电子版阶段
1988年印刷版的照排件交付出版社之后，我们马上转入电子版的制作。开头仅仅是利用计算机作为辅助工具，编出艺文索引和部分典的引书索引。跟出版社联系用印刷本形式出版，可是被一再拖延。我们并未因此泄气，仍然坚持编下去。不满足于把计算机作为编制印刷本索引的辅助工具，而设法直接制作索引数据库。光是采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就升级了好几次，不断追赶电子技术的新发展。
经过10年的苦苦追求和耐心等待，终于在1998年盼来了出头的日子。广西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经过多方论证，终于下决心出版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把80多万页的原书用电子扫描、数字压缩技术存入27块光盘中，保持其古色古香的文物原貌，另有一块索引光盘。我们负责编制索引数据库，计有36个库，37万条记录，共1200万字。信息资料更为全面，检索渠道更为广泛，查询速度更为快捷。
这一选题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九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和建国50周年重点献礼项目。我们组织了校内外18人的老中青、高中初档、多种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队伍。还发动了70多名研究生、本科生，接纳了16名来校实习的职高生，后来留下4名继续参加。经过上百人的大会战，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完成了索引数据库的编制任务。当年赶工的情景，正如有位教师说的：“别说喘口气，就是生病也没时间啊!”
1999年国庆前夕，该电子版终于问世。在年底的中国索引学会年会上展示，受到与会者的称赞，认为在检索速度、多功能、多渠道方面大大超过了印刷版。专家们也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古籍整理与现代科技的成功结合”［4］，“(电子版)古籍索引的一个范例”［5］。先后有新华社、《中国新闻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书目》、《出版广角》等10多家报刊作了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还特地把它作为古今合璧的新成果加以珍藏，发给收藏证书。
照说经过16年的艰苦奋斗，可以结束这一马拉松式的科研工作了。但是，我们并未停下脚步，就此罢休。在赞扬声中主动找差距，认为该版仍有不足之处。由于赶着献礼，来不及把引书索引数据库收进去。引书索引数据库的记录达50多万条，是已出版记录的一倍多。另外，为了适应大陆用户的需要，应该增加输入简化字可以查找繁体字原文的功能。再有，从电子出版物的角度来说，有个不断升级提高的问题，从1.0版升到2.0版、3.0版，不断完善。因此，我们又转入制作2.0版，估计近一两年内可以完工。
3 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探讨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断遇到一些难题。这些难题大多与理论问题有关。只有在理论上提高了认识，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树立了新的理念，才能加快前进的步伐。因此，我们认为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3.1 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所在的单位是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里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近20年来我们之所以坚持不懈地从事这项工作，就是因为始终认为索引工作是一项学术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艰苦而光荣的工作，值得把它作为一项大事业来做。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们的行动，使我们在盛行下海弄潮、升官发财的风气中仍然坚守岗位，矢志不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作过理论研讨，论文的题目就是《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6］。这里简述如下：
3.1.1 索引工作是科研的基础工程
科研工作有许多工序，其中共通的有两项，都是带基础性质的。一是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做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水平。如今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要是逐本专著、逐篇论文去查阅的话，费时费力，又易漏易错，必须充分利用索引去查阅。二是收集素材、数据，深入了解研究对象。这在自然科学来说，主要靠实验。对社会科学而言，除了社会调查，主要靠书面分析，尤其是带“古”、“史”字号的学科，要侧重于对古籍、史料的书面分析。这种素材的收集工作，就得靠索引来进行。
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先去编索引，才搞科研。科研工作需要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但总得有人去编制索引。既然索引工作是科研的前期工作，而且在科研过程中都要反复使用到索引这一有效工具，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索引工作是科研的基础工程。
3.1.2 索引工作是对文献进行再加工，属于再创造
从目录学角度来看，索引与书目、提要、文摘、综述等都属于二次文献。编制二次文献并非简单的抄写摘录，各自有特定的要求，不可等闲视之。它们之间既有分工的不同，又有二次文献的共同性质。即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原文献的内容，使之充分地或集中地显露出来，帮助读者迅速地、全面地掌握。它们也能起到古人所强调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这种再加工的过程，也就是再创造的过程，应视为科研工作。
同样，从情报信息学角度来看，索引工作也应该看作科研工作。在当今信息社会，信息量急剧增长，索引作为信息的载体，更进一步发挥其高效率的作用。要充分掌握信息，就必须充分利用索引。索引成了信息学的组成部分，索引工作也就具有科研的性质。
3.1.3 索引工作带探索的性质，往往会有新的发现
10年前我们广西会员在祝贺中国索引学会成立的电文中，拟了一副对联：“索书山之秘库，引学海之航船。”如果说下联仅仅是说引航，引导读者读书治学，指出索引具有应用的性质；那么上联则是讲索秘，进行探索奥秘，表明索引又具有科研的性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索秘的基础上才能引航，而索秘的目的又是为了引航。索引一身兼而有之，此乃其特质，亦为索引工作者之重任也。
潘树广先生在《古籍索引概论》中指出：“编写古籍索引，能在学术上有新的发现。”“为一定范围的古籍编制索引，必然要对这些古籍进行系统的钻研和梳理，然后予以科学的编排。这样，隐蔽的问题被提示出来了，看似互不关联的问题被联系起来考虑了。通过归纳、比较、辨析，会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同样，在编制别的索引当中，也会发现原著的妙处或错漏。
3.1.4 索引工作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不断推进
科研工作有个发展的过程，从低到高，从草创到成熟，从单一到复合、交叉。索引工作也是这样。从类型来说，传统的索引是单一的，如字词索引、人名索引、篇目索引等，后来出现主题词索引，科学性大大提高了，成为热门。新近又产生了属性索引、提要索引、文摘索引，成为复合型索引。从对象来说，过去多是文献索引，现代生活则要求给非文献资料编索引，如产品索引、库存索引、用户索引等。特别是采用计算机作为工具编制索引，使索引工作有了新的飞跃。这些就需要多种学科的配合，共同探索。
正如张琪玉先生在《古籍索引的一个范例》中指出：“索引工作本身实在也是一项学术工作。以《古今图书集成》电子版索引数据库的编制为例，运用了版本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文献学、索引学、数据库技术等诸多专业知识，才能臻于完善。索引工作决非只是抄抄写写、编排编排的简单劳动。”［7］
3.2 电子版索引是现代化的索引
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作过深入的论证［8］。这里只从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实际工作中谈谈自己的认识。
编制索引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我们经历了传统手工作业、现代化计算机操作两大过程，油印本和印刷版用的是手工方式，使我们尝够了个中艰辛。传统手工作业有标引、抄卡、注码、排卡以及打码、反复校核等多道工序。
首先是标引，在原书上标出准备收录的条目以及注文。这就要通读原书。《古今图书集成》有1万卷，约共1.6亿字。当然不可能逐字阅读，但至少每一页要瞄上一两眼，有的还要按行来细看。中华书局1934年版是把原版9面合并作1页来影印，也有97673页。原书一面9行，总共约790万行。为了弄清是否应列为条目，有时光瞄一两眼还不行，需要斟酌一番。这样所用的时间和脑汁就够多的了。
其次是抄卡，用人工抄录到特制的卡片上，内容不仅有条目，还有注文、册码、页码、块码(即原版的一面)等。油印本的卡片不算太多，1万多张，我们亲自动手抄录。而印刷版的卡片达22万张，不能不找人来抄。但抄手必须熟悉繁体字、异体字，能把旧字形改写成新字形(因为大陆的印刷厂已经取消旧字形的铜模)。
还要注码，给每一条目的头两三个字注上四角号码。四角号码又有新旧之分，在取角和附号上往往容易弄混。这道工序的工作量也不小，而且容易出错。
接着要排卡，把卡片按四角号码顺序排列。我们最初是把四角号码按两位数排1次，分2次排，然后再排附号。在乒乓球桌上铺上一张画有100格的大纸，然后沿着桌边按码分派，走来走去，一下弯腰，一下站直。半天下来，累得要死。后来改用每位数排1次，连附号共5次，20多万张卡片，一共要排上100多万次，同样耗时费力。
在排卡前后需要给卡片打码。排卡前打流水码(按原书页码的先后)，排卡后打顺序码(按四角号码的先后)，用的是手工打码机，要打上40多万次。
为了保证质量不出错，每道工序都要反复校核。一个人校核还不行，需要多人交叉校核。在关键环节上，还采取专人校核专项的办法，如一人专校字形，一人专校四角号码，一人专校出处，一人专校体例。处处设卡，道道把关，这样才能减少差错，但是还不能保证绝对没错。
采用计算机编制索引，就省去不少工序和繁重的简单劳动。比方抄卡可以改用扫描录入，即把原文用扫描仪录进计算机，先作为图像保存，再用OCR系统转化为文本文件，然后加标引，按标引建立起索引数据库。或者用人工录入，也比抄卡快捷、方便，可直接建成索引数据库。注码、排卡、打码等工序则完全可以省去。
至于反复校核，即每道工序的多次校核，可以合并成1次。扫描录入的校核，只须放在把图像转成文本文件这一道关口上。人工录入的校核，则放在建成的索引数据库上。校核的复查工作也比人工便捷，不必搞一校、二校、三校以至七八校这样重复的劳动，只消2人或3人分别精心校核，然后让计算机自动对比校核的结果，就能迅速显示出各人漏校、校错的情况。从心理学来说，同一个人反复校核同一份文稿，容易产生疲劳、厌倦。有好几位作家说过，校对自己的小说排印稿，校多了，烦躁起来，恨不得把校稿撕烂。与其让作者自己反复校对，不如找两三位专业校对在计算机上分别校对，再让计算机对比，出错率就会大大减少。索引的校对也是如此。
再从索引的使用来讲，油印本、印刷版只能按条目的字头，用单一的方式检索(或四角号码、或汉语拼音、或笔画检字)，而电子版不仅可以按条目的字头检索，还可以按条目中任何字、词检索，而且不限于条目字段，其他字段也可以检索。例如书名索引，油印本、印刷版只能查书名，不能查作者。要查作者，必须重新按作者排列，另编作者索引。电子版则只需建一个索引数据库，含有书名、作者以及相关字段，均可检索，不必分别另编索引。电子版的检索也不限于某一检索法，只要计算机挂有的汉字编码法(如全拼、双拼、五笔型、郑码、区位码等)，都可以使用。
3.3 不同的电子版索引有各自的特点，又可以相互补充
电子版的索引方式又有不同的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全文检索，二是利用索引数据库检索。
全文检索是计算机本身具有的功能，只要是文本文件，就能通过计算机对字、词或关键词语进行检索和统计，还可以利用词语的匹配(如作者加书名)进行模糊检索。它的优点，一是不需要进行加工，二是检全率高，三是出错率低，可以说是零。缺点是检准率低，提供了无用的信息甚至是信息垃圾。也无法归类，不能把相关的信息放在一起。另外，只能在文本文件上进行，在页面图像上无法使用。
索引数据库则是对原文进行加工，提取有效的信息建立起索引数据库，大大提高了检准率，剔除了无用信息、信息垃圾。但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失误，出错率不能保证为零。建立索引数据库的方式有二：一是由计算机自动生成，二是由人工进行制作。计算机自动生成索引数据库，是利用词表(或滚动型的词表)让计算机自动在文本文件上标引，然后建立起索引数据库。这种方式迅速快捷，但字段少，提供信息的面不够广。人工制作索引数据库，又有两种。一是用人工在文本文件上标引，再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索引数据库。二是用人工录入，直接建立索引数据库。它们各有所长。前者比较省力，后者费力；前者字段不可能太多，后者字段可任意增多；前者只能用于文本文件，后者还可用于页面图像。
我们认为以上各种类型和方式，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不足，应视索引的对象、用户以及编制条件来选取，不能认为某一类型和方式绝对优秀，某一类型和方式绝对不行，宜相互补充。
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它是古代的大型类书，已经把大量繁杂的古代文献资料分类排列。替它编索引的目的，一是为了把各类资料的信息进一步挖掘出来，二是为了把其大量的信息资源迅速地调集出来，更方便查阅，三是为了沟通古今，使今天的读者、用户能很好地利用这份古代文献。《古今图书集成》经过多次再版(清朝就有3个版本，上世纪又有3个版本)。印刷版在不少图书馆都有收藏，拥有一批读者。对于这批读者，电子版也应予以照顾。再从我们的编制条件来看，不可能投入太多的资金，只能把原书逐页扫描制成电子版，还无法转换成文本文件。因为采用扫描转成文本文件，需要特大型的字库和高档的OCR软件，我们无力购置。把图像转成文本文件不可能100%正确无误。即使能达到99%的准确率，对于1.6亿字来说，1%的错漏就达160万字，这可是个大窟窿。因此必须人工干预，进行精心校核。这么大量的校核需要耗费的人力财力，我们承担不了。
在以上种种条件制约下，我们只能选择给图像版编制多字段的主题词索引数据库。它的特点是适应类书的实际，在原书分类的基础上建立各种主题词索引数据库，这些索引数据库有多个字段，能充分地挖掘原书的信息资料。例如人物传记索引数据库，有人名、字号、籍贯、朝代、校注、所引用书名、所在汇编名、所在典名、所在部名、出处(含册次、页码、块码、行码)等字段。
编制这样的索引数据库只能是人工标引，人工输入。较之在文本文件上的全文检索或自动标引生成的索引数据库要麻烦得多，但它比全文检索的检准率高，比自动标引的信息量广而多。还有一个作用，由于该索引数据库还注出条目在1934年中华书局线装本和1985～1988年中华书局和巴蜀书社联合出版的精装本的出处，因此也可以跟印刷版原书配套使用。这样它具有多种优势。我们反复衡量，认为值得下大气力去编制，而且编了1.0版还不算，又与时俱进，赶着编2.0版，增收条目(光引书就达50多万条)，提高功效。再苦再累也要编下去，现已完成过半。
从互联网上得知台湾东吴大学与台北故宫博物馆合作制作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他们有足够的资金、人力，制成文本文件，可作全文检索和自动标引。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特点，相得益彰，亦不失为海峡两岸共同繁荣传统文化的幸事。
3.4 索引工作必须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
索引工作特别是编制大型的索引，是费时耗力的，不宜“撞车”、“塞车”。
从全局来看，要统筹安排，避免重复制作。若是同一选题，应有所分工，各具特色。即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既然台湾制作文本文件，可作全文检索和自动标引，我们就没必要再重复去做。而我们编制的多字段主题词索引数据库是难以用计算机自动标引的。首先是字段多，有的达17个，自动标引无法实现。其次《古今图书集成》是类书，资料取自群书，体例、行文往往不一，计算机难以认知。而且《古今图书集成》本身的体例也不完全统一，有的是忠实原文的照录，有的都是文摘式的选录，还有不少错漏。以引书为例，单是所引用书名的格式就不一致，有的在书名前面加“按”字，有所标志；有的低两格，又是一种格式；有的没有任何标志或格式。有的用全称，有的用简称；有的加作者，有的不加。加的话，作者和书名的界限又往往不清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标引书名大多要靠人工仔细识别，计算机无法自动标引。
从具体某一索引的编制来说，属于大型索引的项目，都有个全面组织、分工合作的问题。首先是物色人才，建立起一支老中青、高中初档、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队伍。既要有熟悉文献学、目录学的索引专业人员，又要有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专门人才，还要有尽可能多的各方面学科的人才(我们就吸收了方言学、训诂学、中医文献学、渔业水产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要有高中初档次的人员。高级人员切忌挂名，而应实实在在承担职责。除了筹划决策、解答疑难、审阅定稿，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训中、初级人员。中级人员既要能独立工作，又能带徒弟，负责实际工作。初级人员也要有高度责任感，在高、中级人员的指导、帮助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并逐步提高水平。至于老中青结合，不仅在精力、经验上互补，而且涉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其次是分工包干，协同攻关。集体项目要力避一窝蜂、乱哄哄地瞎忙，或者吃大锅饭，你懒我更懒。一定要明确分工，能划出来的小单元，一两个人干得了的，就让一两个人去干，不必搞大兵团作战。大的单元也要按工序分工，尽可能分细一些，分头包干。分工时要规定质量的要求、数量的指标、完成的时限，把任务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使每一个成员都明白自己要干什么，该怎么干，要达到什么要求以及如何达到这些要求。对于技术难关，要群策群力，商议解决。不同学科之间要多沟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在协商中，充分发扬民主。不论职称高低，谁说的对，就照谁的主意办。已经讨论通过的办法，经过实践证明行不通，可以再行商讨，推倒重来，大家也没怨言。
3.5 索引工作者应增强信心，提高素质，与时俱进
如上所述，索引工作是一项科学性很强而且艰苦繁重的工作。作为索引工作者，需要付出许多脑汁和汗水，需要有献身精神，把索引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可惜的是，长期以来索引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史学博士生导师黄永年教授指出：“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认为做索引不需要学问，看不起做索引的人。这种错误认识应该彻底纠正。”［9］又如索引行家许逸民先生说的：“眼高者不屑为，手低者不能为，用之者固称方便，而编者之苦衷非尽人皆知也。”［10］这道出了实情。
要改变这一状况，我们认为必须争取高才者的指导甚至参与其事，低能者不妨通过这一实际锻炼去提高自己，也能够逐步转化为高才者，成为索引的行家。既然用之者皆称善，编者的个人得失、个中苦衷也不必多去计较。关键主要在于有没有事业心，是否愿意为这一无私利可图而有功于众的事业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
索引工作者要使别人看得起自己的工作，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工作，要认识到索引工作是学术研究工作，是艰巨而光荣的事业，坚定信念，提高自信心；其次要做出成绩来，编出像样的、高质量的索引，使人们觉得方便使用，对社会有作用。
时代在不断发展，索引事业也不断进步。从传统索引到机编索引，从单一型索引到复合型索引，索引的面貌起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索引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业务水平，跟上科技浪潮的新发展。特别是要学习计算机技术，掌握索引数据库。
在编制索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技术难关。面对这些难关，要有思想准备，要清醒认识到科研是一种探索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即使是设计的思路很清楚，也还会遇到事先预料不到的难题。这就要有攻关的勇气，要树立“失败是成功之母”的信念。一次攻关不成，败退下来，不宜气馁。要总结教训，调整方案，重新发起进攻。两次、三次……直至成功为止。
虽然我们有过近20年编制索引的经验，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比起先进的单位还有差距。我们愿借此机会向大家学习，共同努力，繁荣我国的索引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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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天俊、李国新.中文工具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320～325、328～329
3 葛永庆主编.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索引研究论丛).中国索引学会，1994：5、89、171～172
4 梁 文.古籍与现代科技的成功结合――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索引.出版广角，2000(5)：71
5、7 张琪玉.古籍索引的一个范例――介绍《古今图书集成》电子版的索引数据库.图书馆杂志，2000(5)：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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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葛永庆主编.索引工作自动化(索引研究论丛).中国索引学会，1994
9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45
10 引自许逸民1986年4月2日致林仲湘的信
林仲湘 广西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李 龙 广西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