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林语堂 索引学 中国
林语堂先生是国际文坛名人，不仅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同时是我国近代索引学领域的开拓者。
“索引”有“通检”之称，亦谓备检，成为治学与获取信息的检索工具。我国古代虽无“索引”之名，但某些古籍则有索引的功能。有人认为唐代《元和姓纂》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姓名索引；宋代《群书备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群书篇目索引；明代《两汉书姓名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专书姓名索引；至清朝编纂了不少有关古书的索引，如《史姓韵编》、《历代纪元韵编》、《说文通检》等等。而“索引”一词乃外来语，英文称“INDEX”，日本人译称“索引”，林语堂先生引进了这个名词，成为我国引进“索引”语称的第一人，他结合当时我国汉字检索法加以改革创新，于1917年3月写就“创设汉字索引制议”一文，发表于同年10月《科学》杂志第3卷第10期(上海科学社出版)。林语堂先生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时在北京清华学校教英文不久。他在文中指明：“百年以还，欧洲学术可云浩博，然部勒区分一检即得者，则索引之制之所赐也。”“近世学术演进，索引之用愈多，西人治事，几于无时无处不用索引以省时而便事。”“索引宗旨原在便检索。”大力宣扬索引的功能作用，从此开了探究索引的先河。可他遂后又将上文加以简化改写题名：“汉字索引制说明”于1917年12月3日完稿，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发表。文章阐明创设新法的目的与优点。他认为“汉字索引制者，检字之一新法也。旧有字书，因仍不改者二百有余年；而检法迂缓，隶部纷如，不适今用。当此普及教育之世，检字必有一简便捷速之新法。使学者尽知字典之用，而后自修有道，且检字不至於费时也。”该法主张汉字索引以首笔检字，得首笔28种，母笔19种。具有8个方面的优点：(1)一见可知字之首笔；(2) 有一定的位置；(3) 易记；(4) 明白了当绝无疑义；(5) 有一定逻辑之位置；(6) 适用於短篇人物之表；(7) 小学学生及普通人民皆易通晓；(8)检字速度可提高3-5倍等。
由于林语堂先生提出的索引新法具有科学性，则博得当时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著名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等先生的肯定，给予分别撰序作跋。序称该法“乃以西文字母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划，而有《汉字索引》之创制。”“明白简易，遂与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跋曰：“林君之‘汉字索引制’，其法即是如此，观此说明书，知其立法简易，用意周到”，“玄同常谓字典分部亟宜改良，今见林君此作，深喜海内研究此事者今已有人。”(均见《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期)大家知道《康熙字典》是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重要官书之一。在我国字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沿用两百余年之久，可林语堂先生所提出的索引新法正是针对《康熙字典》存在的弊病而故，充分表现其创新胆略与精神，同时他以时代的眼光审视，将运用索引新法改革文字也看成为一场文学革命，视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撰写“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一文，发表于《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文中指明：“要为白话文学设一个象西文论理细慎精深，长段推究，高格的标准。”“这才尽我们改革新国文的义务。”
林语堂先生于1920年出国留学，1923年夏回国后仍继续研究汉字索引法。1924年写就《汉字号码索引法》，1925年提出《汉字末笔索引法》。他还扩大研究至图书索引领域，曾写就“图书索引之一新法”发表于1926年3月《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创刊号。该法以新韵法作为图书索引，内容包括说明、例言、新韵、索引图例和重编新韵《疑年录》等四个部分，并有“新韵建议”、“新韵例言”和“新韵杂话”等三个附录。他认为“以韵母分类办法很好，我们素来韵书所以不适用，是守古之弊，非分韵母法自身的毛病。”“倘是我们依韵母为依据，而韵母排列以韦得拼法为准，”“倘是韵母的次序自然，自亦不难强记。”并指明：“汉字索引问题约可分为二端，一为普遍索引问题，图书索引即包括此内，一为字典检字排字问题，专限于字典上的应用。”等等。此可谓林语堂先生对索引概念与类别的广义阐述。
林语堂先生一系列索引新法的提出，不断受到同行的关注与好评。在学术界图书馆界产生深远的影响。1925年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时还设置了“索引委员会”。林语堂先生被推为该委员会主任。胡适、王云五先生等为书记员。遂后以“索引”题名的有关著文不断地涌现。如何炳松先生的“拟编中国旧索引例议”发表于1925年10月《史地学报》第3卷第8期；万国鼎先生的“索引和序列”发表于1928年9月《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3期；钱亚新先生的“杂志和索引”发表于1929年5月《文华图书科季刊》第1卷第2期等等。王云五先生在其《号码检字法》一文中写道：“林语堂氏研究部首不下十年，初时就首笔着手，将笔法分为五母笔及二十八子笔。此法特殊处：在察看首笔代计算笔划，检查上确较旧法便捷。近年林君另研究末笔，实际上进步不少。”(见1925年《东方杂志》第22卷第12期)。而在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有的图书馆还介绍使用林语堂创设新法的情况。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曾以“引得”代替旧译“索引”，但人们还是习惯运用林语堂先生引进的“索引”名词。对引得编纂处使用的《中国字庋撷》检索法，有人曾幽默的提及：“其法……定复笔受林语堂‘汉字索引制’的暗示，……”(见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刊物1981年第2期，查良森“燕人‘引得’述评”一文)。林语堂先生于1966年6月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后，虽以中文写作为主，而他仍不忘索引法的研究与实践。他曾编纂了《红楼梦人名索引》(逝世后由台湾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同时还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主编《当代汉英词典》(1972年出版)，这也是他汉字索引法最后、最大规模的实践，增添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索引之学研究与编纂实践也得到很大进展。改革开放后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作为新兴学科加以探索，并于1991年12月成立中国索引学会，成为全国性索引专业学术团体。在索引事业走向自动化的今天，追述索引事业发展的进程，我们将永远记住林语堂先生对我国索引事业所作出的业绩与贡献。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1933.5初版
2 黄恩祝.应用索引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2
3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2)，1925.8
4 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6
朱立文 厦门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刘淑玮 厦门思明区小学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