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摘 本文重点介绍俄罗斯理论目录学的代表人物科尔舒诺夫教授、俄罗斯理论目录学的一些概念和思想，涉及俄罗斯理论目录学界的学者和著作及其不同观点和看法等，使我们了解俄罗斯同行对理论目录学研究概况和深度，引发我们对于现代理论目录学架构的深层次探讨。
关键词 俄罗斯目录学 目录学理论
教育学博士奥列格・巴甫洛维奇・科尔舒诺夫(ОлегПавловичКоршунов)教授是俄罗斯目录学界的权威和代表人物，担任莫斯科国立文化大学目录学教研室主任，曾发表大量论文，出版个人专著，主编教科书，主持科研项目，向世界展示俄罗斯目录学的丰富内容和理论功底。
科尔舒诺夫教授认为，相当数量的普通图书目录学的基本理论，有关“目录学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的这一概念特质的各种理论，差异很大，它们之间无法统一，也无法和平共处，这可谓俄罗斯现代图书目录学的一大特点。
1. 长期以来，图书目录学被看作是关于图书的科学，被当成图书学的叙述部分，这与历史最初的图书学概念是一致的。巴尔苏克(А.И.Барсук)就是始终坚持这一观点的突出代表之一。在他的《图书学学科体系中的图书编目学》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巴尔苏克深入研究了现代“新图书学”的不同观点：即图书目录学作为科学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从图书编目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图书目录的科学。图书业是图书目录学的元系统，而编目的对象是图书(文字记录或印刷品)，图书编目学将属于图书学系统，而不归在图书目录学内。
2. 文献目录学概念在历史上是图书学概念的直接延伸和发展。在此概念范围内，作为发展中的图书目录学实践经验总结、概括和结果，对于图书编目客体对象的认识扩展到了“文献”的概念，也就是指人类在任何物质环境下记录的旨在保存、推广和利用的任何社会信息，由此构成与图书目录学元系统相适应的文献交流系统，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性的、复杂的庞大文献交流系统。这一概念下的图书目录学包括图书目录科学和实践等内容，把图书目录学实践活动和图书编目合在一个系统中。图书目录学作为文献信息活动的一部分，在文献交流系统中，尽可能采集和反映图书目录的信息。
3. 斯利亚德聂娃(Н.А.Сляднева)在有充分根据的前提下，详细分析加以论证后提出了历史性的图书目录学表意文字或信息学的新概念，并撰写了专著《人类活动领域的系统中的图书目录学》。其基本观点是：图书编目的客体是任何信息的客体，有文献类型(如各种出版物)，还有非文献的，甚至于知识片段、事实、思想、思维、感觉、预感等。整个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是图书目录学的元系统，图书目录学本身则被认为是和统计学、数学等相类似的，渗透整个人类社会的强有力的方法论科学。
这些概念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令人想起了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套娃”，后面的一个总是作为前面一个的一部分包含在其中。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三个概念都是论述图书目录学的呢?这也引出了一个复杂的术语问题。如果根据“图书目录学”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仅在图书学概念范围内运用是无懈可击的，也就是此时的“图书目录学”才显示了历史最初的自身含义。第二个概念实际上已经不是论述图书目录学了，而是论述文献目录学。但应注意，在这两种情况下，图书编目专家面对的是同类客体，因为图书也是文献。两种概念讲的编目客体都是文献，区别仅在于，第一种概念是指文献的某一类，第二种则指任何文献。在此基础上可以确定，在文献目录学概念范围内采用传统图书目录学的术语，即习惯性术语“图书目录学”及其派生词是完全合理的。要整个领域向新的术语转换(甚至是必须的)，就要克服历史存在的传统的束缚和影响，经过长期锤炼，而这很难实现。
所以“值得去费力吗?”的这个问题问得很恰当，完全有必要一提。第三种关于“表意文字”的概念远远超出了文献交流系统，它们不曾也不会成为图书目录学论述的客体，换言之，它所讲的不是图书目录学，确切地说，不只是图书目录学。“表意文字”也称为“意识文献”，其隐含于“文献目录学”这一概念的内容，可属于文献学，而“意识”和图书目录学无任何关系。科尔舒诺夫教授认为，促使斯利亚得聂娃形成这一概念有两个原因：第一，试图促进图书目录学作为职业活动，在全球信息化条件下，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第二，作为文艺作品方面的专业文献目录学代表人物的斯利亚德聂娃对在专业知识和图书目录学的交界处产生的“信息综合现象和边缘形态”发生困扰。
图书目录信息不是以信息源中的图书目录成分存在，而是以独立的形态并存，例如图书目录参考资料。进而由附在书后的图书目录学信息产生了“仿射”图书目录学的复杂概念，产生了如：百科全书、指南、摘要杂志、推荐书目著作等现代的整体或综合的形式。［朵泊雷尼娜(Н.Е.Добрынина)的专著《推荐―即传授知识/书目学世界》有详尽的论述。］在这类来源中的图书目录信息局限于一定范围内，其等级程度和形式是不同的，这正是一切复杂性之所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如附在书后的图书目录。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又不那么清楚，常常很难确定，哪儿是图书目录信息的结束，哪儿又是非图书目录信息的开始。这在全国性或全球性的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尤其明显，如：全俄图书馆信息计算机网络系统(libnet)和因特网(internet)。为了弄清并阐明在这些系统中是图书目录学的而不是硬归入图书目录学的这些问题，就需要图书目录学自身强大而坚实的理论。在俄罗斯图书目录科学中，很早就运用了内容和范畴极其复杂的、广泛而重要的知识和文化，成为以根据作者思想意图建立形成的普通目录学概念的基础。
作为构成人类文化的最普遍形式，图书目录学具有明显的参与性，很多俄罗斯的图书目录学家认为这就是图书目录学的最初本质，因为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很难找到不具备这一性质的社会客体。撇开历史，当今则要数沃赫雷舍娃(М.Г.Вохрышева)，其著作《文化系统中的图书目录学》是关于图书目录学的文化学概念发展至今最完善的体现或代表。这一文化学概念的基本内容是：图书编目的客体是文化珍品，图书目录学的元系统是文化，以书目方式保证了文献类文化珍品一代又一代的保存和传播，图书目录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如同和文化的关系一样，图书目录学同知识的直接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对于某些图书目录学家依此把图书目录学的本质理解为社会现象的本质，也就不足为奇了。图书目录学“知识”等级领域的先驱者祖博夫(Ю.С.Зубов)，其论文集《现代苏联图书目录学的理论方法问题》中《知识浓缩密集的图书目录学体系》一文清晰明确反映了他对图书目录学和知识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观点。这篇文章在当时来说拥有大量新颖的观念，但究竟什么是“浓缩密集的知识”，论证不充分。而在图书目录学的描述中究竟什么知识被浓缩，不能把纯粹从文献中转移到图书目录著录款目(作者、标题、版权记录等)的综合当作知识的浓缩，对此没有深入明确的阐发。福克耶夫(В.А.Фокеев)是90年代认知学，即图书目录学的“知识”概念的代表人物。他的专著《图书目录学知识的本质》所包括材料的广泛性、对主题研究的合理性和深度、及论证的多样性是祖博夫的“小文章”不可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福克耶夫理论著作的规模令人印象深刻，但他的某些观点却让人不敢苟同，作品中有些不明确、矛盾的、有争议的细节。什韦佐娃-伏特加(Г.Н.Швецова-Водка)《图书目录学和知识：相互关系的细节》谈到这些问题。
还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概念，例如：关于图书目录中罗列事实的概念、对图书目录学以社会经济本质为基础的认识、图书目录学属于精神生产领域等观点，在众多作者中首推索科洛夫(А.В.Соколов)，详见他的著作《书目信息即事实性信息的变体/苏联图书目录学》和《精神产品范畴的图书目录学》。后来索科洛夫还建议以“交流”的概念代替“信息”的概念，显然两者在内容上不一致，不能以一个替换另一个。科尔舒诺夫本人所著的《信息：虚构还是事实?/图书目录学》和莫尔干施特尔恩(И.Г.Моргенштрн)的《一切依旧―书目信息》都谈到这一问题。
科尔舒诺夫在结束对现代理论图书目录学概念多样性的评述时，特别强调：所有提到或没提到的概念，它们符合逻辑规律，各自都是以图书目录学的实际及不同方面或特点为根据，相互之间是不矛盾的，在图书目录学范围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对此现代图书目录学家是不可忽视的。建立的一连串概念都批评文献学的概念，几乎成了一个特点，尽管在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理由。认真清楚地了解文化学和认识论(认知学)就会发现，文化学中的图书编目对象是文化的有价值的文献，在认知学概念看来则是文献性的知识，两者的编目客体都是文献，这说明文化学的书目学和认知学的书目学与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知识内涵一起，在文献交流系统中同时发挥各自的作用。由此看来，在这一关系中，除上述两种概念外，还有文献学的概念。斯利亚德聂娃的概念有一半是文献学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观点或概念孰好孰差，而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在哪些方面互补，形成一个怎样的整体。
库恩(Т.Кун)关于模式和科学革命的理论渗透到科学知识的许多领域。图书目录学家们也没有袖手旁观，一个接一个地在历史和现代的俄罗斯图书目录学中挖掘、寻找其范式，却不大注意科学革命的问题，而这正是库恩理论主要部分和中心思想。模式仅是变革之间的过度状态或中间状态。克拉比尤克(В.Т.Клапиюк)提出两个模式：1.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的经验主义模式；2. 来源于文献学的理论模式；未来的第三种模式将取决于图书目录学普遍理论的研究。他著有《现代图书目录学模式及其前景/图书馆图书目录科学和实践的理论方法问题》论及这些问题。福克耶夫提出图书目录学的第三种模式即信息补充和辅助意识形态的科学图书学模式，还明确面临的第四种模式和具有统治地位的认识论观点(认知学概念)相结合。在其《危机还是兴盛?/苏联图书目录学》一书中有详尽论述。表意文字赞同这一新模式。塔拉索夫(М.А.Тарасов)就前面提过的斯利亚德聂娃的专著撰写了《图书目录学》一书，其中以“从未来模式的观点出发”为标题的章节谈到这个问题。
科尔舒诺夫认为：根据理论图书目录学当前的水平，依模式和科学变革理论分析俄罗斯图书目录学的历史和现状不大合适，原则上是值得怀疑的。“模式”的定义即：模式是科学发展中因连续的科学变革而产生的稳定阶段，被科学群体承认占据统治地位，其概念是公认的，具有坚实的原则性和理论性的特点。而图书目录学不符合这些条件，其任何概念都没有得到公认，要说占统治地位也很勉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同意别斯帕洛夫(З.К.Беспалов)对图书目录学的见解：现在还没有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形成图书目录学的世界观的言论，还不存在用科学的观点分析图书目录学当前水平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评价理论图书目录学现状和未来前景时，要慎用和图书目录学目前还不适合的那些标准，正是这些标准适合于一般的科学领域，与模式和科学变革的概念有关。
俄罗斯的图书目录学家们都急于建立自己的图书目录学，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复杂的科学研究上，不断出现概念和模式，可整体上并没有显著成果。不是不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对科学发展来说，不同见解、立场的冲突和热烈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坏就坏在仅仅是为了多样性而多样性。而俄罗斯图书目录学界应利用全球信息化的进程和新世纪到来的大好形势和契机，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不要再各唱各的调，建立起统一现代理论图书目录学。这是俄罗斯图书目录学界和专家们的共识和心声。
刘青芬 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教授
蔡 丽 上海图书馆馆员
