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索引学会顾问、文献学家、教育部文献检索课教学指导小组成员、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潘树广教授因病于2003年8月2日逝世。现转载其《索引话旧》一文，以纪念。

    加强索引及其他参考工具书的研究与编纂，大力普及文献检索的知识，是关系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惜，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出版界、读书界都不够重视。有索引的书很少，关心索引、乐意编纂索引的更不多。前些年，我曾拜访过我国第一部索引法专书的作者钱亚新老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颇有感慨地说：“索引这个问题，我已经呼吁了整整50年了”，“我现在要提第一条意见，就是希望把教材中提到的书名、人名编成索引附在书后”。北京图书馆杨殿珣老先生也说：“各门学科的深入研究，必需依靠专科目录和索引，不然，就要从头作起，事倍功半。”年岁稍轻的一辈，现在也逐渐认识到索引的需要并大声呼吁了。《读书》1979年11期刊登的宋宁一篇短文说：

    “建议今后出版的一切学术著作都附上索引……从整个社会来讲，书后附有索引是节省人力的措施。”

    但是，要进一步推动索引的研究、编纂与印刷，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技术力量问题、纸张经费问题……有些出版印刷部门，热衷于印“畅销小说”或其他“热门”书，对于一些重要的索引与学术资料却不感兴趣，认为这些东西排版麻烦、印数有限、无利可图。

    我们在这里着重回顾20世纪20至40年代我国对索引的研究和编纂，看看前人在那时艰苦的条件下如何对待这种读书工具。解放以后各方面的条件远远胜过过去，文化学术日臻繁荣，自应更加重视索引，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如今人们恐怕很少注意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曾有过“索引运动”。然而，这个运动是确实存在的，也是值得纪念的。

    “索引运动”这一提法，始于万国鼎先生。万氏系江苏武进人，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金陵大学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等职，1928年，他在《索引与序列》一文中，一方面指出我国索引工作与欧美的差距，另一方面又盛赞清代章学诚、汪辉祖等人是索引研究的“先觉”，并且欣喜地指出，目前索引工作已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盖中国索引运动，已在萌芽矣。他日成绩，惟视吾人如何努力耳”。

    “五四”以来，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化的思潮猛烈地冲击着知识界。许多知识分子痛感陈旧落后的治学方法束缚着科学文化的发展，纷纷要求改革，要求进步。当时的所谓“索引运动”，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实际上是大力提倡科学的读书方法，探寻提高学习和研究效率的途径。

    20年代的“索引运动”究竟有哪些成绩呢?根据有关资料，可以从3个方面作一概括介绍：

1 各类索引相继问世

    如杜定友在其所著《学校教育指导法》(中华书局1925年版)一书之末，附以索引，这是现代中文书籍中最早附有“书后索引”的。不久，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陈乃乾编的著者索引，深受欢迎。杂志方面，《教育论文索引》、《国学论文索引》等，是我国早期的专题论文索引。杜定友主编的《时报索引》(1925年)，则是我国现代最早的报纸索引。

    值得一提的，还有蔡廷错在1921年为老子《道德经》而编的《老解老》一书。它是《道德经》的“一字索引”。

2 理论研究的活跃

    欧美、日本的索引法对中国的索引编制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如何制订与中国典籍和汉字特点相适应的索引法，就成了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1925年，《史地学报》发表了何炳松的《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其中说：“吾国旧日之硕学通儒，号称‘腹笥’。聪明者一目十行，资钝者再三环诵。毕生尽力，所得几何。而在不学者观之，已如天上神仙，不可企及。实则所谓腹笥，即系无形之索引。所异者，一书纸上，一记脑中耳。今若将吾国载籍，编成索引，则凡百学子，皆可予取予求。有裨探寻，岂止事半功倍。”何氏又指出，《四库全书》虽将图书分为四部，每部又分为若干类，看似“若网在纲，探求已便”，但这样还不能代替索引，因为“经中有史，史中有经，子集有史有经”。这实际上是从学科之间交叉渗透的角度，来阐述编制索引的必要性。

    1926年，林语堂在《语丝》76期发表了《图书索引之新法》，提出按韵母编制书目、人名索引的新方案。接着，刘复(半农)在《语丝》78期发表了给袁同礼的信，指出林语堂的索引新法不够简便，提出一个新方案。袁同礼在回信中，又直率地指出刘复的索引法的弱点。这是当时索引研究气氛活跃的一个生动事例。

3 有关组织的建立和索引课程的开设

    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对索引的编制曾起过组织与促进作用。例如王重民编《国学论文索引》，“中途辍业，颇为可惜”，中华图书馆协会便委托北海图书馆继续其事，终于编竣。1929年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组织了专门讨论索引检字的小组，大会还通过万国鼎、李小缘提出的《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

    1928年秋，万国鼎讲授“索引与序列”课程，这在国内尚属初次，颇受学术界注目。

    30年代初，索引研究的专书《索引和索引法》和《引得说》先后出版。

    《索引和索引法》系钱亚新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这部著作对索引和索引法的定义以及索引的功用、种类、编纂法作了详细的介绍，文笔生动，思路细密。杜定友热情指出，此书“是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著作，我希望阅者，不要等闲视之”。1937年，钱亚新又发表了《中国索引论著汇编初稿》，为1936年以前的索引编纂与研究作了一番总结性的工作。

    《引得说》系洪业著，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2年版，分“何谓引得”、“中国字庋”和“引得编纂法”三大部分。洪业等发明的“中国字庋”检字法，实践证明难以推广，但他们制订的编纂索引的一整套步骤、手续，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索引，有《最近杂志要目索引》、《心理学论文索引》、《文学论文索引》、《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等。《最近杂志要目索引》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一种按期出版的综合性杂志索引，1930年创刊(附于上海《人文》杂志之后)。古籍方面，王重民、杨殿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商务印书馆的《佩文韵府索引》、《十通索引》等，是著名的大型索引。杨殿珣的《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则是我国现代第一部有关石刻资料的索引巨制。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和中法汉学研究所编纂的古籍索引，达70余种，为研究古典文献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这个时期的索引工作，有以下显著特点：

    (1) 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结合得较好。如钱亚新一面从事于索引的理论研究，写出有影响的专书和单篇论文，一面亲自动手，编出《太平御览索引》等索引。又如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的《引得说》可说是一次理论总结，也是他们1932年以后的工作的指南。

    (2) 埋头苦干，讲究实效。例如叶圣陶任编辑时，深感查核“十三经”之不便，遂与其母、妻、内姑母等一起编《十三经索引》。叶圣陶回忆道：

    “寒夜一灯，指僵若失，夏炎罢扇，汗湿衣衫，顾皆为之弗倦。友人戏谓此家庭手工业也。”

    但这“家庭手工业”效率不低，一部1700余页的索引，一年半就完成了。又如施廷镛主编的《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篇幅颇为可观(子目4万余)，体例也较严密，得到朱自清的赞扬。但这样一部大书，五六个人用7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再如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只有10几名工作人员，但在头10年里(1930-1940)，就编了50种索引。

    (3) 目录学家、语言学家共同关心索引工作。这时有好几位目录学家，扩大了传统的目录学的研究范围，把现代索引法作为目录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行研究。如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内有《丛书之源流类别及其编索引法》一篇，强调索引是“治学者不可少之要籍”，发表了自拟的《丛书书目索引略例》。又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亦有多处论及索引问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区的图书馆工作者在编制索引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1940年，延安中山图书馆为了配合当时关于宪政问题的研究，编印了《宪政论文选集》、《宪政论文索引》等。以后又出版了每月全国报纸杂志论著索引(定期刊物)。

    (原载《读书》，1982年6期，潘树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